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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直到彤郅十二年，18岁的彤郅皇帝正式亲政，英、法、俄、美、德五国公使即联合向总理衙门递交照会，要求觐见彤郅皇帝，递交国书。
拖无可拖，拒绝的理由已不复存在。总理衙门只能与五国公使会谈。谈判中，围绕着亲递国书的觐礼问题，双方舌战不下，乾方坚称：“彼谓条约中有碍于国体之礼，为不可行；则告以碍于中土国体，亦不可行。彼谓条约允以优待；则告以中土相待，能优于礼之中，不能优于礼之外。彼谓唯跪拜之礼，有碍国体者不能行，此外均可商酌；则告以唯跪拜之礼，最关中土国体，首先议定，此外始可从容拟议。”各国公使坚持：觐见一事。《天津条约》早有约定，大乾朝廷也已允诺皇帝亲政后履行；公使觐见在西方各国已是惯例，汉译的《万国公法》里也有详细记载，不存在理解难度；觐见礼仪应按照各国通行的方式。各国平等，并非藩属，不能强求行跪拜之礼。
辩论往返长达三个月之后，争论终于告一段落，双方达成协议：
1、五国公使觐见时不行跪拜之礼。作为让步，公使们特将觐见本国君主的三鞠躬之礼改为五鞠躬。
2、不举行觐见大典，只允许带有本国国书，初次驻使乾国者参加觐见，呈递国书。以后也不能随时要求觐见。
彤郅十二年6月29日，英、法、俄、美、荷五国公使和日本大使，共六国使节在紫光阁以西礼觐见彤郅皇帝。西方各国使节终于如愿以偿首次以平等国家代表的身份站到了天朝皇帝的面前，此时，距离马戈尔尼出使时已过去了整整80年！
彤郅十二年六国使节以平等礼仪觐见大乾皇帝，在外国人看来。本是天朝融入国际社会的重要历史事件和节点，但当时乾国人的理解，却将此事与“礼崩乐坏”紧密地联系到了一起，对丧失“立国之道”的恐惧感与被迫做出改变的屈辱感交汇在一起，最终导致本该详细记载朝廷政务大事的《国朝实录》和详细记载皇帝每天重要活动的《起居注》，都不愿意详细记述此事。连爱记日记的朝廷大员们，对最为重要的觐见礼仪，都有意一笔带过。这种一笔带过的背后，可以说蕴含着某种难以启齿的羞辱之情。
仅仅一个是否下跪的礼仪问题，就搞得有如天塌下来一般。不但为此争执多年，而且因为这个问题和外国人交涉而失去了很多实在的利益，放在后世，也许很难想象。但在这个时代，却是真真切切的存在！
作为大乾帝国的精英阶层，信奉儒家的道德理论的士大夫们认为，有了明君，才会有良民。君是盘，民是水；盘是圆的。水就是圆的，盘是方的，水也就是方的。由这个理论可以推断，明君统治时期，美德之花处处开放。有时，目不识丁的苦力都会告诉外国人“尧舜”时期夜不闭户，因为没有小偷；在路上丢失了什么东西，第一个发现这件东西的人就会守在那里，直到有第二个人来，他才走开，这样一个替一个一直等到失主到来，完壁归赵。有一个普遍的说法：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今不如昔。这种厚古薄今的倾向不限于帝国和帝国的臣民，全世界都是如此，只是天朝人对此深信不疑的程度，则是其他民族“无与伦比”的。古代文献记载了古代的所有美德，现今的一切都只不过是沿用承袭。正统的天朝人看待“四书五经”，就好比虔诚的基督教徒看待希伯来语的《圣经》一样，儒学家学者们也不会相信“四书五经”还需要增补。古代的经典造就了这个伟大的民族，也造就了千年帝国的政治体制，不管这个体制具有什么别的性质，它的顽强执著却是不争的事实。自我保护是民族的首要原则，一种统治方式经历了如此漫长的年代还完好如初，虽然这并非独一无二，但人们对它的敬仰之情与他们对“四书五经”的敬仰之情是十分相似的。帝国政府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能被吹倒，它是一个立方体，一旦翻倒，也只是换个面，其外表与内涵还都是一如既往。这一过程反复出现，教会天朝人，政府演变的结果是可以预料的。任何改进建议无异于十足的左道邪说。因此，古人无可争议的优势是建立在后人显而易见的劣势的坚实基础之上的。
