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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建造铁甲舰预做准备。”
“那样的话，只怕要另选厂址，再开新厂了。”何儒章沉思道。
“船政总理天下造船事务，本就不是仅建一厂便完事了。”林逸青提醒何儒章道，“船政设厂本非一厂，而现在之马尾厂选址本为不当，不能建造五千吨以上之船，莫不如趁此机会，再设一厂以造巨舰。”
“那这新厂厂址，设在哪里为好？”何儒章问道。
“我此番巡视海防，便已暗中留心，”林逸青道，“在旅顺青泥洼口设厂，最为适宜。”
“在北方青泥洼口设厂？”听到林逸青的建议，何儒章吃了一惊。
“船政设厂，本不必拘泥南北畛域，要不然，这‘总理船政’四字，便白叫了。”林逸青微微一笑，“而且，这船政的关防，也该换一换了。”
“是啊！我以前还不知道，这船政的关防，竟然是木印，还是自己刻的。”何儒章有些奇怪的说道，“既然是总理船政事务，当是礼部颁印，印文也当是‘总理船政事务衙门关防’，怎么能光刻‘总理船政关防’六字？”
关防，是印信的别称，在大乾朝，特指非经制的临时或新设机构的印信，其印面呈长方形，以区别于正方形的大印。在现在这个时代，不特指地域范围，而直接缀以“总理”名义的新设机构为数并不多，除了总理船政之外，较具代表性的新设机构还有“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和“总理海军事务衙门”，与总理船政一样，都是乾国政府中枢批准特设的专管某一领域具体事务的机构。但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的细微差别在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和总理海军事务衙门虽然同样也是使用关防印信，但是这两个机构的关防均由礼部铸造颁发，即在礼部注册备案，而且材质均为银质。印文内容上也显得等级极高，与正式机构的大印一样，除了中原文篆书的机构名称外，同时还有渤文篆书印文。相比之下。现在船政用的由船政自制、材料为木质、印文中只有中原文的船政关防则显得等级相差不少，更不用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和总理海军事务衙门的总理大臣都是由亲王级的王大臣出任，而船政大臣的级别虽也很高，但毕竟只是巡抚一级的官员。
船政创立之始，沈佑郸的正式官职便是“总理船政事务大臣”。有专折上奏之权，从此“总理船政”成为一个特定的职位和机构名词，在总理船政管理下的整个设厂、造船等一系列机构和事务，也都由此统称为“船政”，船政也从一个普通的词语变成了特指一个机构的名词。至于总理船政这一机构的长官，也被习惯的称为“总理船政大臣”或“船政大臣”。
不过，显得有所保留的是，朝廷在同意沈佑郸总理船政的同时，并没有按照以往的常规，由礼部铸造关防大印授予沈佑郸。而是命令“先刻木质关防”，有意无意的对船政进行了矮化，其中防范地方疆臣坐大的意思不言自明。
而林逸青已然深悉其中的奥妙，是以在妻兄何儒章从驻日本公使离任，以护理福建巡抚的身份出任船政大臣后，决心将林义哲留下的这一重要遗产扩大升级，是以决定首先从这关防大印入手。
换掉关防大印，看似是一个不起眼的事，其当中的寓意却是很大的！
林逸青深深的了解，总理船政虽然是朝廷正式批准的名分。但如其关防所显示的临时性质那样，这一名分的本身仍然带有极大的不确定性，朝廷并没有特别申明出任总理船政大臣的人选必须具备的官阶级别（一旦未来的船政大臣的级别低于巡抚级别，那这一机构能否保持不被地方大员矮化。则是很大的问题），也并没有特别申明总理船政机构除了自己的设厂造船之外，还有何等的权限。船政的未来发展能达到何种程度，能否确保其在国家机构中的地位，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船政大臣是否能够在政场上自己去努力争取和维护。
