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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一样辛苦，在地里从早忙到黑，即便如此，她们依然被剥夺了财产权。假如她们的丈夫死去，房子的继承人是男性亲戚而不是妻子。在我看来，这是毫无道理的。
我了解这里的妇女，也非常崇拜她们。我现在的生活与她们的完全不同。我穿着最新的时尚衣服，有电脑可用，而她们双手肮脏，从来没读过书。可是，我也是在她们这样的生活方式下长大的，我母亲的生活就是如此，所以我能理解她们日常生活中的磨难，也就多了几分尊重，从来没有以傲慢的姿态自居。我也知道，在西方国家，许多人认为她们默默无闻，是阿富汗无名的受害者，可我却不这么认为。事实上，她们是自豪、坚强、聪明、机智的女性。
让选民，尤其是年纪大一些的选民，信服我的观点相对来说更难。在另一个村庄，我要在一个清真寺内做演讲。清真寺是这个地方最大的建筑，也是唯一能够容纳大批人群的场所。那次演讲差点儿没成，因为一些老人不准我进寺。我只好坐在车内，当地支持我竞选的男男女女还为这事讨论不休，最终他们还是同意我进去。演讲开始时，因为紧张，我忘了说“奉真主安拉的名”，这是个很傻的错误。我以为听众一定会对我不客气，但讲着讲着，我发现后排的几个老人竟然在哭。他们满脸皱纹，头发花白，戴着头巾，穿着传统的长条外套，两行眼泪从脸颊上流了下来。演讲完了之后，他们说认识我父亲，听了我的演讲后勾起了他们对我父亲的回忆，当年他的演讲中也充满激情和诚恳。听他们这么说，我都快感动得哭了。
出门竞选演讲，我不穿蒙面长袍，以便用眼神对着观众，好与他们交流。但我确保穿着当地的衣服，得体保守。上身穿长长的蓬松外衣，下身穿宽松裤子。当年，我6岁的哥哥就是在这种衣服的庇护下逃过了杀手们的追杀。
随着竞选活动的深入，我的支持率也越来越高。在一个极端偏僻的名为朱尔姆区，我抵达的时候，发现有70多辆汽车在等候，选民无论年老长幼，手里都挥舞着阿富汗旗帜和我的竞选海报，看了真令我激动。这不是我特别熟悉的选区，也不是我父亲曾经代表的区域，但他们也支持我，因为他们是真的在乎这次选举。他们对民主进程怀有浓厚的兴趣，想通过选举当地的领袖来表达自己的心声。
批评人士常常指责美国把民主强加给阿富汗，认为在这么个表面上落后的国家推进民主进程毫无意义。对此我强烈反对。美国确实支持阿富汗推行民主，但根本不是强迫。阿富汗本身就有几百年的民主传统，无论是在社区领袖的选举方面还是传统的长老在社区理事会内实行的地方问题投票制度，都可以看成是民主的体现。选举国家总统只不过是在这两个基础之上的进一步延伸。我深信，我所遇到的那些人，无论是文盲还是贫穷人，都想抓住这么一个能够带来变革的机会。如果能够安全地选举自己的领袖，并且有这样的机会，谁不想去选呢？开车绕着全省跑，看到海报和照片上的我在盯着自己，心里顿觉怪异。海报上有我的面孔，被贴到了汽车上，商店橱窗里，民众的家中。我开始感觉到一阵不安。如果我令这些人失望了怎么办？如果我失去了他们对我的信任怎么办？如果我没做到，也没提供他们迫切需要的服务怎么办？到了夜里，我深陷自我怀疑的痛苦中，担心自己即使这次赢了，但以后的几次选举失去了选民的信任怎么办？我不能失去这些选民的信任：男选民面露诚实友善，女选民用起茧的双手握着我的手说，我的奋斗就是她们的奋斗。
人们喜欢我仅仅是因为他们需要有个人来帮助他们，但是，能不能实现又是另外一回事；跟他们说清楚，我并不会变魔术，也不能立刻使他们变富又是另外一回事。一名妇女问我是否可以向她保证，让她在喀布尔有免费的房子住，她真的以为我有这个本事。我只好向她解释说，这不是议员的工作，至少不贪腐的议员是办不到的。
在接下来的竞选中，我越来越激动。早上4点天就亮了，我也开始了一天的工作。大多数日子里，我不过午夜不上床。每天的电话多达200多个，有问我问题的，有主动提出当志愿者的，我的整个竞选的势头正猛。
