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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宿舍以后，我把这事跟牛玉文说了，牛玉文苦笑了一声：“他在公安局还不知道是怎么说的呢。”
我摸着头皮问：“难道他还能连我也牵扯进去？”
牛玉文笑得很暧昧：“他那种人你还不清楚？想想‘滚’厂长的事儿你不就明白了？”
一想到那件事情，我的脑子突然晕了，半晌说不出一句话来。
我跟李俊海结拜了以后，他在厂里更加肆无忌惮了，连走路的姿势都改了，以前像老鼠，现在像螃蟹。李俊海他爹去世以后，他就很少回家了，吃住都在厂里，几乎天天喝酒，喝了酒就满厂区出溜着找事儿。那位让我捅了的大哥自从出院以后就老实了，整天无精打采地闲逛。我总觉得对不起他，经常喊他到宿舍里来玩儿，他喜欢喝酒，我就召集宿舍的兄弟们凑钱给他买，他很高兴，喝醉了就搂着我的脖子喊“远哥”。年前厂里发年货，我刚把分到的东西送回家，这位大哥就苦丧着脸来找我：“远哥，海哥到底怎么了？他把我的年货拿走了，还让我把这个月的工资给他。”
我把眉头皱成了一座小山，让他在车间等我，直接就去了李俊海他们车间。
李俊海正在车间里烤火，我上去就给了他一脚：“把东西给人家送回去。”
他不听，硬着脖子拿眼瞪我，我说：“你不听是吧？咱们一刀两断。”
他好象一直在犹豫，直到我走到了车间门口，他才狼嗥般喊了一声：“听你的！”
其实当时我踢他那一脚，自己心里也不是滋味，总归他是我磕头的大哥啊，可那时候我真的忍不住。
开春的时候，我入团了，还当上了厂团支部的文体部长。呵呵，这事儿说起来好笑……那天上午，我跟李俊海他们在宿舍里打扑克，车间的一个同事把我叫了出去，神秘兮兮地说：“远哥，告诉你一个小道消息，厂里可能要把你和海哥开除了。”我很纳闷，脸一下子就黄了：“为什么？”同事说：“我也不清楚，刚才厂长、书记他们招集领导们开会，在会上说……”我扭头就走，我要去厂部问个明白，你凭什么开除我？当时我很委屈，尽管他们背后都骂我是个混子，可我从来不欺负厂里的同事，甚至别人来厂里闹事，我还跟他们拼命，我说，只要我杨远还在这个厂里一天，谁都别想来这里“慌慌”！时间长了，当地的“小哥”们也很给面子，几乎不敢到我们厂惹是生非。开除我？我他妈是厂里的“保护神”呢……正气哼哼地走着，李俊海就撵了上来，问我为什么上这么大的火？我把事儿跟他说了，李俊海说，得嘞兄弟，看哥哥我的。拉我回去了。下午我没去上班，心情很糟糕，我站的宿舍门口往下看，整个厂区都是白的，连锅炉房门口的煤堆都被雪包住了。我想起了我爹，想起了把脸贴在窗玻璃上等我回家的弟弟，心里难受得像针扎，嘴巴像是被人堵住了，喘不动气。我记得那天下午刮了好大的风，风呼啸着掠过电线、树枝，发出的声音像一群野兽在野地里疯叫。在宿舍坐着坐着我就坐不住了，骑上自行车就回家了，我要先跟我爹通通气，万一这事是真的，我怕他受不了。晚上吃饭的时候，我爹老是跟我讲他这个学生咋样，那个学生咋样，我根本就插不上嘴。我弟弟已经不在培智小学上学了，锻炼了这几年，他勉强可以自己照顾自己了。我爹上班的时候，就把他锁在屋里，他很听话，就那么老老实实地呆在家里自己跟自己说话。我爹回家的时候，他就表扬自己：“爸爸，我比小白兔还乖……”
吃完了饭，我想开口跟我爹聊聊，我弟弟又缠上我了，他说他认识了不少字，然后就用铅笔在墙壁上写道“我爱北京大女门”。我笑得不轻，捏着他的鼻子羞辱他，北京的“大女”没你什么事儿，等你长大了，我给你找咱们这里的“大女”。我弟弟说，不是大女，是天安，你能给我找来个天安门吗？我说能，只要你哥哥活在这个世上，就一定能满足你所有的要求。我爹不在原来的学校当教导主任了，他调到了离家近的一个小学，继续当他的语文教师。我爹可真是个好样儿的，他的视力差到那种程度还在教课，他经常笑着说：“大远，我上辈子可能是个神仙呢，别看我的眼睛快要看不见了，可我看我的学生可清楚着呢，他们的脑袋在我眼前像脸盆那么大，书上的字也大，像苹果。”
