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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说：“丘此番归国，莫非国君是反对的吗？”
冉求说：“是季冢宰先提议，国君方表示赞同。虽说夫子离鲁十四年，然鲁国依旧权在季氏，国君，傀儡而已。”
孔子很严肃地说：“尽管如此，仍需首先拜谢国君。君臣父子，各有名份，岂可颠倒！为师万不能废弃祖制，不见国君而先拜上卿！”
冉求暗暗嘘了一口气，数年不见，夫子竟还是如此之“迂”。夫子如此拘泥古礼，归鲁何以立身？夫子到处碰壁，讨人嫌弃，与事无补，与己无益，为什么就不知回头，不知总结教训呢？古礼、祖制，难道这一切都是不可更改的吗？周礼是什么？周礼是周公所制定，难道周公是完美无缺的吗？周公的时代已经过了近六百年，难道周公是未卜先知的神灵吗？依冉求的看法，权柄才是最重要的，有了权柄便有了一切，失去了权柄便失去了一切。要在这个社会上生存，就要首先依靠手掌权柄的人，然后自己获得权柄，只有这样，才能谈得上施展抱负，实现理想。夫子是无所不知的圣哲，但为什么碰得血流满面也不知道回头呢？明明是死胡同，却硬要往里钻，既然绕道亦可以达到目的地，为什么偏不绕道而行呢？
孔子是何等聪明的人啊，如此长期沉默，自然早已看透了冉求的心思，说道：“冉求啊，孔门弟子中，你是最多才多艺者，然千里马之可贵，不在其力，而在其德也！”
这一句话极大地伤害了冉求的自尊心，但他只是一震，并不反驳。他与子路不同，不管夫子怎样说，总是表示沉默。夫子说得对的，他就遵照去办，说得不对的，也是洗耳恭听，心中有数也就是了，不像子路那样经常与夫子争执、顶撞，自讨没趣。记得八年前自陈归鲁前，自己曾向夫子提出说：“弟子非不爱夫子之道，乃力不足也。”夫子曾严肃地批评说：“力不足者，半途而废也。而今汝先划定一圈，困住自己不想逾越，这难道是力不足吗？”这算是多嘴多舌的一次，讨了个没趣，从此，他永远记住这个教训。既然夫子执意先拜谢国君，只好赶忙驾车，共赴鲁宫。
鲁哀公是比他父亲更昏庸的无能之辈，既然同意季氏以厚礼将孔子请回来，就应该委以重任，充分发挥他的作用；既然深知孔子博学多才，满腹韬略，就应该向孔子问政，请教治国的道理，然而，他却什么也没有想，什么也没有打算。因而，当孔子先来拜谢他时，他只感到心里很高兴，大有受宠若惊的样子。按当时的惯例，国君见了贤人是要问政的，但哀公既然毫无准备，心中没有什么题目，只好礼仪性的随口问道：“请问夫子，何为则民服？”
孔子回答说：“启奏国君，选用正直之人，置于邪曲者之上，则民服；选用邪曲之人，置于正直者之上，则民不服。”
“那么，何为正直之人呢？”哀公颇感兴趣地跟问，脸上堆满了笑容。
孔子解释说：“见利而思义，见危而献身，安贫而乐道，不食诺言者，是为正直之人。”
“说得好，说得好啊！”哀公连连点头说：“不过，如此正直之人，何处去寻啊！……”
因哀公胸中无政事可询，二人竟无话可谈，孔子只好起身告辞了。哀公说：“请夫子今后常进宫指教？寡人仍封夫子为大夫。”
从此以后，大概恢复了孔子“俸粟六万”的物质待遇。
出了鲁宫，冉求又驾车来到了冢宰府，季康子早立在府门前恭候，见冉求扶孔子走下车来，忙步下台阶施礼说：“夫子远道归来，肥未能造府探望讨教，竟劳夫子大驾，实在是罪该万死！”
当政的季康子这次“以币（币同帛，古人相互赠送礼物的总称）迎孔子”，尊为国老，既为了适应当时各国诸侯竞相“礼贤”、“养贤”的风尚，更为了借用孔子的文韬武略，满腹经纶，借用孔门弟子的文武干才来进一步控制鲁国的政权，使鲁国复兴，不再受强国的凌辱，因而他决定对孔子采取恭亲怀柔的政策，所以对孔子异常恭敬和亲热，举止言谈均彬彬有礼。这对“吾非匏瓜，焉能系而不食”，一心要作一番事业的孔子来说，自然很有吸引力。孔子忙还礼说：“丘已老朽，无德无能，何劳冢宰如此敬重！”