船政的举步维艰，究其原因似乎是决策随意、政治斗争和财政支持力度不足所致。但林逸青明白。根本原因并不是某些人的阻挠和漠视那么简单，所谓没有脱离时代大背景的个人行为的存在，因而这一切都要放到大乾帝国所处的社会大背景下去考量。
大乾帝国虽然拥有漫长的海岸线，但自古以来从骨子里认为自己是个大陆国家，农耕文化和小农经济意识根深蒂固，农耕文明的民族很难自发的去探索海洋，农民关心的是他土地的收成；渔民虽然靠海吃海，但是也绝不会冒险离开海岸线去远海捕鱼，因为在“没良心网”不那么流行的时候，近海的渔业资源还是足够其捕捞的；商人畏惧于海洋的波涛汹涌以及巨大的运输成本（在没有GPS定位导航和全程海军护航体制的时代，商船和水手的损失率一直居高不下），宁愿出钱雇佣外国商船为其冒险运货而自己只需要等在港口。总之，地大物博的大乾帝国使得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民族对大海更多的是一种敬畏而不是依赖。农耕经济的完善令统治者内心里最关心的是如何提高单位土地的产量、尽力减小荒年对收成的影响以及保持对农产品运输至关重要的漕运的畅通无阻，海外贸易实在是一种可有可无的东西。再说大乾帝国向来没有什么海外殖民地，因此海上运输线的重要性也不像海洋国家那样性命攸关。因此，这个古老的民族，从内心里缺乏海洋意识，也就不会存在多少发展近代海军的土壤。
农耕文明状态下的大乾帝国也并不是没有重视海洋的时候，不过，海军舰队更多体现的是个人的意志而不是全民的意识，一旦主事者“换届”，新上来的不具备这种意志，那么对海洋的重视甚至是兴趣也会戛然而止。
长年农耕文明的天然限制和“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古训使得大乾帝国政府的年收入一直十分“固定”，即便是年景好的年份也不过在7000万两白银上下浮动，贸然加赋是要冒着天下造反的危险的。可是每年的收入固定、用度也是固定的。每年的结余也就这么点儿，而海军是公认的“贵族军种”和“吞金巨兽”，大乾朝廷每年结余的数百万两就算全都投入进去也无异于杯水车薪。
钱不够用的时候能用的方法无非只有两种：开源和节流，但是作为一个农耕意识浓厚的民族对于加赋是极其反感的。加赋就意味着社会不稳定因素在增加，但是如果不加赋的话，“开源”基本就没有可行性。
那“节流”是不是行呢？当然不行，因为财政收入就必然要有支出，可是支出的项目都是早定好的。每一份支出就牵涉到一个既得利益集团，八部子弟和内务府的那一份是万万动不得的，这一动他们能拆掉整座紫禁城；青旅的军饷也是别想的，虽然这些人打仗不中用，但是闹事的本事还是有的；长江、黄河流域的百姓盼着治河经费；灾民指望着赈灾款；官员们的俸禄、维持国家机器运转的种种开支。在这些传统部门面前，像福州船政、江南制造局这样的洋务部门就形同“想要分财产的后娘养的”，自发形成了一种本能的敌视心态，所以一有机会就群起而攻之。
自从洋务运动展开的那一天起，各方面对洋务派的攻击就从来没有停止过，这种攻击并不能简单的归结于“洋务派妥协卖国”或者是“保守派因循守旧”。而是包括手里掌握着舆论权柄的士大夫阶级在内的全体大乾帝国人不明白海军是用来干什么的。
既然不明白创办船厂、建立海军是干什么的。同时这些又牵涉到诸多油水颇多的“配套设施”，比如煤炭、钢铁、电报、铁路等都大有油水可捞，自然会遭致各界的怀疑和非议，尤其是以“骂人”为本职工作且掌握舆论话语权的言官御史。
之所以如此归根结底在于：洋务派不容于当时的主流价值观，从事洋务者往往被认为是“事鬼之徒”（等同于卖国贼）。这种观点贯穿洋务运动的始终，海军可以说是全社会的眼中钉和肉中刺，每当国家“银根紧缩”，节流经费的“快刀”第一个砍向的就是“花钱大户”海军和其有直接联系的造船机构，与户部和地方争夺经费成了北洋水师缔造者李绍泉、历任船政大臣和江南制造局总办任内的“必修科目”，太多的精力耗费在这种毫无意义的扯皮之中。进而形成一股强大的反作用力施加在海军、造船工业乃至整个洋务运动之上。
大乾帝国造船工业遭到的漠视本质上是因为整个民族沉醉于过去曾经拥有的辉煌和骄傲、对新生事物的漠视以及农耕民族对海洋固有的畏惧心理作祟、海洋意识缺失的必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