我问他：“那么你看我和我弟弟像什么呢？”
我爹都要笑躺下了：“像两座金山。”
第二天，我回到厂里，刚换好工作服，主任就过来拉我：“杨远，厂长找你。”
这事儿终于还是来了，我稳住精神去了厂长办公室。厂长笑眯眯地在等我，见我推门进来，他忽地站起来，热情地跟我握手，嘴里不停地念叨，小杨是个好同志，小杨是个好同志。我有些发蒙，难道开除一个工人还需要客气着开除？那一刻，我把提前在肚子里想好的词儿全忘了，我抽回手，傻忽忽地问他：“厂长，千万别跟我客气，有什么话你直接吩咐得了。”厂长边给我敬着烟边问我多大了？什么学历？家庭状况？个人爱好？最后，他斩钉截铁地说：“写个申请吧，入团。”出门的时候，我的脑子晕晕忽忽的，这是怎么回事？耍猴的？李俊海像戏剧里的奸臣那样笑着来找我：“兄弟，昨晚我去厂长家了，哥们儿当了一把滚刀肉。”我没问他具体是怎么当的滚刀肉，当时我笑得岔了气，腰里生疼。入了团没几天，厂长又找我了：“小杨同志，经过组织研究，决定委任你担任本厂团支部文体委员。”
晚上喝我的“升官酒”的时候，李俊海笑成了一只蜷成一团的刺猬。
那一夜，我失眠了……黎明的微光中，我看见我爹站在我面前冲我竖大拇指，他的腰板挺得笔直。
忽然有一天，李俊海鼻青脸肿地回来了，我问他怎么了，他不说话，坐在床头上像老僧入定。
隔了几天，我跟社会上的一个大哥一起喝酒，那大哥告诉我，李俊海被人绑到了一间小黑屋，没揍几下他就软了，可能他以为是你们厂长找的人，哭着对人家说，去厂长家闹事儿是受了你的指派。我不相信，让他带我去找曾经参与绑人的一个朋友。那朋友开始还以为我是来打架的，吓得直哆嗦，等问明了来意，他说，因为李俊海打过他大哥的一个亲戚，他们就一起去绑了李俊海，谁知道弄了这么一出，当时大家都很害怕，怕你知道了来找麻烦，有的伙计到现在还不敢回家呢。我听得起了一身鸡皮疙瘩，难受得上吊的心都有。我嘱咐他们，这事儿别声张，说出去难听。
当牛玉文再次提起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豁然开朗，李俊海肯定对警察胡说八道过。
从此，我变得更加沉默了，一门心思地上班，几乎与外界隔绝了。
第七章 谁在背后捅了我一刀
第七章 谁在背后捅了我一刀
84年的春节我是在看守所里过的。年三十傍晚，段所长把我叫到值班室，指着桌子上的电话说：“杨远，接个电话。”我的心砰砰直跳，凭预感，我知道那是我爹打来的电话。我对段所说声谢谢政府，段所说，大过年的就不用谢了，本来是不允许犯人跟家属通电话的，看在你爹打了好几次的份上，你就接个，快点儿啊。我扑过去拿起话筒，那头只听见喘息的声音，没有人说话，我“喂”了好几声，那头传来我弟弟的声音，他说，哥哥，来家过年呀……我的眼泪哗地就流了出来。我憋住气，稳了一下情绪，大声笑起来，我说：“弟弟，我在北京天安门这边玩儿，等过了年，哥哥给你带回家一个大模型。”我弟弟在那边又喘了一阵气，磕磕巴巴地说：“哥哥，不用了……那得多少钱呀。”
我想说点儿什么，可是我实在是说不出来话了，就这样一个劲地咽唾沫。
我爹在那头嘿嘿地笑：“大远……大远……”
我放下电话转身走了，外面下着很大的雪，雪花扑在我的脸上，让我睁不开眼睛。
大约是四月份，段所给我们劳动号开会。他说，上面有指示，让大家交代余罪，如果大家还有没有交代完的罪行就赶紧交代，争取得到政府的宽大处理，不交代的话不行，因为凡是在押人员不但要交代自己的，还要检举揭发别人的，不交代没有好下场，一旦被揭发出来，那就是抗拒改造，关小号那还是小的，弄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