季康子笑得两眼眯成了一条线，说：“夫子乃三朝元老，国之重宝，肥理当敬若尊长！”
孔子解释说：“冢宰以重礼迎丘归国，使丘结束了十四年之久的流浪生活，得以落叶归根，恩重如山，丘当献有生之余力以报知遇之恩。然丘不敢越礼，故先拜谢国君，后谢冢宰，还望冢宰恕罪！”
“夫子何出此言，为人臣者，理当如此！”季康子与孔子携手并肩，边走边说。
他们步入那间空旷的议事厅，这里的一切，孔子是熟悉的，目睹眼前的景物，心中难免要翻腾起许多不愉快的往事，但孔子却压抑着它，平息着它，尽量不让它翻起波浪。
季康子与鲁哀公不同，他有许多事要请教孔子，只是孔子风尘仆仆地刚刚归来，又偌大的年纪，不便把所有的问题一古脑端出来，便先捡一两件重要的问题请教。他问孔子说：
“请问孔老夫子，如何才能治理好政事呢？”
孔子回答说：“政者，正也。冢宰率先行正路，百姓谁敢肆行偏邪呢？”
正说着，冉求来报告，说昨夜盗珠宝的人查到了，是府中的一名军卒。季康子听了冉求的回报，连想也不想一下，便不耐烦地做了一个砍头的手势。
这伙手掌权柄的人，杀死一个人真比踩死一只蚂蚁都随便。难怪冉求在相府八年，也将权柄看得如此重要，权便是一切呀！
冉求毫不感到季康子的决定有什么不妥之处，应了声“遵命”，便要去执行。
“请问冢宰，该军卒犯何弥天大罪？”孔子插言问道。
“实不相瞒，”季康子苦笑着说，“近日府中常出盗贼，昨日，一军卒竟盗我传家之宝，故而杀他，以儆效尤。”
孔子求情说：“请冢宰看在孔丘面上，饶他一命吧。”
季康子微露不悦地说：“杀掉无德者，亲近有德者，不正是君子之举吗？”
孔子说：“冢宰治理政事，何必用杀呢？冢宰自己尽做好事，百姓亦会效法。君子之德是风，小人之德是草，草随风倒，妇孺皆知，难道冢宰还会不晓得吗？”
孔子只顾侃侃而谈，没有注意到季康子已经怒容满面了。或者他根本不屑一顺，他不会顺情说好话，更不会阿谀奉承，讨人欢欣，他对谁都出于一片至诚，从来不会隐瞒自己的观点，想说什么，就直巴巴地说出来，不管你愿听不愿听。他继续说：“凡事在上而不在下，倘冢宰自己不贪求财货，即使奖励盗贼，岂会有人行窃？”
季康子再也忍无可忍了，拖长了声音反问道：“是——
吗？”
季康子不满时便是这样一句口头禅，这是从他的父亲、祖父那儿继承来的。大约是遗传和基因的作用吧，季康子也像他的父辈、祖辈那样过早地发福了，小小的老鼠眼，笑时眯成一条线，怒时也眯成一条线。因荒于酒色，脸上肌肉浮肿，皮色微黄，恼怒时便由黄而红，由红而紫，由紫而青，由青而白。现在的季康子的脸皮已经变得像窗纸一样煞白了。他在品评、分析孔子这番话的含义，这分明是在说他季康子不走正路、贪财、不做好事。在鲁国，谁敢这样对他说话呢？国君敢吗？他从小眼睛的细缝里瞥一下孔子，长而黑瘦的脸，苍白的胡须，微微上翘着的嘴巴和一副刚毅而不屈不挠的神情，这一切都在表明他的不调和，莫非上天特意降下这样一个专与掌权执政者作对的怪人吗？季康子毕竟还算得上一个政治家，面对着这位有着三千弟子的三朝元老，只好自己熄灭心头的怒火，吞下几分“委屈”。他的脸皮开始变红了，他的眼睛睁大了，颇显大度地对冉求说：“既然孔老夫子求情，就饶他一命吧。死罪能免，活罪难饶，将他盗珠宝的左手剁掉，逐出门去！”
这是孔子六十八岁那年发生的事。孔子自己曾经说过：“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亦即在“三十而立”的基础上，达到了他自己认为是最后的也是最高的发展阶段。所谓“耳顺”，所谓“从心所欲，不逾矩”，就是在思想上、学问上、品德修养上达到了十分成熟的地步。然而，孔子并非不真正了解人生与社会，从古到今，有几个人喜欢听坏话呢？有几个当权者喜欢别人批评他，反对他呢？真是微乎其微呀！这就注定了孔子无法与季康子合作，他坚守自己的政治贞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