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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Santa Monica）的酒吧。每周我从军需处偷来一两箱饭盒，在出城去度周末的路上，再以每箱80美元的价格卖给圣伯纳迪诺（San Bernardino）的陆海军用品商店。有时候，我偷的还不只是盒饭。或许我根本用不着去偷，因为偶尔我会幸运地发现某个叫做史密斯的中士（Sergeant Smith）不慎遗失的背包，而且可以肯定他早已不在附近了。此时，我想到在军队里流行的一句话：“别人遗失的背包，是上天送给的礼物，你应该坦然接受。”而且我还知道，陆海军用品商店里的老板——那位前海军陆战队队员会以300美元的高价买下这位中士的失物。
所以此时此刻在地下室里的，也许根本就不是我自己的背包，因为在退役后的八年半的时间里，我搬过六七次家。或许我已经将它卖了，去抵偿一大笔酒账，或是送给了慈善机构，或是已经扔掉了——再不就是和其他扛枪的锅盖头一样，把它烧了。
我摊开一张科威特南部的地图。作战时散落在里面的沙粒从地图的折缝中掉了下来，并把我的思绪带回到了遥远的地方。
作为一名美国海军陆战队侦察/狙击排的一等兵，我在海湾战争中的所见所闻远比普通士兵多得多。漫天的风沙、一望无际的大地、错误的联络信号、恶劣的通信条件和一团乱麻似的兵力调动，以及士兵心中的愚蠢、恐惧和无知、英雄情结和骄傲自负纠缠在一起，至今，我的记忆依旧是模糊的。一切就像天边浮现的海市蜃楼。
因此，以下所说的不管是对是错，都是我的亲身经历。大部分数据我已经记不清楚了，需要查证。我还记得所有用过的武器，却忘掉了它们具体的杀伤力，所以也必须查找资料。至于到过的地方，我得到地图上去寻找它们的名字。有关部队部署的情况和战斗的命令，我必须参考已公开的图表资料。为此，我在美国联邦出借图书馆（Federal Depository Library）美国指定出借政府出版物的图书馆。——译者注将当时的国会报告和总统咨文仔细地搜了个遍。我还记得我们侦察/狙击排大部分战友的名字和他们的相貌，甚至还记得他们的妻子或女友的姓名和面孔。我想我知道她们中谁背叛了自己的爱人，谁又忠贞不渝；我也记得她们中谁曾寄过信来，谁又从没寄过，让她们战场上的爱人在精神上几乎处在崩溃边缘，以为她们早已耐不住寂寞而变了心。我记得曾经说过的谎言和提出过的一大堆疑问；记得曾经有过的梦想和天真幼稚的希望；记得向别人苦苦地哀求，和那些让人吓得尿裤子的恐怖时刻。
军用背包：开启尘封的记忆（2）
我只能记起部分往事，在过去发生了太多的事情，就算不能完全记起，也不该是我的过错。
我记得自己曾经孤独无助、无精打采、意志崩溃；记得数周疲劳战斗后短暂的快乐时光；记得难以忍受的肉体伤痛；记得持续不断的耳鸣、失眠、醉酒与绝望；记得一阵阵的狂怒与失望以及内心的挣扎；记得我欺骗过的我所爱过的人们，也记得欺骗过我的被我所爱的人们；记得一次次爱情的结束和一次次爱情的开始；记得有人告诉我必须要记住这一切，并且在多年以后还要慢慢地将它们遗忘。
越战电影：派驻前夕的躁动与不安（1）
1990年8月2日，伊拉克军队向东挺进，入侵科威特城，开始屠杀科威特的士兵和平民百姓。他们占领金碧辉煌的宫殿，掠夺德国高级轿车——不过伊拉克军队的残暴行径有可能被科威特人、沙特人和美国政府的某些部门夸大其词，其目的是为了从联合国、美国民众以及国际社会获取更广泛的支持。
就在8月2日的同一天，我所在的排——STA（发音与stay相同），即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七陆战远征旅第二营下属的侦察和目标捕获排美国海军陆战队共有六个陆战远征旅，分别为第一、四、五、六、七、九旅，而第七旅（Seventh Marines）的大本营是在海军陆战队的二十九棵棕榈基地。——译者注，专门完成侦察/狙击任务，奉命准备随时出发。当时我们驻扎在加利福尼亚州的莫哈韦沙漠（California’s Mojave Desert）编号叫二十九棵棕榈的海军陆战队基地里。