我记得有一名男子曾给我打电话。他说，在他家里，无论是妻子还是母亲，都没有选票，因为他不允许她们选举，但这些女人一致劝他选我。他不了解我，也不知道我代表谁，于是就打电话来问。他是个很传统的人，尽管不允许妻子参加选举，但对她的意见很尊重，还不厌其烦地打电话来了解妻子喜欢的候选人的情况。他让我想起了父亲的某些特质。跟这名男子通话到最后，他许诺说到时一定选我，我希望以后他能允许他的妻子也参加选举。
而有些电话纯粹是恐吓。我曾经接到过好几个男子的电话，他们与我完全陌生，却骂我是妓女，就因为我参加了竞选。有些人干脆就在电话里对我大声尖叫，让我回家，把政坛留给男人。还有一些说我是坏穆斯林，应该受到惩罚。我不想被这些电话破坏心情，但是，伤心在所难免。
在一个镇上，我们拜访了母亲的几个姐妹们的家。小时候我非常喜欢去这些姨母家。记得姨母们个个都很迷人，尤其是其中一个，脸上总是化了妆。她们的房子那时候又热闹又温暖，姨母们对我是又抱又亲，身上散发着香水味。如今房子一片死寂，只住了两个幸存的老太太。和她们俩一起住的是几个孩子和失去亲人的亲戚。寡妇和孤儿住在一起，看着都让人心碎。
有个名叫纳吉布拉的小男孩，约摸9岁，令我印象特别深刻。他有一双深褐色眼睛，甚是可爱，跟我哥哥穆基姆的眼睛很像。我问他是谁，后来得知是我母亲最喜欢的哥哥的孙子——那哥哥就是曾经得知我父亲打我母亲，骑马找上门来，准备带我母亲回娘家的那个。在战争中，他们全家人全部遇难，只留下这个名叫纳吉布拉的小男孩。我不能把他留在这么一间悲伤的小屋内，于是把他带回来跟我住。如今，他已经长大，成了一名青少年，和莎哈扎德、舒拉、我一起住在喀布尔。他现在还在上学，成绩优异，跟女儿们相处得很融洽，在家里是我的好帮手。
选举开始前36小时我还有两个区没去。这是两个方向相反的地方，每个地方都要5小时的车程。按照选举规则，竞选活动必须在投票开始前24小时停止。我不知道如何是好，但最终两个区都去了。在其中的一个区里，我发现，领导当地竞选运动的是里扎公公，即沙赫纳兹（我父亲的第7个，也是最后一个妻子）的父亲，又是我同父异母的兄弟恩内亚特的母亲。此后的几年中，里扎公公始终如一地支持我，帮助我。战争中，老人失去了大部分的孩子，包括沙赫纳兹。这时，他年岁已高，但依然神采奕奕，还坚持跟着我们到处走动。我们在他家里吃饭过夜，这又是一个证明我们大家族系统强大的鲜活例子。
我最害怕去也最想去的区还是老家库夫。自从四岁起我就没再回去过。最后一次是那天母亲抱着我和几个姐妹，因为遭到枪手的追杀，被迫沿着河岸逃命。一踏上这片故土，恐惧和失落感顿时从心底再次泛起。车子在险峻的道路上颠簸，经过我父亲当年被游击队员杀害的高原时，一股悲痛朝我袭来。这是我家庭诞生的地方，也是被毁灭的场所。
到达村里的时候，我几乎无法呼吸。车子在主干道上开着，弯弯曲曲，我一口气来到了老屋。当年，父亲就是在这条道上带领迎亲的队伍娶了那么多妻子的。战争带来的满目疮痍清晰可见。小时候我们玩耍的水井如今快枯干了，曾经，清冽的泉水汩汩流淌，如今只剩下一滴滴浑水；我母亲当年引以为豪的花园和果园如今已是灰尘满地。当时，花园里一年四季，颜色变幻无穷：春天，满园绿色；夏天，长满粉红色浆果和花朵；秋天，又大又红的南瓜和胡椒分外抢眼；冬天可以收获褐色坚果和紫色蔬菜。如今，这一切都不见了，唯有枯树上的几个枝杈戳向天空，就像被扭曲了的骷髅。
呼利大宅还屹立着，勉强没有倒下。整个西厢房，包括客房，都已经被毁。院子中央的大梨树只剩个树桩，那是战争时期被一枚火箭弹击中导致的后果。这棵树承载了太多太多的故事。我淘气时，为了躲避母亲的责备，躲到了这棵树上；父亲曾经在这里藏过武器；我姐姐和嫂子也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