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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弃药从针烙也”，并说“生死之际，不可疑惧痛，项顿之间，以至内溃。古今同斃斯疾十有八、九矣”，又说，痈薄宜计，疽皮厚宜烙”。并谓针烙之法“有却痛之功也”；“烙法多差，殊稳妙于针法”，关于切开部位，指出“皆须近下面烙之，不透即再烙之令透”。对于较大痈疽还强调“即须散烙数处，并令透则气疏达，脓水易出”，“实者撚发为纴，虚者以纸为纴，涂引脓膏药纴之，为了彻底治疗，更明确要求警惕“脓根未尽，使令疮合后，必有再发之理”，上述所强调论述的诊断、治疗原则和方法等那是符合科学要求的，东轩居士所论乳痈之防治法也颇有科学价值，他在认识到乳痈之发病系因“乳汁不行而生痈”的基础上，创造了火罐吸乳法以防乳腺炎化脓而成乳痈。
枯痔手术之发展：《圣惠方》（992）是一部集宋以前方书大成的著作，在其论述肛门痔之治疗技术上，已多处强调了汞砷剂枯痔的方法。如用砒霜等研末路蜜和丸绵裹纳痔处；或用砒霜、白矾等为末炼黄蜡和丸“用绵裹一丸内下部……以痔头消为度”，公元1127年，《魏氏家液方》记载了枯痔散法，较《圣惠方》的方法提高了一步，从而进一步减少了对健康肠粘膜的伤害，效果得到提高。
外科医疗技术：剔除咽喉异物与治疗疣的技术，在综合性医书里已有了较确切的论述，由此可以证明这些技术已为普通医学家所掌握。例如：小儿科专著《小儿卫生总徽论方》的有关部分，所记述的外科医疗技术就有上述特点。在《千金要方》多处记载运用有血清免疫法思想的治疗疖病的基础上，被发展改进而用以治疗疣症。其方法是“以针或小刀于决疣子四面微微血出，取患疮人疮中脓汁傅之，莫得近水，三日外脓溃，其根动自落”，又如《小儿卫生总微论方》改进孙思邈用磁石吸取咽部铁钉、针等异物的方法，改口含为钻磁石孔窍以线穿系，从而不但提高了成功率，而且大大增加了安全性。小儿科集大成的专著《幼幼新书》（1150）卷39，不但收录了孙思邈及《小儿卫生总微论方》的相似方法。该书所引用《圣惠方》（992）剔除误吞鱼钩不出的医疗技术。一法要求绳犹在手中者，莫引之。……，稍稍令推至钩处，小小引之则出。一法强调用琥珀珠贯钩绳上，推令前入至钩所，又复推以牵引出矣，如此医疗技术在综合性医书的广泛引用，说明该法已比较普遍为医家所掌握。
（四）麻醉技术的发展：两宋时期的外科手术，特别是较大手术已有逐渐衰退之势，保守疗法已日渐发展。但是由外科手术发展而兴起的麻醉技术却并没有因此而停滞，相反由于化脓性瘢痕灸法的兴起，整骨手术的进步，麻醉术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例如：窦材《扁鹊心书》（1146）所记之睡圣散即其代表，方法是“人难忍艾火灸涌，服此则昏不知痛，亦不伤人，山茄花（即曼陀罗花）、火麻花，共为末。每服三钱，小儿只一钱，一服即昏睡”。
此外，在《小儿卫生总微论方》一书中，还正确指出小儿脐风与成*人之破伤风是同一种疾病，这就把人们对破伤风的认识提到新的高度。
（五）皮肤病的认识：随着医学理论研究的深入和实践经验愈益丰富，对许多皮肤病的认识更趋深入，对隋唐时期某些皮肤病名繁复混杂之状况提出了新的分类见解，进一步提高了诊断治疗水平。
1、皮肤结核：狼瘘、蚝瘘相当于结核性初疮或为寻常性狼疮；蛴螬瘘类似于疣状皮肤结核；鼠瘘、瘰疬相当于瘰疬性皮肤结核：《圣济总录》在分类论述上虽多沿袭前说，但其“瘰疬门”总论则强调了以下观点：“瘰疬者，其疬本多因患怒气道，忧思恐惧，或改良有虫鼠余毒；或风热邪气，客于肌肉，随虚停结；或在颈项，或在胸肌，累累相连者是也。”所论情感忧惧、饮食余毒、风热邪气等病因，是在前人基础上的提高。宋。陈无择之《三因极——病证方论》论及瘰疬证治，则对前人之分类和解说提出异议，他认为“此往往是三阳传诸阴经方有之，若本脏发，未必有是，学者知之。”（引号内医论均见：宋陈言《三因极。病证方论》卷15，P204，人民卫生出版社，1957年），陈无择对本病的理角和不同看法产生一定影响。而严用和《重订严氏济生方》，则着重根据患者情感体质及具体病症进行辨证施治。
