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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唐绍仪被刺案纪实（2）
此间，袁世凯擢升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他重用唐绍仪为天津海关道。唐绍仪在任期间，办理接收八国联军分占的天津城区、收回秦皇岛口岸管理权等事务，成就斐然，令同僚们刮目相看。袁世凯亦上奏朝廷，称赞唐绍仪出色的表现和能力。
1902年6月英国第二次入侵西藏，很快攻陷拉萨，清朝驻藏大臣有泰令西藏地方政府与英国签订了《拉萨条约》，严重损害了中国的主权，引起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和帝国主义的干预。清政府在严禁有泰签押的同时，向英国政府提出谈判的照会。由于唐绍仪在多次谈判中的杰出表现，唐绍仪就成为此次谈判的最佳人选。经过一系列的准备后，于1905年2月率代表团抵达印度加尔各答。由于此次谈判关乎中国西藏的主权，尽管英方代表采用了威逼恐吓，唐绍仪的代表团不为所惧，据理力争，因英方仍存自鸦片战争以来利用坚船利炮做后盾胁迫清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从中获得大量权益的心理，试图继续施压，无意退让。唐绍仪见此情况，在征得清政府同意下，宣布中止谈判，使英方的企图无法得逞。后谈判地点转移到北京，唐绍仪仍在围绕西藏主权问题决不妥协的前提下参加谈判，由于唐绍有的坚持，加上英国政局的变动，在英方承认中国在西藏的主权的前提下，与中国签订了《中英续订藏印条约》。尽管该条约仍然失去一些权益，但在当时的情况下，维护了西藏主权，无异于是唐绍仪最大的贡献。
唐绍仪在西藏问题谈判中的成就，使他晋升为外务部右侍郎。此后，唐绍仪参与主持中日、中俄关于东北问题的谈判。在客观条件十分不利的情况下，他力争避免损失过多的权益，抑制了日本在东北扩张侵略的野心，并完全拒绝了俄国企图保留在东北利益的要求。
自1906年起，唐绍仪先后被委任为全国铁路总公司督办、税务处会办大臣、邮传部左侍郎。他主持路政后，着力扩大我国在外资铁路中的行政管理权和挽回铁路借款方面的损失。由于他的力争，沪宁铁路的续借款由原定的9折改为9。55折，总管理处由原来华员2人、洋员3人组成改为只设华员总办1人，洋员在总办主管下分理部门职能。在广九铁路合约的谈判中，唐绍仪把用人用款之权从英国人手中争回，由两广总督一手经理。
唐绍仪是近代第一位致力于收回海关控制权的人，在自己任内尽力收回海关的主权。自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渐失去海关的自主权，特别是在1863年总理衙门任命英国人赫德为海关总税务司后，西方国家利用这一便利的条件，逐步控制中国的内政和外交。1906年清政府设立税务处，隶属度支部，辖总税务司和各口海关，任命唐绍仪为会办大臣。唐绍仪在上任伊始，他即宣称：“此次奉命办理海关税务，实为收回税权之一大关键，且海关为中国海关，聘用洋员自应归中国节制。今虽时事艰难，无所措手，亦当力任其难。”税务处的高级官员基本上是由外务部和户部中抽调的华员所组成，有力地阻断了总税务司与总理衙门的关系，截断了赫德的臂膀。同时为加强华员在各海关的力量，唐绍仪下令今后各关税务司应让华员发挥更大作用，并规定今后不可多用洋员，使近代海关外籍税务司制度开始动摇，有力的打击了西方列强把持中国内政、外交的企图。可惜的是，由于统治者的腐败和嫉妒，唐绍仪在税务处的位置并未干很久，于1907年4月该任奉天巡抚，税务处又开始受到西方国家的控制。这种局面唐绍仪是无法掌控的。
