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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让我们的“得百分之十的人”告诉我们，装胶卷的车何时离开工厂，它走哪条路。然后，我们就在公路上劫车，再将车上的货运到里维尔的阿瑟农常每车货至少有3个集装箱。24小时内，阿瑟农场的所有货架上全摆的是打折扣销售的胶卷。阿瑟农场里还堆存有我们的大量刀片。
对黑手党来讲，抢劫是一宗大买卖。大多数劫获的物品，不论是香烟、烟精自制酒、皮货还是食品均由黑手党运到一些贴现商店。这些贴现商店属于黑手党或与它有联系。因之要找到被抢劫货物的踪迹，几乎是不可能的。有的交易场所早已在等着，几小时之内，货物就会转卖出去。
抢劫在全国各地都是一宗大买卖。在新英格兰地区，我们却几乎从来不使用武器。使用武器大危险，人会受到伤害。我们将注意力集中在“得百分之十的人”的身上。大多数司机和许多仓库工作人员是赌徒。他们在大多有诈的黑手党的打牌与掷骰子赌博中把自己的工资输得精光。他们没钱时，就去找高利贷债主借。这样一来，他们就在我们的控制之内了。他们永远还不清所有债务，因为债务越来越多。于是，我们就开始给他们施加压力。他们只有做如下选择：打断腿、胳膊、家庭受到威胁或提供他们所装运的货物信息。我们答应他们，注意到不使他们被抓祝我们与他们商议好，他们将车停放在某个固定地点，在司机去吃饭时，我们将货盗走；或者我们约好，在公路上拦住司机，将他捆住，在我们将货卸空之后，再将他放在空车上。警察找到他时，他对警察说：他是遭到三四个头上套着长统袜的家伙突然袭击，可是他描绘不出歹徒的面孔。此法在全国都采用，不仅是在新英格兰地区。大部分“武装抢劫”均已破案。这全都是由黑手党穿针引线的。
黑手党自己几乎从不干这种抢劫。只是在早期，我还是个少年小偷时，我才直接参与了这种事。自打我以落潮夜总会为据点进行活动时起，对这种事，我从不直接参加。没有一个黑手党徒干这种事。我从我的“得百分之十的人”或某个高利贷债主那里得到提示，然后我就让几个我认为可靠且大都欠我钱的不知内情的歹徒来。我向他们交待全部细节，再由他们去与那个“得百分之十的人”把整个事情谈好。这件盗窃的事就由这个“得百分之十的人”安排，几个小兄弟将他应得的钱付给他。这个“得百分之十的人”当然将自己欠的钱还给我或某个另外的高利贷主。有时还的钱数就是他在此事所挣的全部钱数。然后，将车上的货卸光，我所委托的凡个家伙将货交给我。他们拿到他们的钱，但是大头则由我得。
香烟过去和现在都是受欢迎的商品，在几个小时内，我就可将一卡车货脱手。我给小偷每包2角5分，我将货卖给波士顿、里维尔和普罗维登斯的窝主或贴现商店，就可得到高一倍的钱。
贴现商店的老板比黑手党徒还贪婪。我们所能弄得的一切他们都买，而且不提任何问题。这些东西有烈性酒、男女服装、皮货、电视机、各种可能有的器具或鞋子。特别是在圣诞节期间，只要我手头有货，每天我都可以卖出10卡车商品。这些所谓的声誉好的商人将商品直截了当地放在柜台上，打上折扣卖给自以为在进行合法交易的顾客”。
7．7收买
一切的中心是阿瑟农场，其实它不是什么农场，而是一家蔬菜商店，在那里可以买到西红柿到电视机等各种商品。这是黑手党最重要的会合点。黑手党中的头面人物都到那里转悠。那是一个破旧的棚屋，但在那里可以买到你想买的东西。老天爷，阿瑟一无可以捞进一两千美元，可赌输了钱，他就装穷。许多警察，不仅是里维尔的，别的城市的和波士顿的都在那里买东西。我估计，周围100英里的大多数警察在阿瑟农场买过电视机，每个人都很热情。
