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忍的是，一次在德国招商时，碰上了同为苏州一市的苏州高新园区的招商团大唱主角，王金华以独特的魅力将一个个大项目收入囊中，李光耀等新加坡人反而被人冷落在一旁，忍无可忍！
“你们这样干，破坏的是中新两国的合作协议。”李光耀怒气冲天，生意场上竞争对手就如敌人，所以他对王金华他们怒发冲冠，恨不得一口吃掉。
王金华笑笑：“中新两国的协议上好像并没有讲你工业园区到德国招商，我高新园区就不能来了呀！再说，人家国际企业家认为我们高新区比你们的工业园区发展得快嘛！”
“你、你的话是代表苏州人说的吗？”李光耀是个好面子的人，他怎能容忍自己的“软件”竟然不如土生土长的中国苏州高新园区经验，他的脸涨得绯红，“我要到江泽民那儿去告你们！”他这一句话让王金华他们着实吓出了一身冷汗，于是苏州高新区的招商团迅速返回国内，毕竟王金华也是苏州市委常委，李光耀先生真要将他一军，吃不消的可不是他一个人的事。
世界说大也大，说小也小。来自苏州的招商团队还是频频出现在欧美各地，各种情报汇总到新加坡的李光耀办公室后，这位东方勇士再度大怒，因为还是那个苏州高新园区的王金华数次抢占李光耀的招商局之先——大项目被一个个“挖”到了狮子山，而非金鸡湖。
“我严肃地向您提出：我坚决反对苏州的做法！由于他们的扰乱，造成了我们工业园区招商的锐减……这样下去，我们只能宣告中新合作的失败！”李光耀真的动怒了，因为就在不久后，他又获得了中国官方的一个重要消息：他的老朋友、苏州工业园区的穿针引线人和主要贡献者的章新胜不再当苏州市长了。“章不当市长，对我们的合作项目会是个巨大损失。不行，我得到北京去！”12月，李光耀跑到北京，在江泽民主席那儿诉说了自己心头的不悦。
“好说好说，我们是一家人嘛！中新合作的苏州工业园区关系到我们的传统友谊和新的经济形式的推广与发展，我们将全力支持它，包括招商项目的倾斜。”江泽民对李光耀作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再次访华表示欢迎。江泽民说，中新两国政府间最大的合作项目——苏州工业园区，是中新经济合作的重中之重，更是中国对外合作的重点项目。他强调，中国领导人一贯支持苏州工业园区项目，中国愿与新方共同努力，集中力量把园区建设搞好，共同推动中新经济合作不断地向前发展。
这位世界闻名的新加坡斗士这才罢休，脸色也好看了许多。“我相信你们。”李光耀说。
现在轮到苏州人有压力了。压力何止苏州人。不多久，江苏省委很快作出决定，派省委常委、秘书长梁保华出任中共苏州市委书记。
“梁保华过去是从苏州出去的，了解苏州情况。省里当时有一个很重要的指导思想，是要解决中国同新加坡之间关于工业园区的发展争议问题。”时任苏州市委秘书长的孟焕民回忆道。
也许是昆山自费开发区出身的王金华太有能力了，也许是苏州人本来就聪明绝顶，也许高新园区的发展确实太耀眼瞩目，姑苏左右两翼只差一两年共同诞生的两个园区——高新园区是苏州人自己土法上马，靠一点一点发展起来的；工业园区则像个贵族出身的娇娃儿，一开始就衣着华贵，好吃好喝，光地面以下的基础设施投资就达几十亿美元。但人是讲究实际和现实的，当外商往苏州的两个不同开发区一瞅后的结论非常清楚：金鸡湖畔的新加坡模式前景虽然不可限量，但进度似乎太慢，等到这里建设成形，还不知何年何月；太湖边狮子山脚下的高新区虽看上去有些土相，但在这里你只要谈判一成，立马可干，当年见效。
“我们是企业，企业讲究效益的最大化和最快捷。”于是外商纷纷投向王金华、投向高新园区。
1997年8月，时任新加坡总理的吴作栋再次来到苏州看到的金鸡湖那片广阔的土地上依然那么冷清的地面，再悄悄往西边的狮子山那里的热火朝天的高新区一看，他不由闷闷不乐起来，并在苏州市领导为他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首次含蓄地指出：苏州工业园区面对激烈的竞争，而这个竞争者则正是另一翼的苏州新区。
