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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父母和自己的影子，她有着我父亲的智慧，我母亲的机智和我的坚强。她也非常喜欢政治，常常说将来长大了要当阿富汗总统。真的很庆幸，她根本没有所谓的“可怜的女孩”的形象。
舒拉出生几个星期之后，我有了个兼职的机会，是去一家小孤儿院做管理。我不打算那么快就去工作，但哈米德在生病，我们需要钱。我把莎哈扎德留给她父亲照顾，把舒拉用围巾绑在身上。她会安静地躺在我怀里吃奶，在蒙面长袍底下藏得好好的。开会时我也这样带着她，人们根本看不出来她在场。她从来不抱怨，也很少发出吵闹声。我猜她一定是觉得能活着就很不错了，能这么紧紧地躺在妈妈的怀里更是舒服。我就这样带着她工作了5个月，直到她的体重开始变得太沉。我想，时至今日她那么有安全感，那么自信，也许跟我那几个月的养育方式有关。
舒拉和莎哈扎德渐渐长大，而哈米德却日渐衰弱。他的身体一日不如一日，以往英俊的脸也渐渐变黑，就像涂了一层半透明的黑色，眼里充满血丝，咳嗽个不停，现在还开始咯血了。
舒拉三个月大时，一家援助机构邀请我参加一支省级医疗调查队。这就意味着我要加入一支由护士、医生和后勤人员组成的60人的队伍，穿越十来个偏远地区，调查当地人民的医疗和营养需求。这是一次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此类社区外展服务是我当年梦想成为医生时梦寐以求的工作。尽管刚生完孩子，还有一个病重的丈夫，但我还是答应了下来。哈米德理解我，支持我去。
我差点儿去不成。对任何人而言，这都是一次极具考验的行程，更别说像我这样带着一个那么小的婴儿的母亲。一路上，很难找到干净的水和像样的洗涤设施，我们还要走过偏远的、人迹罕至的山间小道。这次行程的目的是调查伊斯玛仪派信徒社区——这些人都属于什叶派，是伊斯兰教第二大教派。在阿富汗，这些信徒主要居住在塔吉克斯坦边境。我们还会前往瓦罕走廊，在地图上，那是一块手指状的地方，连接着阿富汗和中国。那是19世纪大博弈时期，俄国和大英帝国争夺中亚控制权的产物，是英国狮和俄国熊军事竞争的缓冲地带。
尽管我心存犹豫，但其实很明白，如果不去，将会令我抱憾终身。好机会永远不会在最恰当的时刻来临，这就是生活的现实，而我认为自己能在调查中真正起到作用。
车队起程后，我不禁想起了小时候母亲的年度旅行。每一次，她都要把父亲的奶牛赶到牧场放牧。她骄傲地骑在马背上，穿着蒙面长袍，带上仆人，驴，马，圆满完成例行放牧之旅。我还记得，那时我骑在马背上，在她的前面，面对巨大的群山，觉得自己显得异常渺小，但又觉得自己仿佛举足轻重。走在崎岖的山路上做调查，当年的感觉不禁涌上我的心头，只不过，这一次马背上是我跟怀里的婴儿。这次行程将改变我的生活。我们拜访了该地区最偏远的一些地方这些地方也许我这辈子永远不可能再去，正是亲眼目睹了这里的极端贫穷，我的政治觉醒渐渐明晰了起来——我要以此为业，改变他们的命运。
我们的调查是在1月份开始的。天气异常寒冷，当地的人们用动物刚排出的粪便给熟睡的婴儿保暖。他们最大的担心是孩子们被活活冻死，殊不知，粪便很容易造成疾病或感染，可见他们根本没有卫生观念。孩子们都是光着脚丫子在雪地里走来走去的，大多数人患有营养不良症。
到了夜间，我们就在村落领袖的家里吃饭过夜。领袖家的房子往往是村里最大的，一般会有自来水和蹲坑。所谓的蹲坑也就是在地上挖个又大又深的洞当厕所，这与我小时候居住的房子没什么差别，虽然调查队里的西方医生看了很诧异，可我却是如此熟悉。但是，除了村落领袖之外，村民们的生活贫穷水平是我从来未曾见的，即使在小时候也没见到过。我们经常看到一整户人挤在一座单间的房子里，一个角落住着牲畜，另一个角落是厕所。我所说的厕所还不是指马桶，而仅仅是个角落，大便堆得老高，孩子们在周围爬来爬去。这样的场景是相当骇人的。我试着向这些家庭的家长解释如此差劲的卫生条件所潜在的危险，但是，在安全距离之外挖一个厕所，或许这样的厕所可以挽救孩子们的性命，但不是这帮没受过教育的村民所能接受的，他们觉得这样降低了自己的身份。
