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们的义乌人，我们的“能达利”！在走出厂区时，陈溪东特别邀我到他工厂前的公园坐一坐。我举目四眺，在观赏花团锦簇、小桥流水、青岭飞鹤之后，不免有些自卑起来：什么时候我在京城的家门前也能看到如此一方仙境，那该是何种人生？
“光这儿的地皮我们就花了500万元。但为了让大陈镇的父老乡亲也能像城里人一样在公园里享享福，我们非常乐意做这件事……”陈溪东的话，让我感到大陈农民的胸膛里有股岩浆般的滚烫！（从报纸上获悉：陈氏兄弟现在更了不得。他们不仅在新加坡有了“中国时装”上市公司，最近还投资两亿元参与筹建“钱塘航天有限公司”，成为民营航空公司老板。）
我以为不接触孙荣福这样的人，就不可能真正了解义乌市场的起源与变化的深刻性，也当然就说不上真正了解义乌人的精神世界了。
他把他的家安在义乌市郊的一个山头上。从义乌繁华的市区来到孙荣福的“领地”，有一种返璞归真的感觉。那篱笆还在，那菜地还在，那足前脚后的鸡鸭狗猫更是忽前忽后、忽左忽右地欢实着……孙荣福的“领地”是整个山头加上一直往下延展的山坡，总共有100多亩面积。这儿有他一新一旧的两个家址。旧的是典型的江浙农舍，新的则是我所见到的个人住宅中最豪华和气派的一栋西洋式楼房——即使是某些京城的高级领导或者高级别墅也远不如孙府新宅。孙荣福让我领略了什么叫富，然而这不是主要的，孙荣福让我领略更多的是义乌人所具有的崇高追求和品质。
老孙到底有多少钱？我没有问他，这是个很不礼貌的问题。但我知道，义乌市区内目前唯一的一个稠州公园是他孙荣福个人捐建的。这事发生在10年前，当时义乌的市场还处在一般水平，义乌人还仅在脱贫过程和刚向小康迈进时，孙荣福一下投资几百万元，用了两年心血，将义乌历史上唯一的一个公园建了起来。1988年，开张一年的公园就有了几十万元的收入，不用说，从投资回报的角度看，好多人都说老孙这家伙又瞅得比别人准，是着实的“冷门生意”。但就在这时，人们正准备看着孙荣福在第二年抱“金娃娃”时，他老孙竟上书给市府，说要无偿将公园献给市里。当时，几十万义乌人全都被震住了：他孙荣福简直太了不起了！
孙荣福确实了不起，这并不在于他有钱，而重要的他是个会经营且骨头很硬的汉子。在常人眼里，老孙是个不苟言笑的人，然而只有走进他的心灵，你才会明白这位硬汉的脸上为什么很少有笑脸。也许在今天那些众多的义乌“富翁”身上每个人都有一部不平凡的传奇故事，可似乎谁也难比孙荣福，因为他曾经饱受的辛酸与折磨已经浸入他的骨气之中。我了解孙荣福的一些情况最先还是从老书记谢高华那儿得到的。“老孙在‘文革’期间曾担任过大队党支部副书记，后来就是因为带领农民外出打工，结果被定为‘黑包工头’而开除了党籍。”谢高华说，“我于1982年到任不久，有一天孙荣福给我写了个条子，提出要承包凤凰山——那是个集体所有的果木场，连年亏损。凤凰山名字好听，其实只是个荒山头而已，共有120亩地。孙荣福提出承包的条件有三：一是承包期为5年；二是每年上缴大队两万元；三是原果木场的10个人的工资由他负责。此事在当时尚没有先例，问题就在于他是个被开除党籍的人。可我觉得老孙自己拍胸脯承包一个连年亏损的集体企业，并能给10个人开工资，这事利国利民，给一个‘犯错误’的人也算是个出路吧。我就在他的条子上批了‘同意’两字，又写道：‘5年承包期太短，可以承包30年。’这件事我是顶着风险办的，后来果真传来很多风言风语。”
孙荣福家共5口人，除他与老伴俩人外，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现在大儿子结婚了，但作为家庭公司的“义乌永强养殖有限公司”，只有本家5个人的股份。孙荣福一家过得非常和睦，老孙现在是这个亿万家产的公司董事长；大儿子是总经理；老二是女儿，当会计；老三小儿子跑外勤；孙夫人是出纳。很有趣，5个人看起来职务有别，但较起真来谁都不比谁权力小，不信你老孙头不是董事长吗？你不职务最大吗？可你决策要有错，在家做饭炒菜的孙夫人就有治你的办法——她不给你支付一分钱，看你董事长到哪儿牛去！
