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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3月29日和30日这两个日子，对三亚来说，是需要记住的。
这两天，胡锦涛同志来到了三亚，这是他第一次到三亚，也是到目前为止唯一的一次。这位心怀人民疾苦的新一代中共领导人来到三亚，便提出一定要去比较偏远的贫困山区百姓家看一看。30日，胡锦涛同志来到天涯镇文门村，走进一片低矮的茅草房，逐户看望了这里的黎族群众，并与乡亲们亲切交谈。后来，胡锦涛同志来到了当时的羊栏镇桶井村委会的凤凰村，当他看到这里一幢幢的新别墅时，便问该村党支部书记董文明：“你们村的农户是不是都住上了这样的楼房？还有多少贫困户？”村书记说：“还有个别没住上楼房。”“那你们打算怎么办？”胡锦涛关切地问。“我们通过党员联系户，帮助和带动那些没有致富的农民脱贫，争取让他们早日住上新楼房。”胡锦涛同志听了很高兴，同时对三亚的领导干部们说，任何时候都不要忘记关心贫困群众，一定要努力帮助他们脱贫致富。
三亚自升格地级市以来的历届领导，也正是这样做的，并且不断取得工作的成效。许多去过三亚的人其实并不清楚，在这个美丽的热带滨海城市的50万人口中，有七成是农民，这30多万农民中山区少数民族农民又占了多数，而且还有相当一部分农民生活在贫困线下。
1998年2月，三亚迎来了一位年轻的书记，他便是王富玉。王富玉的到来，给三亚带来了一阵清风、一片激情、一个新的时代……
王富玉之前的三亚市委书记是洪寿祥，这位人称“文记”的洪寿祥在三亚待的时间并不长，只有9个来月，但他留下的政绩不少。三亚人记忆中印象最深的“大手笔”，是洪寿祥书记开始了有“椰风走廊”之称的三亚湾开发。
洪寿祥同志的功绩中还有一个重要的内容，那便是在他任职时积极推进南山佛教文化区的建设与完善。他个人在研究佛教文化方面颇有造诣。洪寿祥离开三亚后出任了海南省委宣传部长。
钟文书记和王永春市长是1997年5月同时调离三亚的。
1997年和1998年，三亚市的领导层调换频繁，可以说有些超乎寻常。三亚作为旅游城市，直接受到了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加之当时海南房地产出现泡沫，面临“崩盘”的严峻形势，三亚的经济陷入了最低谷……
王富玉就是在这个时候被任命为中共三亚市委书记的。副书记和市长是陈孙文。那一年，王富玉44岁，是省委常委中最年轻的一位。之前，王富玉在琼山市任市委书记，他还当过海口市副市长，来海南之前他是石家庄市的副市长。现在他是贵州省省委副书记。这位有着十年副省级职务经历的高级干部，对海南和三亚充满了感情。党的十七大召开期间，我去采访他，请他谈谈在三亚的经历，他对我说：“我到三亚后一看，面临的问题要比我想象的严重：一是土地资源处于枯竭；二是遍地都是烂尾楼；三是财政没钱，机关和事业单位的干部职工发不出工资，处在初一收入税、初二发工资的状态；四是旅游市场严重不足，酒店就吃春节那几天的生意，一过初八，酒店、宾馆就没有人了。全市上下，有相当多的人不安心工作，对三亚缺乏信心。我对上面的问题有自己的看法，认为主要是干部队伍不团结，城市建设定位不正确，没有好的环境，硬的软的环境都不行。怎么办？团结问题在党代会上得到了基本解决，日后又处理了几个爱闹事的人，又提拔了一批事业心强的同志。其次是抓城市建设定位。我提出：‘环境是生产力，环境是生命线，是三亚发展的后劲。环境是三亚的生命、三亚的饭碗、三亚城市建设第一位的工作。谁破坏了环境，就端掉谁的饭碗。’在当时提出‘环境第一’，把环境提到如此高的位置是很不容易的。而后来我们都是围绕这个中心和科学发展的思想进行三亚城市建设的。”
王富玉可能是所有三亚市委书记中最有影响力的人物，而且又是最有争议的人，因为他的一声“炸楼”，使他名扬全国，同时又引来许多争议。有关“炸楼”的是与否，历史已经作出结论。这个结论是：王富玉的“炸楼”把三亚“炸”美了……