1997年12月，李光耀也来到苏州，同样在公开批评苏州新区与工业园区的竞争，言语中难掩失望和不满之情。此间，新加坡还曾要求苏州暂停在新区引进外资5年，但被拒绝。
“当时苏州新区发展得比较快，工业园区发展得比较慢，客观上有它的原因。工业园区原来是洼地，把地填平，所以地价贵，投资成本也高些，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招商成果。加之后一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新加坡投资方实力不高等原因，苏州工业园区经营出现了比较大的亏损。这样，李光耀等新加坡人有了压力和急躁。”苏州人告诉我。
梁保华来了，这位复旦新闻系毕业生出身的“苏州老干部”，1968年至1975年期间就在苏州市下属的太仓县工作，并曾任太仓县委办公室副主任一职，到省委工作后又出任了多年常委、秘书长之职，被人称作“比较善于处理各方面关系”。
他当苏州市委书记后，接待的第一位客人是美国艾默生电气公司总裁，当时这位总裁正准备推迟在工业园区兴建其海外的最大项目。在和梁保华的交谈中，他深切感受到浓郁的亲商气氛，于是当即改变决定，非但不推迟投资，反而加快了进程。梁保华的这一“见面礼”，让李光耀等新加坡人大悦。
新任市委书记梁保华确实不一般，他上任后首先跑到园区亲自登门拜会了中新苏州工业园区开发有限公司总裁林梁长等新加坡朋友，认真听取了对方的意见和建议。半个月后，梁保华又邀请省委书记陈焕友带省委、省政府有关部门负责人专程来园区现场办公，解决若干开发和招商方面的问题。
“市委、省委这样重视，我们的工作也比以前顺手多了！”林梁长总裁满意地对梁保华说。新加坡朋友的满意是从招商成果的斐然起色获得的，尤其让林梁长等新加坡朋友感动的是这年11月，梁保华亲自带领一个6人的招商队到加拿大、美国招商。当时正是寒冬，大雪纷飞，梁保华等每人拎着一个旅行箱，看上去纯粹是普通旅行者。但他们没有闲心到一个地方去游山玩水或娱乐、购物，旅行箱中装满了介绍苏州的资料。梁保华他们日夜兼程，马不停蹄，12天里走访了9座城市的20多家跨国公司，召开多场投资说明会，会见了100多位美、加客商。虽然十分疲劳，却打起精神，一遍遍地向客商介绍苏州投资情况。对客商的需求，能拍板的当即拍板，暂时不能敲定的，承诺尽力满足。那些日子里，6个人疲惫不堪，可收获却十分丰厚。他们与两国客商签订或草签了10多份投资协议。刚刚回到苏州，国际跨国公司旭电、安德鲁就通知他们，增加各自在苏州的项目的投资，合计8000万美元。随后几个月，谈成的10多个项目后来基本上都到了苏州工业园区落户。
市委书记这样卖力，新加坡人以前所有的不满也随之烟消云散。然而亚洲金融危机带给一些依赖全球化经济的开放程度很高的小国的影响远远超出了他们的预期，危机意识极强的而又异常聪明的新加坡人开始从另一方面认识到了自身的危机——中国是个新兴的经济实体，又有像苏州人这么勤奋、智慧，与中方的合作用不了多少时间，“学生”肯定会超过“老师”。怎么办？新加坡人开始了一个新的算盘——苏州工业园区让中国人当大股东，风险让他们担着更安全些。从国际商界传来的另一种新加坡声音是：苏州在工业园区建设时，就有了另一个自己的高新区，如果一个城市有那么两个开发区，而且一个是“自己养的亲儿子”，那么另一个与“后妻”所生的儿子肯定会另眼看待。因此新方其实希望苏州不让高新区再干了，全力把工业园区建设好。
新加坡人这么想。于是试探着与中方进行股权比例交换的谈判。
市长陈德铭在一次记者会上回答了有记者提出的上述问题，指出：苏州高新区开发已有一段日子，而且是我国政府批准的国家级开发区，关闭或限定它不发展是不现实的。所以中新双方须找出一个很好方法，让园区和高新区同时生存与发展。陈德铭同时以“夫妻”来形容中新两国的合作关系，认为一对夫妻结婚5年，偶尔发生口角也是难免的。他说，中新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