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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革命之礼
毛泽东谨启
民国二十六年九月二十九日。
毛泽东的亲笔信，对武汉危急，国民政府内意见不和，汪精卫等主和派的活动甚嚣尘上，而还在战、和两种选择中徘徊的蒋介石，无疑是一种莫大的支持和信任。
武汉会战时期，尽管蒋介石从未放弃过反共的方针，国共之间的摩擦时有发生，但从总体上看，这个时期是中华民族团结抗日的黄金时期。孙中山先生毕生为之奋斗的民主共和政体，在这时得到了一定的体现。
中国共产党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大旗，赢得了全国人民和各政治团体的一致拥护。当时，中国的主要政党——国民党和共产党是一致抗日的，各党各派均可坚持自己的政治主张。历史在这里出现了崭新的、也是非常奇怪的现象：即各党各派都坚持自己不同的政治观点和主张，但却出现了全国空前的民族大团结。
在有些人看来，中国处于军事上的绝对劣势，政治上的“混乱”状况，是没有希望的。但是，具有伟大政治远见的毛泽东却独具慧眼，认为”大难有转旋之望”。只要国民党蒋介石坚持团结抗战路线，与各党各派平等治国，则中国的独立自由就可以实现。并坚信中国会“雄立于东亚”。
1938年3月29日。
国民党在武昌珞加山武汉大学内举行了该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适应国内政治形势，制走了抗战路线。最重要的是决定组织民意机关，制定《国民参政会组织法》，实行国民参政大会制。
国民参政会的人选由各党派、文化团体、经济团体和生产者几方面产生。该会的性质为咨询机关，规定凡国家大政方针，都须由参政会讨论通过。毛泽东、周恩来等人都入选为参政委员。
7月1日。
第一次国民参政会在武汉召开。毛泽东未到会，但给大会发来电报，明确呈述了他的参政观点和意见：
寇深祸亟，神洲有陆沉之忧；民众发舒，大难有转旋之望。转旋之术多端，窃谓以三言最切：一曰、坚持抗战；二曰、坚持统一战线；三曰、坚持持久战。诚能循是猛进，勿馁勿辍，则胜利属我，决然无疑……
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在一定程度上转变了“老子党”的作风，尊称共产党人为有志之士，并发表对共产党人的宣言书。“馨香祷祝”国共两大党和各党各派团结御侮，共赴国难。
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以后，对其军事机关，也作了一定改造，成立军委会政治部。以陈诚任部长，周恩来任副部长，郭床若任第三厅厅长。三厅主管政治宣传，三厅的人员基本上都是年轻的共产党员。陈诚等人对三厅的工作也是放手让干并给予支持的，如三厅的活动经费问题，陈诚一开口就答应给郭沫若一个军的经费（80万元）。
三厅的工作可以放手去做。独立组织盛大集会、游行，组织战地文化服务处，印刷报纸传单和小册子，发到前线连排战士手中；举办画展；组织宣传队，演剧队、孩子剧团等等。
1938年1月11日。
中共在武汉创办《新华日报》，公开在全国发行。国民党元老于右任为该报书写报头，题了词。国民党高级将领和领导人，知名人士纷纷为该报题词祝贺。计有冯玉祥、白崇禧、孔祥熙、邵力子、陈铭枢、张治中、石瑛等。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知名人士，也可公开支持该报，纷纷题词相庆。
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著作，也可在武汉印成小册子，在长江方面战场的军队中发行，一些部队还自由选择《论持久战》为政治教材，组织官兵学习。
武汉时期的民主共和局面，虽然短暂，且还很不完善，但它是永远值得回忆和深思的。正如伟大的政治家毛泽东所说，那是“希望无穷”的……
（毛泽东的信引自《湖北文史资料》第243页）
8
7月26日。
武昌。军委统帅部接到九江守军总指挥李汉魂将军电话：守军与敌人激战三天三夜，予敌大量消耗以后，已撤离阵地，转移到南浔铁路一线。日军占领了九江。
得到这个消息，蒋介石，陈诚似乎很平静·。
苏军顾问们（1938年7月，德军顾问团撤走后，根据中、苏协议，苏军顾问团派驻中国军队）却沉不住气了，哇啦哇啦地叫个不停，建议蒋介石立即反攻。
、
蒋介石睁大了眼睛，吃惊地反问；“反攻”好像他压根儿就不懂得反攻为哪码子事。
总顾问切列潘诺夫耸耸肩，比划着说：“反攻！把九江夺回来，把日寇赶下长江去。”
蒋介石与陈诚相视一笑，马上对顾问先生们皮笑肉不笑地连声道：“啊，反攻。很好！很好！”
顾问们被蒋介石用“很好”打发出来，就再也没有发现统帅部有什么具体行动来实施这一建议了。
总顾问急了，又找到蒋介石吵叫反攻之事。该总顾问曾经在中国军北伐时期，来中国担任蒋介石的军事顾问，与蒋的个人关系不错。因此，见面说话都很随便。
在客厅就坐以后，总顾问直截了当他说：“总司令（他还像北伐战争时期那样尊称蒋介石为总司令），说实在的，我对您和您的统帅部所采取的战略有不同看法。”
蒋介石欠欠身，“好，好，请直言，请直言！”
切列潘诺夫说：“经过我的观察了解，我认为总的说来，你们整个的抗战是消极抵抗。”
蒋介石皱皱眉头，“哦，何以见得？”
总顾问说：“你们只是以一部分兵力向进攻的敌人，作节节抵抗防御，而其余的部队通常都在后边待命。”
总顾问突然激动不已地捏着两个拳头喊道：“不应当呆着不动，要行动，积极行动！积极反攻！要集结大兵团，像山上的雪崩一样压向敌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敌歼灭！”
蒋介石罗汉似地坐着，颇感兴趣地听他说完，才说：“阁下的意见很好！很好！”
总顾问已经受过他一次“很好”的款待了，心里很恼火，觉得刚才那一席肺腑之言又白说了。抓起茶杯咕咆咱地喝。
蒋介石似笑非笑他说：“不过，总顾问阁下，我们也应该这个，看到现在的情况，已经不同于十多年前北伐军打中国的军阀了。日本军阀可不比北洋军阀好对付呀！当年，我曾到日本东京振武军事学校研习日本军事，毕业后又入日本上官学校当士官候补生，对日本人的战略战术，教育训练，武器装备、总之对日本军队的战斗力等等，虽不敢妄称日本通，但不客气他说，我对他们是很了解的。”
蒋介石也有些激动起来，继续说：“如果一能达成速战速决，能有效地大反攻，我何尝能容忍倭寇的铁蹄践踏我神圣领土的一寸一步！彼我的战力，决定了我军的战略方针。如果几个月前，我在徐州图个痛快，不将主力撤退转移，现在，日军也可能不是在武汉外围苦战，而是在重庆街头列队行进！”
总顾问无言以对。
蒋介石对老朋友善意地笑笑，“阁下的建议，也很有道理，我一定认真研究！”
其实，蒋介石和陈诚、何应钦等人早就定下了在江南反攻敌人的计划，不过不像顾问先生们所主张的那样简单。
冈村宁茨的第11军占领九江之后，按原计划从南岸配合海军沿江西进，仰攻武汉的路就行不通了。因为在他们的前头——瑞昌至富池口，这几十公里的地段上，集结着一股中国的精锐部队，这个精锐集团计有孙桐萱第3集团军；关麟征第32军团；汤恩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