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对一件颇有争议的事果断处理的。如今在全国各地随处可见的违章建筑、违反规定的“开发区”、违反环境治理条例的项目，中央早已三令五申，可动真格的有几个？为什么？原因很简单，又很复杂：这些违规和违法的背后，都有各种各样的利益，都有各种各样的权与利的交易，即使有心想“公事公办”的好干部、好领导，也未必能摆平这样的事。但王富玉做到了，三亚做到了，而且在十年前他们就做到了，可以说三亚是全国率先做到并获得全胜的城市。
这一段历史是严酷和沉重的，同时也是十分艰难的。
在三亚，有位干部给我讲了王富玉刚到三亚时做的一件事：“1998年2月23日，省委宣布了王富玉的任命，两天后，王富玉就到了最偏僻也是最穷的农村——东方红村。哪知王富玉在山上等了一天，东方红村的支部书记就是不愿见他。理由是：我们几十年不是一直在唱‘共产党像太阳，照到哪里哪里亮’吗？可我们东方红村咋就没有亮过？村支书说的是他们村从解放到现在，一直没有电，没有电老百姓就只能一直黑灯瞎火地生活。没有电，就不能办学校，就不能看电视、听广播、搞农业生产……等了一天，最后这个村支书终于‘接见’了一下王富玉这位市委书记、省级领导，可也没有好话说给他听：日本人来了没有电，国民党来了没有电，共产党来了几十年也没有电，我和村里的百姓就是这个态度：你们要能解决我们的电，让我们村亮起来，我就喊‘共产党好’，否则，你就是来再大的官，我下次再也不会出来理你们了！这位村支书的话，给王富玉的震动非常大。后来在全市干部会议上提出了一个目标：不摘贫困帽，就摘乌纱帽。他提出用四年时间，当时市四套班子干部全都有任务，每个领导干部承包两个最差的村子。我们的公安局长背着枪，卷着裤腿，汗流浃背地帮百姓盖房子、铺泥路……那阵子，许多老百姓看到干部们这样帮助他们，都十分感动。王富玉书记亲自监督，他还让法院院长带头去这个村蹲点——三亚当时很穷，弄点钱来帮助农民很不容易。法院院长本事不是大一点嘛！所以王富玉书记就让法院院长去东方红村蹲点。在王富玉书记的关心和法院同志的辛勤帮助下，东方红村后来建了一个小水电站，有了电后，家家户户就亮了起来。通电那天，全村百姓喊了一天‘共产党万岁’，唱了一天‘共产党好’，那个场面太感人了！”
但王富玉到三亚后面临的更大问题还不是像东方红村这样的穷的问题，而是三亚当时严重的经济落后以及市场与环境的极端混乱。症结在于满目疮痍般的烂尾楼——上世纪90年代时的海南（当然主要集中在海口和三亚两市），到处是残垣断壁般的“烂尾楼”。对一个旅游城市，尤其是对一个靠美转换成物质财富的城市来说，“烂尾楼”太损害城市的形象了！
“烂尾楼不清除，三亚就没有出路，就永远不会有人进来再投资，游客也不想再来了。我们被逼到了非动真格不可的地步。但真要动真格时，一桩桩难题、怪事，简直多得出乎你的想象……”王富玉说有的楼盖了半拉子，大门一关，你敲不开它；有的楼盖一半扔在那里，你好不容易在工商注册那儿找到了主人，人家根本不承认是他的，可你真要动他一块砖时，他们会一下子冒出几十号人，非砸断你的腿不可！啥样的事都有。只有一件事情没变：你不动真格，“烂尾楼”仍然安安稳稳地竖在那里，让三亚丑态百出。
“后来我们按照中央的精神，开始强硬处置烂尾楼。先发通知，限时令业主来与政府有关部门商议处置办法。这样解决了一部分烂尾楼，但仍然有相当多连人都找不到。当时遇到的问题是：就是那些找到业主的烂尾楼，你还得有一个最终的处置结果吧？政府总不能去把所有烂尾楼全部重新建好吧！哪有那么多资金嘛！于是想出了个办法：拍卖。但拍卖的做法一出台，就引起了社会方方面面的反对和争议……”王富玉说。
王富玉的传奇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他的下一个大动作是要炸楼——把那些拍卖不动、无法处理，业主不服从处理又想硬顶，或者严重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