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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的人哪里知道，刚刚建省的海南，一方面确实需要大量人才，可另一方面海南是个孤岛，不像深圳那样在初期就有那么多外商外资企业和各种资本涌入，可以消化人才，有财可发。海南当时还是个农业社会，没有工业和商业，那些辞职和离家远赴海南的淘金者，来到海南后不久就发现：除了花自己身上的钱外，再也难找赚钱的机会，甚至连起码的工作都难找到，碍于面子，他们既不愿从琼州海峡上往回走，又不想丢弃海南可能的发财机会，于是只得就地“战斗”。一时间，大学生变成了乞丐、博士变成了算命先生，女孩子沦落成卖身卖情的烟花女，充斥海南各个角落。三亚是海南第二大市，又是著名的风景旅游区，这样的风潮自然而然波及并猖獗泛滥，藏污纳垢的地方也不少。于是社会治安也成了一个大问题。这事情一多，加上有几个记者特地跑到三亚经过明察暗访后那么一报道，好家伙，三亚似乎一下子就成了嫖娼卖身的大营地。如此名声，传到中南海，领导们一层层指示下来，海南和三亚的领导压力之大可想而知。于是刘名启同班子成员不得不腾出精力整治社会治安，将那些有碍三亚形象的藏污纳垢的地方进行清理、扫除。
其实，三亚改观的不仅仅是社会秩序，更重要的是三亚市委、市政府上上下下的干部思想和心态发生了变化。他们认准了一个目标，那就是：团结一心，同心同德，努力把新三亚建设好！
1989年的中国，经历了极其艰难而痛苦的历史性的风波。新生的三亚市在这场历史性的大风波中艰难地挺了过来。在刘名启、陈人忠、徐彩凤、叶斌、王明刚、刘明哲、曾广河、符桂花、刘承宝等中共三亚市委常委同志的带领下，坚持与党中央保持高度的一致，坚定不移地围绕经济工作和改革开放为中心，使百业待兴的三亚沿着正确的道路，乘风破浪地前进。
当年的8月和9月，三亚相继召开了具有历史意义的第一次党代会和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市委、市政府向全市党员和人民宣布了近期与远期的三亚发展蓝图。全市上下的干劲被鼓得足足的。
上苍仿佛有意要考验新三亚。党代会和人代会刚刚闭幕，一场持续登陆24小时的台风和暴风雨袭击了三亚，给人民生活和农业生产带来了严重损害。羊栏等地的灾情异常严重。刘名启、陈人忠、徐彩凤等市委领导带领干部冲锋在前，与广大群众一起奋战在抢险救灾第一线。事后，田纪云等中央领导同志看了刘名启等市领导带头在水中参与抢险救灾战斗的影像资料片后，深为感动，说三亚的干部和群众是经得起考验的，新三亚建设大有希望。
是的，三亚的希望在于有一群敢于面对困难、勇于开拓进取和下决心干好工作的干部以及对未来充满信心和期待的广大人民群众。他们坚信自己的力量，坚信只有把三亚建设得更加美丽，才能对得起中央领导和全国人民对三亚的期待。
作为那个时期三亚领航人的刘名启，他比谁都深切地感受到心中的压力和责任。“江泽民同志1990年5月和1993年4月两次到三亚视察，我都是主要陪同者，而且每次江泽民同志都单独接见我和三亚市委、市政府的主要领导，他对三亚每次都有重要和具体的指示，这些指示归结起来，就是要求我们好好保护这块地方，要把三亚建设成为全国人民和全世界游客喜爱的热带滨海旅游城市。江泽民同志自己对三亚的那份特殊感情，也深深地感染着我们，我感到压力是自然的事，因为党和人民把如此重要的担子交给了我和三亚的同志。我们只有把它建设好的理由，而无别的其他选择。”二十年后的刘名启，对当年江泽民等中央领导的嘱托，记忆犹新。
建设好三亚，是几代中国领袖的情结，三亚人没有理由在这种崇高的责任面前不思进取、不思作为、不思创新与辉煌！
条件落后，基础差，是三亚建市初期的基本市情。但这并不意味着不能有所作为。
衣食住行是基础之基础，现代化的三亚必须从一点一滴做起。那些日子里，外界也许并没有感觉到三亚有多少实质性的变化，但三亚人的感受却是实实在在的——