我于是尝试另外一种方式：“难道你不觉得你的穆斯林妻子在方便时应该保持她应有的尊严吗？”悲哀的是，女人在起居室角落里方便或在屋外大庭广众之下方便的不雅远远不如男人的尊严重要，而男人所谓的不体面不过是给妻子建造一个卫生设施，保护她的隐私。看到这类事情终于让我明白了为什么巴达赫尚省是世界上婴儿死亡率和产妇死亡率最高的地区。
达尔瓦兹是最贫穷的地区之一。那里的妇女告诉我说，凌晨4点钟她们就得冒着大雪出去喂家畜。有时候，积雪有一米多深，没有人给她们帮忙。回家后，她们还要在明火上烤面包，给全家人做饭。这样的生活远远不止是枯燥乏味的家务活，这分明就是繁重的体力活。男人也很辛苦，早上6点就下地，不到天黑不回家，为的就是在夏天多种点粮食，好维持家人和家畜冬天里的口粮。这些活生生的例子让我想到边缘人穷苦到了怎样的地步。看到他们遭遇的痛苦，我猛然醒悟：自己是谁，从哪里来，我的职业该如何定位。
我们还去过一个叫喀喇喷赤的地方，是一个伊斯玛仪派信徒社区。我们被邀请到当地领袖的家中吃饭过夜。我与他素不相识，但他却和我一见如故，让我有点尴尬。等他道出过分热情的原因之后，我的同事们都笑了。原来他认识我父亲。后来，我们坐下来畅聊。他讲起了我父亲的故事，称他工作努力，富有奉献精神，竭尽所能帮助穷人。他微笑着跟我说：“库菲小姐，见到您有如见到了您父亲。”这是第一次有人将我跟父亲相提并论，我自豪得红了脸。坐在那里，我被老人、医生，以及其他想来和我说话的村民团团围住。我仿佛乘着时光隧道，回到了过去——那时，母亲掌管着整个厨房，仆人和哥哥们站成一排，将热腾腾的米饭和菜肴传递到父亲会见客人的那个神秘的房间里。童年的我是多么渴望能到那个房间里瞧一瞧啊，想看看里面的情况，听听大家的讨论。
那一刻，我意识到神秘的面纱终于揭开了，父亲的那些神秘会议其实就像我刚才与大家的会面一样。那些客人应该也就是援助工人、医生、工程师、当地长老，他们在里面边吃边谈。有多少个夜晚，父亲就这么坐着，跟大家吃饭，讨论造福人民的发展计划和工程？母亲为这些客人做了多少顿类似的饭菜？那一晚，我几乎没怎么听进去他们的谈话，而是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中，为自己终于了解了父亲生命中如此重要的一部分而暗自激动不已。
第二天早上我们离开的时候，那人送了我一头绵羊给舒拉当礼物。瓦罕绵羊身材短小肥胖，肉质鲜嫩，非常有名。与我同行的其他阿富汗人羡慕极了，便揶揄他说：“我们的绵羊呢？为什么你偏偏只给库菲小姐一人呢？”男人笑了笑说：“这是给库菲小姐父亲的礼物。有他的女儿和外孙女光临寒舍，又看到他女儿也像他一样为人民谋福祉，实属本人荣幸。”听到这番话，我真的非常骄傲。
我们又走访了好几个区，又碰到了许多认识我父亲的乡亲，这使我更加了解我家的政治地位。我只是被雇来当医疗调查队的翻译，算不上高级职位，但人们一听到我的名字就以为是代表父亲的，以为库菲家族回到巴达赫尚省的社区里搞竞选动员了。
村民出来找我亲自谈话，提出问题让我帮助解决。我向他们解释，调查队不是我组织的，我只不过是个低级的辅助角色罢了。但他们的热情不减，依旧跟我聊一些与调查毫不相干的话题，什么工资问题、土地争端啦，等等。这真的让我有点胆怯，一下子不知如何应对是好，但也使我更加清晰地看到了人生的目的，强化了我投身政治的决心和归属感。就在彼时彼地，在父亲的政治遗产和母亲的个人价值观的影响下，看着怀里的婴儿，我下定决心想要成为一名政治家。我甚至认为“想要”还不恰当，应该是我“必须”成为政治家，我就是为这个角色而生的。
调查总共花了6个星期。莎哈扎德才18个月大，不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