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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志兰在大洼村住了好些天，王三官的母亲认她做了干女儿。虽然大家对这个死里逃生的女孩儿很客气，但她还是急着要走。她坚持认为日本人一定会到乡下来，坚决要在鬼子到来之前就离开这里，王家人说了许多挽留的话也没有用。
柴志兰的家乡在西南大后方的贵州，而这时候南边还在打仗（豫湘桂会战），想要回家就只有向西北走——经豫西到山西、陕西，再转道四川和贵州——这一路可不容易，即使一切顺利也要走上大半年。
于是，王家忙着给她准备上路的东西，除了吃的用的，还要做几件衣服。王三官是开染坊的，布料不用愁，可柴志兰却不会针线活，只好请姐姐帮忙。
王三官的姐夫死了，姐姐这时正带着孩子在娘家避难。
5 月2 日那天，日军轰炸了舞阳县城。飞机来的时候，好多人都跑出去看稀奇，王三官的姐夫说：“荒唐，有什么好看的，”就躺在床上睡大觉。
天上总共来了两架飞机，个头都不大。有人说：“不怕不怕，这飞机是公的。”意思是小飞机不会丢炸弹。可没想到鬼子的“公飞机”也能下蛋，转了一圈就扔下几个黑乎乎的东西，轰隆隆地爆炸了。
有颗炸弹落到王三官姐姐的家里，没响，可那个铁疙瘩穿透屋顶直砸下来，正掉在他姐夫的肚皮上……姐夫在世的时候发了笔横财，姐姐怕婆家的人分财产，刚办理完后事就收拾细软跑回娘家来了。
这会儿，姐姐一边做衣服、一边和柴志兰闲聊天。
“妹子，你在军队里，手下管的是女兵呀？还是有男的？”
“我是医助，不带兵的”，柴志兰笑了。
“啊呀，没有兵还算是什么官。你一个姑娘家，大老远的跑出来，图的是个啥呀？”
“为了民族救亡，为了我们国家。”
“哎哟，又是民族、国家，县长才爱讲这样的话”，姐姐撇了撇嘴，“你姐夫说过，禹县长一讲民族啊、国家啊，不是骗人钱财就是要人送命”。
“可是，我们的国家正处在危难关头，要靠大家来救亡啊！”柴志兰认真地争辩着。
“傻瓜，别信这个。骗人的时候才说‘我们国家’呢，等交完钱送了命，我们还是我们、国家还是国家”，姐姐一副很有经验的样子。
“怎么能这样想？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不起来挽救我们的国家，大家要亡国的呀。”
“瞧你说的，亡国不亡国，不过是换一拨当官的。庄稼还在地里长，老百姓还是老百姓。”
“你……你愿意做亡国奴，我可不愿意！”柴志兰急得脸通红，“凭你怎么说，我不当亡国奴，凭你怎么样，就是不能当亡国奴！”说着就哭了起来。
姐姐原本是闲聊，却没想到却把干妹子惹哭了，不禁觉得好笑：“好吧好吧，你不愿当亡国奴，我也不当了。过来试试衣服，穿上新衣裳、赶紧挽救我们的国家去吧！”
柴志兰这才破涕为笑。
两个女人的谈话，王三官一直在旁边听着。
以经验而言，他比较同意姐姐的观点。因为现实的事例就在面前摆着：平时成天把“民族大业”、“抗日救国”挂在嘴上的舞阳县长禹升联，遇到日本飞机扔炸弹，立刻就跑不见了，临走时还带走了政府的公款，搞得公务员的薪水和死难者的抚恤金都没有办法支付（1948年，禹升联曾经再度担任舞阳县长）；同样，成天标榜“救国”、动不动就威胁要“处置汉奸”的民团团总关震亚、尚振华，一见到日本人立马就投降了，当上“绥靖一师”的正副师长，自己先做了汉奸。
柴志兰的话虽然很诚恳，但政府和军队的所作所为却使她的说法很难具有说服力。她之所以急得哭起来，也是因为实在找不到什么证据能够赢得老百姓的信任，爱国的初衷和现实的后果竟然如此矛盾，连她自己也感到困惑难堪、无法解释。
但是，她的话仍然对王三官有所触动。
王三官是个中庸的人，天性不愿伤害任何人。他希望每个人都能恪守本分、每个人都能平安快乐，甚至希望这世界可以永远一成不变，可事实上却难以做到。这半年多的保长生涯使他如履薄冰，而即将面对的现实就更让他惶恐不安——日本人来了，他们会做什么？真的如柴志兰所说，要当亡国奴了？那么，亡国奴的生活和原先有什么不同、到底有多可怕？这一切，他不知道，他很想知道，却又很怕知道。