先是有水喝了。刘名启有一段时间被派到中央党校学习。“这可是个好机会！我利用学习期间，几次跑到水利部，去找那些领导，请求他们支持我们搞水库。三亚过去有些水库，但坝基太低，设施差，老化了，所以蓄水能力差。三亚建市后，城市用水和农村灌溉发生矛盾。我们又穷，没钱修整旧水库，更没能力兴修新水库，只能求助于国家。水利部的领导非常关心我们三亚的具体情况，省里也很关心，所以很短时间内，我们就筹集了上亿资金，不仅在东边搞了个赤田水库，又在西端建了梅山水库，既满足了城市供水，又解决了农业灌溉。”刘名启和陈人忠都记得这两个水库对当时稳定三亚人心和农业生产所起的作用。
“在城建方面，刘名启同志还没来之前，我们搞了个‘420’工程，就是对420米的三亚市内的主干道进行改造，后来又按照新规划搞了个‘1350’工程，即改建扩建从潮见桥至大东海的路面。同时又将作为东线高速公路独段的路面加宽至40米。1990年，又进行了西河西路建设工程。这些道路和城市工程，对当时三亚改变城市形象起了重要作用。尤其是使三亚百姓对树立建设现代化国际旅游城市的信心不断增强。”
“这建设，说起来似乎很容易，可建市初期，我们手里没钱呀！不像现在一年的财政十亿八亿的，那时全市的财政才几千万，够什么用？连修一条路的钱都不够！怎么办？我们也有办法，是穷办法！”二十年后的刘名启很为自己当年的“招数”骄傲：“我和其他几位领导同志商量后，作出一个决定：将市政府原先管辖的几个招待所和酒店卖出去！按照市场运作办法将它们卖掉了！结果我们收回了几千万元钱。现在大东海你们看到的‘南中国大酒店’，原来就是我们旅游公司下属的一家小酒店，卖给香港人后，人家投资进行了翻建，变成了三亚第一家五星级酒店。中央领导后来就开始住‘南中国’了，不住鹿回头招待所了。这样的买卖，虽然也是逼出来的，可在当时也算是思想解放的大举措了。用现在的话说，是盘活了国有资产。”
刘名启认为，自己在担任三亚市委书记这几年中，值得写进三亚历史的，当算他和市委、市政府一班人坚持走了要把三亚建设成“东方夏威夷”，而不是河北的北戴河的路子。“这个意义太重要了，现在看来更是意义非凡。建市初期，正值全国性的‘海南投资热’。我们三亚是国家唯一的热带滨海城市。1992年，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后，全国掀起了海南投资热，到我们三亚来投资的单位尤其是那些国家单位和各省市的单位，简直多得应接不暇！我这个市委书记天天会碰到有人说要给我们三亚送钱来，说要高价买我们的地、买我们的海滩。你说这不是大好事吗？是好事！过去我们没有钱，现在有人大把大把地恨不得将银行都要搬到我们三亚来换我们的地呀！可我们一块地都没卖给这些单位，原因是他们都想在这里建招待所和疗养院！我们当时顶了不小压力啊！我们没有把亚龙湾和其他几块好地方卖出去，不卖出去是因为我们记着江泽民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一再叮嘱我们的，要把那里建成中国的夏威夷！现在看来，如果当时我们把亚龙湾卖出去了，海滩都变成了国家机关的招待所和疗养院了，那是对三亚和国家的自然资源和财富的巨大破坏，是一种犯罪！”
今天的亚龙湾真是太美了，它已经成为三亚最美的地方，并且跻身国际著名旅游风景胜地的行列。三亚人和所有来到三亚去感受亚龙湾之美的人们，都应当感谢刘名启及其之后的几届领导坚持不懈、坚定不移地将领袖们的谆谆教导铭记心头，并付诸行动，是他们守住了这块天赐宝地，使它有了今天光芒四射的魅力！
现在该说到钟文当书记的时代了。用时代来叙述三亚发展某个阶段的风风雨雨并不为过。虽然这个年轻的美丽城市才只有20多岁，但就其走过的艰难历程来说，它够得上中国当代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们以“解剖麻雀”的方式，来认真地考察它，因为三亚可以说代表着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的快速发展模式。
1992年，刘名启还没有离开三亚的时候，中国从南到北就开始了一场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