2、诸癣：两宋时期《太平圣惠方》和《圣济总录》论述诸癣，基本上仍沿袭《诸病源候论》的论点，但分类已较简化。值得注意的是没有“白癣”。陈无择则提出：“见癣种类亦多，……虽以皮肤气血凝滞所为，或有风湿转成者；或为人传染得之者，种状不同，治之各有方，”是分为三种情况论其证治，宋代方书《太平圣惠方》、《圣济总录》以及《和剂局方》等，均含有大量皮肤病的治疗方药。反映了治疗经验更趋丰富。
三、骨伤科
两宋时期，太医局始设疮肿兼折疡科，骨伤科正式与外科疮肿并列为医学一门分科。随着这一时期解剖学的发展，骨伤科理论和临床诊疗均有较大发展。
（一）创伤骨科解剖生理的进步
两宋时期由于对人体骨骼系统解剖、生理认识水平的提高，促进了对骨创伤疾病的诊断和治疗。《圣济总录》在“针灸门”记录了长干骨相扁状骨骨髓的多少，在“伤折门”中，更进一步明确提出四肢的运动功能，必须依靠筋肉和骨骼的“联结缠固”，如果丧失这种正常的“联续缠固”，就会丧失功能。公元1247年，宋慧在《洗冤集录》里，记录了人体骨骼系统的结构，并对人体的主要关节，上下骨的关系，脊椎骨、尺桡骨、胫腓骨、膝关节，包括半月板等构造，都有了较实际的描写。解剖学知识的进步，指导了骨折脱位的诊断和治疗。
（二）创伤骨科诊断学的进步
检查及危重创伤的诊断，此期也有较明显的进步，据《洗冤集录》论述，宋代对创伤的检查诊断，已注意致伤外力的大小、方向及致伤的部位、局部组织的变化、血肿情况和肢体功能等，以辨别伤情轻重。上述验伤经验源于临床医学和法医学检验经验的积累，对骨伤科创伤之检查诊断有着重要的价值。例如受伤局部血肿的颜色、范围、形状、出血与否，即可判断受伤暴力的大小及伤情的轻重。
（三）创伤骨科治疗学的进步
危重创伤的救治，《洗冤集录》除了介绍张仲景的人工呼吸法外，还推荐葱白炒热敷伤处的止痛法；用半夏末、皂角末吹鼻或生姜汁、韭汁灌服，灸肚脐、或酒调苏合香丸灌治“五绝及堕打卒死”、“若心下温”、“若肉未冷”者等急救技术，此外，在手法、手术治疗上也有很大进步，例如开放性创伤的治法。宋代的早期处理，仍沿用隋、唐清创方法，剔除异物等，强调：“要在血气未寒，急施治法”，用桑白皮尖茸为线，或用麻线缝合伤口（见《圣济总录》金疮门），并皆主张用盐水洗净，或烧葱汁涂伤口然后涂贴药物。关于感染创口则注意到辨证论冶，如采取“淋渫”洗疮法以祛秽解毒，用刀剪清除坏死组织，用活血药物以生肌收口等等，并逐步发展了内外并治、辨证论治等理论指导，对于骨折、脱臼的复位、固定技术更有较大的进步。《圣济总录。伤折门》对骨折脱臼的治疗，已认识到首要目的是恢复原来的解剖关系，称为“接筋续骨”，当手法正骨不能恢复到解剖位置时，强调切开复位法，由于宋代麻醉技术的进步，外科手术水平与器械已有针、线、刀（柳叶刀、钩刀）、镊、剪、凿、钳，锥、锤等，均已取得进步，在复杂骨折的切开复位技术，也取得了发展，特别宋代随军医生，已运用了切开复位与凿除死骨治疗粉碎性骨折等。还必须指出，创伤方药疗法是我国骨伤治疗技术的一大特长。例如：淋、熨、帖熁膏摩的外治法在宋代也取得长足进步《太平圣惠方》记载11首淋、浴、帖熁（音协，火迫之意）、膏摩的方剂，选用药物除宋以前历代使用的桂、附、辛、椒、姜、芎、归、芷之外，还选用了白矾、接骨草、葱白、五加皮、桑白皮、松节、樟木节等，制成洗剂，称为淋洗方，治跌伤瘀血作痛；伤筋折骨，或久损腰膝，关节疼痛等症均有着肯定的作用。同时，治疗创伤的三大原则，即活血化瘀，养血舒筋和培元补肾（或称健脾补肝肾），在前人论述的基础上，又经过广泛实践，在创伤治疗上得到确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