帝国内还存在另外一种普遍现象：干百万人准备为某种信仰而献身，但他们却不理解这种信仰，也不会按照这个信仰的具体信条去约束自己的生活。风俗习惯和语言一旦固定下来，就像石膏一样，能摔碎它，但不能改变它。至少理论上是这样。但实际上任何理论都会有弹性去变通，任何风俗习惯都不是永远不变的，只要有一定的条件，就可以有所变化。例如，是大乾朝的统治者在所有天朝人当中推行一种全新的削发发型短发，即把头发剃得很短，只有薄薄的一层。北方的在帝国占统治地位的渤族非常骄傲于自己的短发发型，胜于骄傲于自己的服饰，因为那是他们的祖先反抗压迫，夺取天下的象征。但是。在大乾帝国的南方，很多地方还残存着对前朝的怀念，他们用长发来表达这一情感。在帝国南方各省，无论男人还是女人，都留着展开能够拖到地面的长发。他们比渤族更要看重自己的头发，甚至于超过自己的服饰。男人们象女人一样的精心将头发盘成高高的发髻，用华美的冠帽将发髻保护起来，他们整天穿着宽袍大袖的华美衣饰，欣赏着自己的容貌，打发一天的时光，令外国人感到惊奇不已。
在这个有着古老传统的国家，人们一直假定既成事实是正确的。长期以来确立下来的习惯，人们只管遵守便不问其他了。他们相信这些是古人传下来的，自然有其过硬的道理；此外他们认为“人人”这样做。也便跟着这样做。在帝国，机器带动齿轮，而不是齿轮带动机器。既然人们时时处处都这样做，那么，随大流就行了。
对待汹涌而来的西方文明，天朝人的态度是拖延。一方面不太愿意接受新事物，另一方面则是根本没有愿望，甚至不想放弃旧的事物。尽管旧的风俗习惯、旧的迷信、旧的信仰现在已经过时，可人们却还在抱残守缺。刚开始试图引进电报的时候，某省的水师提督还奏明皇帝说。当地人对这一新发明极端仇视，以致电线都架不起来。但是，一旦与日本打起仗来，电线在完全不同的背景下架了起来。该省政府立刻设立了一些官电局，而且此举备受推崇。另外，风水几乎成了在帝国境内修建铁路的不可逾越的障碍。但一旦帝国高层（内务府）为了重修皇家园林而修筑了铁路，风水理论也随之让路，并且还衍生出了铁路有益于风水（“铁龙行天下，通九州之金”）的说法。人们便堂而皇之的欢迎铁路，并心安理得的享受它带来的种种便利和好处。
可以说，生活在这个古老国家的人的情感，如果有的话，是要靠“礼”来满足的；天朝人的责任，也靠礼来完成；天朝人的美德和不足，也是参照礼而得出；人与人之间的自然关系基本上靠礼来维系，一言以蔽之，对天朝人来说，礼是道德、政治和宗教的化身，同家庭、社会和宗教有着多种多样的联系。“四书”和其他经典，尤其是《孝经》中的有关教导是至关重要的。“百善孝为先，但要看动机而不是看行为，否则天下无孝子。”天朝人被特别地教导，一切道德败坏，根源都是缺乏孝心。违反礼节，是缺乏孝心。不忠君，是缺乏孝心。为官不尽职，是缺乏孝心。不诚心待友，是缺乏孝心。杀敌不勇，是缺乏孝心（语出《礼记？祭义》：“居处不应，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莅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战阵无勇，非孝也。”）。天朝人相信，父母的顽疾，只要吃了（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子女身上的一块肉就能治愈。“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因为这个原因，每一个儿子都要尽可能早地结婚成家。一个天朝人，三十六岁做爷爷，这是极为常见的事。而大家都想要生男孩，这就导致了蓄妾制度，并随之产生各种不幸。生了男孩便欢天喜地，生了女孩便垂头丧气。这导致了人们所熟知的天朝的大量溺婴现象。这种罪行，帝国南方要比北方更加厉害。天朝人的教诲没有为女儿说什么话，一切都站在儿子一边。由于偶然的性别之差，男婴成了家庭中的神，同样，女婴成了可怕的负担。
天朝社会的结构，是按照家长制的模式建立起来的，具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