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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快，又有人上奏朝廷留洋学生的“现状”，并建议撤回留美留学生：“……外洋风俗流弊多端，各学生腹少儒书，德性未坚，尚未究彼技能，实易沾其恶习，即使竭力整饬，亦觉防范难周，亟应将其裁撤，惟裁撤人多，又虑有不愿回国者，中途脱逃，别生枝节等语……既有此议，诚恐将来利少弊多。”
朝廷对他们的态度渐渐的转变了。
由于“学徒抛荒中学”严重。朝廷专门下达谕旨，要总理衙门致信各国公使，要求洋员专管洋学，不要掺和留学生中学方面的教育。乾廷希望留学生们既能够学到西方的科学技术，以满足洋务之用，同时又不荒废传统的儒学教育；朝廷的意思，留学生们必须坚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不可偏废”，否则，即使洋学修得再好，于国家也没有益处。
关于这一点，量身定制的《留学生出洋肄业事宜折》中有明确规定：“出洋后，肄习西学仍兼讲中学，课以孝经、小学、五经及国朝律例等书，随资高下，循序渐进；每遇房、虚、昴、星等日，正副委员传集各童，宣讲《圣谕广训》，示以尊君亲上之义，庶不至囿于异学。”
这样做的目的，总理衙门曾说得相当明白：“中土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经国之略，有全体，有偏端，有本有末，”西学乃是“偏端”，中学乃是“全体”。向西学学习的宗旨是：“以中土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换言之，是：“取西人器数之学，以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礼之道。”
这不是一两个人的看法，而是这个时代绝大部分士大夫们的看法即便是很早就开始呼吁在中土实施议会政治的郑观应，在言及向西方学习时，也不得不如此描述：“古人名物象数之学，流徙而入于泰西，其工艺之精，遂远非中土所及”，这和保守士大夫所谓的西方强盛是因为向中土学习，可谓异曲同工尽管保守派一心拥抱儒家道统，而郑观应醉心于议会政治。无法放弃帝国的“文化中心观”，是那个时代，所有知识分子（无论保守还是激进）的共同特征。
留学生们中文方面的学习并无问题，因为创始者希望他们日后回国缔造一个少年新国家，学好中文是必须的。但朝廷所不满的，是留学生们改穿西服、剪除辫子，乃至加入基督教。但更多的不满其实源自细节：9079年，一位留学监督招留学生们到华盛顿使署中教训，各生谒见时，均不行拜跪礼，结果成了严重事件：“（僚属金某）大怒，谓各生适异忘本，目无师长，固无论其学难期成材，即成亦不能为中土所用。具奏请将留学生裁撤。”留学生们所受的近代教育，使其无法理解中世纪儒家教育的种种礼仪规范。
就连最为开明的广东士绅也无法原谅留学生们何以不行跪拜礼，这形同对帝国********的背叛。渐渐的，大家知道了洋务改革所需要的是什么：
“中土所办洋务，……缘其大纲，不出二端：一曰军事……二曰商务……其间有兴学堂派学生游学外国之事，大率皆为兵事起见，否则以供交涉翻译之用者也。中土所见西人之长技，如是而已。”
朝廷需要的，只是单纯的技术人才；而留学生们在美国，却正正日趋蜕变成开启新时代的新人类；中土士大夫们戴着传统********的有色眼镜，既看不到新时代的优越性，自然更无法认可新时代所造就出的新人类。
终于，朝廷中止了这种自费留学的计划，并要求留学生撤回国内。
留学生们对半途被迫回国深感遗憾和痛苦，但更痛苦的是，离开多年之后的归来，等待他们的不是荣耀和拥抱，而是耻辱和排斥。
蔡廷罕在给美国友人的信中描述了自己想象中的被祖国拥抱的幸福：
“当我们溯江而上遥望上海时，曾幻想着热烈的欢迎在等着我们，那熟悉的人潮，和祖国伸出温暖的手臂拥抱我们！……想像中的欢迎，使我们越发激动。”