得知中东马上就要开战的消息，我们以排为单位行军到基地的理发店，将头发剪成了短得不能再短的发型。听起来也许不会让人感到惊奇，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称自己为锅盖头的原因——当时我们的脑袋看起来确实很像一个个锅盖。
随后我们派了几个人到城里去，让他们把所有能租到的战争方面的电影录像带都租来，大家想先熟悉一下战争场面。他们还买回了一大堆啤酒。整整三天我们都待在录像室里，喝光了所有的啤酒，看完了那些该死的录像带。我们大叫着“想做就做”，疯狂地互相撞击对方的头，互相殴打直到把对方打倒在地。我们欣赏着各式各样的战争场面：流血、暴力、欺骗、奸淫、杀戮，以及掠夺。我们最关注的是越战电影，因为它是离我们最近的一场战争，而美军在这场战争中的成败得失都被写进了我们的训练手册。我们不停地重播电影中引人入胜的情节，比如《现代启示录》（Apocalypse Now）中罗伯特·杜法尔（Robert Duvall）和他的武装直升机，以及该片中演员马丁·希恩（Martin Sheen）射杀假冒的越共分子；我们看着《野战排》（Platoon）中威廉·达福（Willem Dafoe）被同伴击毙，尸体留在战场上；当《全金属外壳》（Full Metal Jacket）中马修·莫迪恩（Matthew Modine）对一名妓女说脏话时，我们凑近仔细地倾听。我们再次看着电影里衣衫褴褛、疲惫不堪的战士们经过村庄，当地漂亮的女人则冲着他们微笑，因为如果不这样做，战士们有可能会杀掉她们的猪，或焚烧她们的粮仓。我们重放那些猥亵的情节，在这些情节里美国士兵杀掉大批越共分子后，从丛林中返回，在茅草盖的酒吧里小口啜着冰镇啤酒，而当地的妓女们就坐在他们腿上，撒着娇要他们唱一两首英文歌（50年代的歌曲，那时的美国人还很善良），然后他们便回到房间，同那些妓女温柔缠绵地做爱。这些美国男孩儿，不管是粗犷的农场男孩，还是强壮的城市男孩，都在愉快地干着妓女。是的，这些电影让我们相信他们是可爱的，我们也知道自己与他们非常相似，但我们也知道自己已不再可爱。
有人说大部分越战片子其实都是反战的，它们传递的思想是，战争是不人道的。去看看美国年轻人接受搏斗和格杀训练时的情景，就能了解这一点：他们四处寻衅打斗，随意杀人；他们亵渎了整个国家的尊严；他们任意开枪，忘记自己接受训练是为了要找准目标。实际上，无论越战电影想表达什么，它们都是在宣扬战争。不管美国导演斯坦利·库勃里克（Kubrick）、弗朗西斯·福特·科普拉（Coppola）或奥利弗·斯通（Stone）拍摄越战电影的初衷如何，越战电影都是宣扬战争的。在奥马哈、旧金山或是曼哈顿的约翰逊夫妇（Mr。 and Mrs。 Johnson）会看到这些电影，为片子里面的感人场面流泪，从此认定战争是残酷恐怖的——他们会在教堂里或是在家里对自己的朋友提及这一点。但是潘德尔顿营的约翰逊下士（Corporal Johnson）、特拉维斯州空军基地的约翰逊中士（Sergeant Johnson）、科罗拉多州海军基地的约翰逊水兵（Seaman Johnson）、布拉格堡第四特种作战部队的约翰逊（Johnson）或是二十九棵棕榈海军陆战队基地的斯沃夫尔德一等兵（Lance Corporal Swofford）在看这些电影时，都会为电影情节而兴奋，因为电影通过描述一些不可思议的暴行，将这些军人可怕、卑鄙的作战技术颂扬为一种美。这些电影充斥着战斗、奸淫、战争、掠夺与焚烧的场面，里面的死亡和杀戮镜头对军人来说就是一种色情；这些电影所表现的历史就像粉红羽毛一样，触及他们的下身，使他们心痒不已，蠢蠢欲动。所以，不管有多少对约翰逊夫妇反对战争——真正懂得使用武器的杀戮者是不会这样想的。
越战电影：派驻前夕的躁动与不安（2）
我们看着属于我们的电影，喝着我们喜爱的啤酒；偶尔会有人开始哭泣，然后走出录像室，站在过道上，凝望着军营四周诡异、陡峭的黄金山脉。有一回，我也是这样。已是近午夜时分，温度却还在华氏90度以上，浩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