1907年，唐国聘任奉天巡抚，并负责东北地区的对外交涉。他企图引进英、美资本，修筑一条贯穿东北全境的铁路，以制约日本，但英商在日本的抗议下退缩了，唐绍仪又打算联美制日，计划依赖美国资本开发东北来遏制日本。翌年，美国以部分庚子赔款退还中国政府，唐被派为专使，赴美活动。在美期间，他鼓动美国财团到东北投资，并以考察财政为名，访问欧洲日本等八国。但日本拉拢美国抢先签订日美协议，使唐绍仪的计划落空。1910年，唐绍仪曾一度被任命为邮传部尚书，但不久即辞职。
第三章 唐绍仪被刺案纪实（3）
唐绍仪在外交活动中的极力维护国家主权和利益的做法无疑和他的留学经历有关。当时的美国已是世界强国，加上当时的国际环境，列强间的外交活动日益频繁。民族主义在西方得到普遍的认同，当时的国际外交已更加凸显国家利益至上。为维护甚至获取更大的国家利益，各国不惜动用各种手段。种种国际环境和国际外交原则必然会对在美国生活了7年的唐绍仪产生一定的影响。这与那些旧式官僚形成鲜明的对比，无论是学识、见识还是胆识。
三
武昌起义爆发后，清廷起用袁世凯为总理大臣。袁世凯为达到个人夺权的目的，对清皇朝和革命军采取又拉又打的策略，派出唐绍仪为南北议和北方总代表，赴上海与南方民军总代表伍廷芳谈判议和。他在和谈中未尽袁世凯之意，并劝袁迎遂南方之意将谈判地点设于上海，以“清廷不足保全，而共和应当推动”为自己参加议和的指导思想。唐绍仪在议和过程中坚持“拥袁共和”的方针，对南方作出了很大的让步。由于南北双方代表共同努力，终于达成了确定共和体制、优待清室、推举袁世凯为大总统的协议。
在这次南北谈判中，孙中山成功团结争取了清政府的高官大吏唐绍仪，使其逐步走上了孙中山所指引的民主革命道路，与孙中山携手合作，促成了共和制度在中国的建立。作为袁世凯议和专使的唐绍仪少年留美时曾接受过民主共和思想的熏陶，自唐到达上海的第二天起，和议就分明暗两条线，一是唐绍仪、伍廷芳的公开谈判，一是著名的“惜阴堂”密议。同年12月25日，孙中山归国抵沪，旋即在惜阴堂会见了唐绍仪。两人“同乡里，彼此一见，以乡音倾谈，握手称孙中山，似故交。此后不三五日而一晤，尽掏肺腑”。自此，唐绍仪的思想有了新变化，对孙主张的西方议会制表示赞成。在南北交涉过程中，孙中山表现出对唐绍仪的高度信任，唐绍仪对孙中山真心支持，在孙、袁的斗争中袒孙而疏袁，使几件关键事项，如停战、召开国民会议确立国体、优待退位的清廷等，迅速达成协议，为南北统一，清帝退位，建立共和政府奠定了基础，解决了国民必须解决的问题。也由于唐绍仪在和谈中未能尽袁世凯之意，被袁世凯中途撤销了总代表资格。袁亲自出马，以电报方式与伍廷芳交涉，并不断地对革命军施加政治、军事压力。和谈的结果是清帝退位、建立民国、孙中山临时总统职位让给袁世凯。然而伍廷芳、唐绍仪在议和中所签署的条款已产生重要的影响，使革命党人处于较有利的地位而使袁陷于被动的地位。
袁世凯虽篡夺了革命成果，实现了其作大总统的阴谋，然而，安定局面必须选择南北双方都能接受的人物出任首届总统，而唐绍仪适当其选，是孙中山、袁世凯双方的选择。1912年3月23日，唐绍仪出任内阁总理主持所谓“同盟会中心内阁”。他认为“孙中山的思想、袁世凯的实力”，是中国统一的发展基础。一周后，唐绍仪由黄兴、蔡元培介绍，孙中山监誓，加入了同盟会。唐绍仪于1912年3月25日到南内阁，4月迁往北京。唐出任总理之初，本抱有极大的政治抱负。他挑选宋教仁、蔡元培、陈其美等同盟会骨干成员入阁、担任农林、教育、工商总长，使同盟会会员在政府中占据多数，被称为“同盟会中心内阁”。唐绍仪勤于公务，注重办事效率，使政府呈现一派新气象。
此后，唐绍仪思想转趋革命，力图按共和体制的要求去实施总理的职责，“凡事总以同盟会为向背”，极力推行民主制度，坚持实行责任内阁。如袁世凯欲借款，四国银行乘机抬高条件，提出监督财政的无理要求。孙中山认为外人“若监督财政，则应拒之”。唐绍仪坚决站在孙中山一边，称这是“亡国之征”，予以拒绝。袁世凯习性大权独揽，对唐绍仪推行责任内阁制，“事事咸恪遵约法”甚为不满，在用人、财政、遵守《临时约法》规定的总理附署权等问题上，两人的裂痕加深。唐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