“我们家实行民主议政，集体决策，分工明确，各负其责。”老孙对家族企业的“内幕”进行了首次公开透露。他说：“前年我就想投资养殖娃娃鱼，但方案拿到股东会议上就没有通过，只有我1票是赞成的，他们4票反对。我没辙，大家认为养殖娃娃鱼投资大，风险更大，特别是中国市场到底能不能使娃娃鱼成为气候，这还有待考察。我虽然个人认为中国的娃娃鱼市场必定前景可观，但既然股东会议不同意，我只能服从。又过了两年后的今年，当我再一次把开发养殖娃娃鱼的事提出来后，经过一段时间大家各方调查论证，最后全体举手，于是我们才决定拿出1300万元的投资来……”
孙荣福的家庭公司，让我看到了中国现代私营经济趋向成熟的喜人景象。
像孙荣福那样成功的家庭与私营企业在义乌不是少数。从孙荣福那居高临下的凤凰山下来，我看到了义乌市的另一个令人拍手叫绝的地方，那就是义乌农民们自己建设起来的一个个现代化的大型农庄。
义乌地处浙江中部，是个平原与丘陵兼有的地区，还有一部分山区，它具有中国农业县市十分典型的自然条件。在看到已经具备都市风采的义乌城区和如大陈镇、廿三里那样初具现代化规模的乡镇，我曾设想了一种对未来中国农村发展的担忧：以后农村都成了城市，那么那些自然条件差的山区或丘陵地区的农民怎样实现现代化呢？或者说，义乌市这样一个城市建设随着市场的超乎想象的发育，会不会本地自身之间出现严重的贫富差异？假若我们即将到来的21世纪里，许多过去是种地的农民，后来因为办企业或经商而走进了城市，或者有的完全是因为我们的城镇发展而一夜之间由农民变成了市民。那时土地谁来种？种田的人能不能生存？怎样使我们的土地上依然有生生不息的儿女？
与义乌市现任领导见面时，已经不是我所想获得的那种表面文章了。然而题目出给这些年轻的市领导时，想不到的是他们竟然胸有成竹地解答了我的疑虑与担忧。他们告诉我，在他们这一任目前集中最多精力的就是在今后的5年内，更好地解放思想，理清思路，并切合本地实际，坚定不移地实施“兴商建市”的发展战略，依托已经形成的专业市场优势，把义乌市建成一个具有相当现代化水准的中等城市。具体而言，便是要在进一步加快义乌市区建设进程的同时，重点加快苏溪、廿三里、佛堂和上溪4个卫星镇的建设。“那时，我们的义乌城区由于4个卫星镇的介入与并合，将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中等城市。全市乡村行政区将向卫星镇集拢，而卫星镇与卫星镇之间，卫星镇与中心城区之间实行轻捷快道相联接，整个义乌乡乡村村，围绕中心城区组成一个相互映辉、相互作用的网状构筑，从而形成合力互动的巨大发展态势。那样我们传统意义上所担心的城乡差别便将真正消除，农民与市民之间不分彼此……”赵金勇书记跟我说这番话，是在他办公室一边挥毫时不假思索的坦言。我当时听后内心有种强烈的震动——来自我想象之外的那种震动。我觉得在一个地方能看到某种繁荣的景象并不太费劲，费劲的是我们常常听不到当地的决策者们高屋建瓴的思想。
义乌决策者那充满时代色彩和无限激情的高屋建瓴思路，改变了我原先想进入世外桃源式的农民庄园，不得不回首折身，领先进入义乌领导者为我展示的他们的那个未来世界。而这不由得使我联想起1997年的那个冬季。在那个冬季里，我用近一个月的时间走遍了美国东部的几座重要城市，那里有记录当今世界最强大国家发展的历史轨迹。我因此到了美国本土民族与英国茶商浴血抗斗的波士顿，也因此到了华盛顿签署《独立宣言》的费城，后来是在白宫前的独立广场上我走进了林肯纪念堂，最后才久留于纽约。面对世界最强大的国家，我努力寻觅着一个答案：到底是什么使一个仅有两三百年历史的民族，能在短时间内发展得如此迅猛？靠的东西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