我们在里维尔的最大保护人是当地警察局前副局长，名叫菲利普·加洛，是黑手党人，福克斯把他捏在自己手心里。后来，林奇接替福克斯，就由他付钱给加洛。林奇死后，加洛从卡塔尔和阿瑟·文托拉手里拿钱。可是有一天，加洛想不干警察，依靠黑手党的帮助，接管城市。当时，塔梅莱奥常去阿瑟农场，于是加洛决定谈一谈自己的想法。他约塔梅莱奥单独会谈，他们决定去里维尔的一个公园广场谈话。加洛告诉塔梅莱奥，他想放弃警察局的职位，接管城市。为此他保证，城里的黑手党可以为所欲为。他希望得到更多的钱和黑手党对他接管城市的支持。
塔梅莱奥不能答应加洛的要求，他说加洛的任务是向黑手党报告联邦调查局和其他警察的活动，保护城里的赌博诈骗、高利贷和夜总会顺利进行。他认为直到加洛到了退休年龄，或者没有到退休年龄前就死掉，才可以放弃警察工作。加洛过了几年死了。他活着的时候是一个对黑手党很有价值的人。我常看见他到阿瑟农场去对阿瑟耳语，说联邦调查局给停车场拍了照，或者计划对农场进行一次大搜捕，或者这里或那里的警察记下了汽车号码。他向我们透露了几十次大搜捕的消息。
我本人同警察也有关系。但是办事处及其成员的一般保护都由杰里·安朱洛负责。他有门路，他负责给钱，谁也不知道这些人是谁。这是真的。我们从不打听。安朱洛说过，波士顿大约360名刑事警察中有300名在他掌握之中。我不知道情况是否属实。我们在波士顿活动相当自由，在普罗维登斯有半个城的人列在帕特里阿卡的薪金表上。警察乘车从他的办公室经过，看见他在外面坐在扶手椅上晒太阳时，都向他挥手致意。
圣诞节期间，几十名警察到办事处来取送给他们的礼品和钱袋。我不知道他们是谁。我对这种事并不关心。主要是便衣警察，他们空着两手走进后面的房间，出来时拿着包好的东西和钞票。在里维尔、萨默维尔、斯普林菲尔德和波士顿也是如此。有一次，圣诞节前一天，我在赞尼诺的酒吧间里看见进来一群警察。赞尼诺同他们一齐走进房间里，自己掏腰包，除了钱还给他们几瓶烧酒。警察走后，赞尼诺告诉我，圣诞节期间，他给警察的钱不少于5000美元，有时，如果情况特别糟糕，则要超过1
美元。这只是给低级警察的，不包括给发号施令、制造麻烦的高级警察，也不包括由别的几十个黑手党人付给警察的特殊勤务费。
在我的名册上也有一名特殊警官。我不想透露他的姓名，现在他已不在警察局工作，而在某大公司任保卫科长。当时他在波士顿银行部门工作，我叫他邱克。1960年我同他搭上关系。当时我同乔·普赞加拉干了几次入室盗窃，搞到不少东西。邱克接到了逮捕我的命令，他把这件事告诉了一个朋友，是法院的职员。这人同里维尔的弗雷德·萨诺很熟，萨诺是为黑手党干事的。
邱克向法院职员打听我的情况，法院职员就问萨诺，萨诺问法院职员能不能想办法不逮捕，他告诉萨诺：“邱克够朋友，你们可以同他做一笔交易。”萨诺把情况告诉我，替我安排同邱克的会见。我给他500美元。“您放心，”他说，“从现在起，您如果碰到什么麻烦，可以找我。把您的私人电话号码给我，我也把我的给您。有什么问题我就打电话给您。”
这次见面后，大小问题都没有了。关于这些，邱克也没有详细告诉我。每次他打电话都拿到钱，有时几百，有时1000美金。
可是我给他的每个钱都是值得的。有一次，我花了1000美元，消除了一场烦恼。那是第二次进入博伊斯顿大街的皮货店偷走价值16万美元的裘皮后不久，邱克打电话告诉我，叫我在波士顿同他见面。我见到他时，他身边还有一名刑事警察。他叫他比尔。据我所知，现在他还在于。邱克向我出示了比尔接到的一份搜查令，他说：“他们认为您从店里偷来的东西放在家里，比尔奉命搜查，但他是可以通融的。”
“该给多少钱？邱克！”我问。
“1000美元，文尼。”他说，“有了1000元，我们就说搜查过了，什么也没有发现。”
我当然非常高兴。在地下室里藏着16万美元的裘皮，否则就要毁了。比尔得了1000美元。邱克还同我和其他黑手党人做许多别的买卖。他告诉我，进屋盗窃时，哪些地方不要去，他向我透露常受到警察监视的某些地方。他告诉我，在斯图尔特街上行驶的巡逻车上的警察拍了我的照片，以便能在我行窃时把我抓祝有一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