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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凭世资，从容饰智，以收名誉，故士之寡能好问者多归之。”
就是说袁绍凭借他“四世三公”的这样一个优势，一个家族的优势，结交了很多的人，做出一副折节下士、礼贤下士的样子，干什么呢？骗取一些名誉，因为袁绍结交这些人他有一个原则，就是只见名人，不是海内知名的人袁绍是不接待的。这是干什么呢？这是做秀，这是摆谱，他就等于向世人宣布，我袁大公子可不是什么人都能够随随便便见一见的，我只结交名人。袁绍他这样做的目的是装点门面，是抬高自己的声誉，并不是真心诚意地希望有人来帮助他，因为袁绍这个人是刚愎自用的，他不认为天底下还有比他更聪明的人，他用不着找很多人来帮助他，他只要让世人觉得他这便人才济济就可以了，这就是袁绍的做派。那么袁绍的做派，我们可以总结成这么十六个字，就是：做秀演戏、沽名钓誉、装点门面、自鸣得意。
＊事业的成与败、兴与衰，不外乎平时的用人，而用人者的出发点和境界却是不一样的。袁绍也同样是用人的，他也是敞开胸怀，接纳天下的英才，在官渡之战前袁绍手下也是谋臣如云、猛士如雨，但是他用人却只是做表面文章，用人只看名声。那么曹操用人与袁绍用人，本质上有什么不同呢？
曹操的做法刚好相反，曹操的做法是什么呢？我们也可以总结十六个字：实事求是、唯才是举、不拘一格、来者不拒。也就是说曹操他是实实在在地希望有很多的人才来帮助他，在此前提下，曹操妥善地处理了五种关系。
曹操的用人政策一：名至实归更重实际
第一种关系就是“名与实”。我们知道，世界上有名人，也有能人，名人和能人它不是一个概念，有名的他不一定有能耐，有很多人有能耐他可能不一定有名声，他可能默默无闻。那么你在招揽人才的时候就有一个选项，你是要名人呢，你还是要能人呢？曹操的政策是什么呢？名至实归，更重实际。这个话怎么讲？曹操他很清楚地意识到，自己要成就一番事业，必须有很多很多的人来帮助他。而且相比较而言，曹操的条件是比较差的，政治资本是不如他的对手的，比如袁绍，他有一个庞大的家族作为支持，比方说孙权，他有父兄留下一片现成的基业，比方说刘备，当然也没有什么本钱，但是他自己弄出一个来，刘皇叔，他至少有一张可以骗人的名片，曹操有什么呢？一说起来，太监的孙子。我们知道在东汉这个时代它是很重名的，因为自从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后汉代便以名教治天下，我们读孔子的书知道，孔子的学生问孔子说，先生如果做了官，第一件要做的是什么事？孔子说，必也正名乎。所以在这样一个时代名是很重要的，曹操明白这一点，所以他希望争取当时的豪门世族、社会贤达、社会名流这样一些人能够来支持他。
所以曹操不是不要名人，而且是很欢迎名人，但是曹操心里很清楚，这些名人不一定能够帮忙。曹操的态度很简单，你来帮忙固然好，帮腔也不错，帮凶也可以，实在不行，帮闲也行，帮闲我也要；我也不指望你们这些人能够实实在在地给我做什么事，我也不指望你们这些人真心诚意地拥护我，只要你们能够来，你们来给我装点门面，你们不公开跟我作对，就可以了。曹操是不迷信名人的，曹操也是不重虚名的，曹操的名言就是“不得务虚名而处实祸”，就是曹操更看重的是实在的内容，他是很务实的一个人。
甚至他的婚姻都是很务实的，他的第一任夫人，就是我们曾经讲过的丁夫人，丁夫人和他离异以后，曹操就让他的妾卞氏做了夫人，那就是卞夫人，卞夫人出身是不好的，出身倡家。倡就是倡伎，那是单人旁的，倡伎两个字都是单人旁的，这个倡伎在那个时候主要是献艺，一般情况下是艺妓，卖艺不卖身的，但是这个卖艺和卖身之间在当时也没有什么严格的这个界限，所以这个单人旁的倡伎很容易转换为女子旁的那个娼妓。那么这样的一个出身在当时不但是卑微，而且是卑贱，按照一个讲究门第出身的这么一个规矩，那是不能够做夫人的。曹操不管，因为卞氏非常的好，出身虽差，人品极好，做人非常地低调，她也给曹操生了好儿子，草丕是她生的，曹植也是她生的，后来草丕被立为太子，卞夫人手下的人开玩笑说夫人啊，你看大公子都做太子了，你得请客啊，开玩笑了，卞夫人说什么呢？唉，我没有把孩子教坏，就不错了，我已经很心满意足了，我哪里还敢居什么功劳啊！曹操外出打仗的时候总是会缴获一些珠宝、珍宝、古玩、首饰这样一些东西，他带回家以后曹操会把这些东西先交给卞夫人去挑选，因为她是夫人，正妻嘛，每次卞夫人都挑一个中等水平的，首饰、珠宝这类。曹操就奇怪，就问她，说我经过观察发现，你每次不挑最好的，也不挑最差的，你都挑个中等的，什么原因呢？卞夫人说，挑最好的那叫贪婪，挑最差的那叫虚伪，我挑中等的。这是非常实在的一种说法，所以曹操很欣赏她。
曹操是这样的一个人，所以他在处理人才的问题上他的态度就是名至实归、更重实际。
曹操的用人政策二：德才兼备唯才是举
曹操要处理的第二个关系，德才关系，“德与才”的关系。这个问题也是我们历史上长期以来争论不休的一个问题，就是当一个人才他的德和才不能兼备的时候，哪个是熊掌、哪个是鱼？我们应该选哪个？传统的说法呢，首先我们要德才兼备，这个话没错，但是不能兼备呢？传统的做法是先德后才，但是曹操这个时候相反，他三次下达求贤令，公开提出一个口号，叫做“唯才是举”。“唯才是举”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当德和才一旦发生冲突和矛盾的时候，首先取的是才，而不是德。那么这个说法是很容易引起误解的，所以我们要略加说明，曹操为什么要提出“唯才是举”这样一个口号，而不沿用传统的德才兼备呢？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当时是非常时期，而曹操又是在非常之时行非常之事的非常之人，就不能按常规的这种取才的办法来做。所以曹操有一个说法，他叫做“治平尚德行，有事赏功能”，这什么意思呢？天下太平的时候，我们可以把道德标准放在前面，慢慢地去寻找那些德才兼备的人，但是现在是一个有事的时候，是一个天下不安定的时候，是一个急需人才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要奖赏的是功能，功就是功劳，能就是能力。
在这个关键时刻我们一定要把功劳和能力放在第一位，而不能够把所谓的道德放在第一位，如果我们把道德放在第一位就可能出现三种情况：第一种，有德无才，道德上倒是无可挑剔，老好人一个，啥也干不了，这种人我拿了有什么用？第二种可能，求全责备，我好容易发现一个人才，大家来提意见说他有一个什么什么毛病，我是用还是不用呢？第三种可能，就是弄虚作假，一个人才为了能够得到晋升的机会只好做政治秀、做道德秀，东汉末年就是这样嘛，东汉末年因为把道德标准放在第一位就有很多人做假，所谓“举孝廉，父别居；举秀才，不识书”嘛，这个是不行的。既然东汉末年有了这样的弊病，曹操在这个非常时期就必须来矫正，而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所以曹操不能说德才兼备，必须说“唯才是举”。
所以曹操三次颁布求贤令，甚至提出这样一个说法，就是只要是一个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