然而，现实却是：
“船头划开江面平静而黄色的水波，当靠码头时，那船舷碰岸的巨响，才惊醒我们‘乌托邦式’的幻梦。”
“人潮围绕，但却不见一个亲友，没有微笑来迎接我们这失望的一群。……为防我们脱逃，一队全副武装的士兵，押送我们去道台衙门后面的‘求知书院’。
“求知书院已关闭十年了，迷信的人们相信此处常有幽魂出现，惊恐的本省同胞言之凿凿，大门十年未开启，墙壁剥落，地板肮脏，石阶满布青苔，门窗均已潮湿腐烂。
“当你跨进门槛，立刻霉气熏鼻，这些阴暗似乎象征我们的命运。入夜，我们可以清楚看见那潮气由地上砖缝中冉冉升起，使我们衣衫尽湿，一种昏沉袭罩着我们，这种侮辱刺痛着每个人的心。而令人最可怖的是那些在留学监督头脑中荒诞不经的思想，使我们学未成而强迫返回家乡。
“如同狗之吠月，我们无能为力。望着满布蛛网的墙壁，使人昏昏欲睡。而手臂接触到的潮湿，正是我们的被褥。我们的床就是两条板凳上摆一块木板，这种简陋的安排，美其名是对我们的招待。”
踏上祖国土地的那一刻开始，留学生们就背负起了“叛徒”的罪名，他们背叛了帝国的文化，背叛了帝国的传统********，他们是“思想犯”，是“洋鬼子”和“有害于社会”以及“无益于国家之人”。他们是危险的种子，必须受苦，必须接受政府的监管。
在经济上，大多数留学生月薪只有四两银子，当时一个道台的年薪则可达一万至一万五千两银子。薪水之微薄，令留学生们生活困难。蔡廷罕说：“这种待遇使我们仅免于冻饿。我们的饥寒与否，政府是漠不关心的，至少我们感到如此。对于我们家人之前的花销，是否按之前约定的补贴，政府更不予理会了。”
政治上，留学生们也深受政府“虐待”，毫无社会地位可言。出洋前承诺的官职自然是不敢奢望，家里为留学生支付的花费当然也不会报销，除此之外，留学生还必须接受政府的严厉监管，曾有留学生苦于薪资不足以糊口而逃至上海谋生，结果被朝廷下令通缉。《申报》曾如此描述留学生们的处境：“他们的薪水还不如西商的侍者，对他们的监管比囚犯还严厉。如此用人，安得有良材大器出而为国家办洋务哉！”
一位叫做罗勃特的美国人当时所观察到的与《申报》的描述一般无二：“我曾在大街上匆匆见到一个名叫黄开甲的留学生一面，因为他负有公差，才特准外出也。不知何故，他们被乾国官方视同罪犯，对这种侮辱，使他们全体愤概不已。在留美期间，他们对文明社会已深切体会。也许，乾国政府召他们返国正拟将开明的种苗拔除，则此实为自取败亡之举……”
留学生们则发出了这样的哀叹：“我们是易于摧毁的，我们没有天赋的忍耐，我们似新生的树苗，由肥沃的土壤、温和的气候移植到无知迷信的荒漠，我们不会成长，只会渐渐枯萎……”
但性情爆烈的蔡廷罕不甘心于这样的命运。
他在一个意大利传教士的帮助下，来到了热纳亚，继续他的求学生涯。
虽然他的行为并没有引起官府的太多注意，但由此他却再也不能得到家里的资助了。
而现在，一切都已走到了尽头。
这样过了有一个小时，他听见有人敲门。
“进来！”他大声喊道，手并没有停下来。
“蔡廷罕先生！”特丽莎太太有些气喘吁吁，隔着门槛瞪着他，“你究竟在干什么呀？”
他转身看着她，仿佛在竭力回忆她是谁。
“系主任怎么办？他可一直在等着你呢！”她惋惜道。
“噢，对了，我忘了。”
“怎么？你……忘了？”
“是呀。”他的语气中透着不解，反倒惊讶于她的大惊小怪了。
“哎！我只能说你是活该！”她激动地说，“你真是咎由自取！毕业典礼四点半就要开始了，你想主任哪还有时间会见你？”
“我马上就去，特丽莎太太。”促使她这么做的真正原因不单单是好奇。那是她的一块心病：她担心校委会撤销对蔡廷罕的处理决定。
他走进大厅尽头的洗手间，她则站在一边看。他洗了手，把蓬松的直发整理得有了点样子，然后走出来，上了楼梯。这时她这才意识到他要离开。
“蔡廷罕先生！你该不会就这样出去吧？”她指指他的衣服，喘着气说。
“怎么不行？”
“他可是你的系主任哪！”
“特丽莎太太，他不再是我的系主任了。”她着实吃惊，他说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