王三官的胆量不大，却也并不比别人胆小，只是在他的人生哲学中，“天命性道”的成分远胜过“舍生取义”。他不愿意去冒险，但柴志兰刚才提到的“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仍然给了他极大的震动，虽然他不能像这女孩子一样的背井离乡、奔赴国难，但他知道，“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是一个正派人应该奉行的原则。
可是，该怎样救国救民呢？是像禹升联县长那样？是像披着黑斗篷的师长那样？是像那几个被罗小扁担杀掉的国军士兵一样？还是像眼前这位哭哭涕涕的女军官一样……这都不是办法啊。
或者，忍气吞声、逆来顺受，也是一种求得平安的选择？
“管他呢，事事让三分、海阔天空，以前一直是这么做的，今后还是这么办吧。”王三官心想，也许，亡国奴的滋味并没有别人说的那么可怕。
柴志兰离开大洼村的第二天，日本鬼子来了。
中午的时候，东面的山坡上出现一大堆人，不像是逃难的群众，但分辨不出是在做什么，这让大家有些摸不着头脑。接着，从南面也来了队伍，前面的骑着马，后面跟着一串步枪和机枪，穿的是米黄色衣服——日本人！
老百姓惊慌起来。6 月份，地里的玉米刚拔节，只有村东的一片“草高粱”（当饲料用的大高粱）可以藏人，于是大洼村的男女老少都拼命往这一小块青纱帐里钻。男人们牵着牲口、女人们拿着行李，蹲在地上连大气都不敢出。
过了不一会，高粱地外有人嚷：“都出来吧，早看见你们了，还躲什么呢。”
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没人敢动。外面又喊了：“保长出来！王三官先出来！不然就开枪了。”
“这是谁啊？怎么知道我的名字？”王三官犹豫着站起来。
姐姐一手抱着个座钟、一手扯着他的裤腿，不让他出去。可不出去又怎么行？人家要开枪了。
地头上站着几个穿绸缎衣服的人，领头的拎着把盒子炮，原来是先前的土匪头子、外号“山连山”的崔巍。他对王三官笑了笑，算是打了个招呼。
王三官跟着他向东面的山坡走。到了这里才看见，坡上站着一群青壮年，都被绳子捆着、拴成一串，日本兵把几个人推到一个大坑旁边，用刺刀一捅、人就栽进去，然后再押一拨人上来……有几个“机灵的”没等鬼子刺刀扎上就往坑里跳，鬼子就向坑里填土，生生把他们活埋了。
俞二算盘的哥哥“俞大算盘”也和鬼子在一起，看见王三官来了就问：“村子里藏着有支那兵没有？”
王三官知道他问的是国军，连忙摇头。
又问：“有枪没有？赶紧交出来。”
枪支倒是有。保丁配备了几杆“土压五”，前些天还抢了两枝汉阳造，因为怕惹祸，都丢到井里去了，王三官答应：“马上捞出来，全部上缴。”
这时候来了个日本官，指着高粱地“咿哩哇啦”一通吼叫，意思是要那里面的人赶紧出来。俞大算盘也催着王三官去喊人，不过还是悄悄交待了一句：“女人藏着，别出来。”
回到大洼村，村子已经被糟蹋得不成样子，鸡毛、猪头和牲畜的毛皮身子随处可见。小鬼子吃鸡只吃腿，撕下鸡腿烤着吃，杀猪只要肉，用铡刀把猪砍死，割下几块肉挑在枪上，别的就不要了。
王三官家的耕牛也被杀了，牛屁股上的肉被切去了两块。院子里满是破碗烂瓷，粮食、被褥、衣服弄得乱七八糟，墙上还写着几个字：“大日本皇军在此路过，昭和十九年。”
这帮鬼子，有柴草不用，把各家的纺车、桌椅板凳拿来烧水做饭，吃饱喝足之后就在面缸里、灶台上拉屎撒尿，真是可恶至极。看见老百姓回村，一帮鬼子又兴奋起来，跑到路口比划下流动作，嘴里嚷着：“花姑娘的，塞古塞古。”等发现回来的人不是大老爷们就是老太太，顿时气急败坏：“哭啦，八格牙路。”
一个大胡子日本兵拿着根硬木秤杆，见人就打。那时候，豫中的男人大都剃着光头，秤杆敲在脑袋上“噼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