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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济南宏济堂的这层关系（青帮的“安清道义会”也设在宏济堂），买药特别方便。电视剧《大宅门》里有个情节是说白七爷对卖伤药给八路军的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倒也不是完全吹牛。1942年到1943年的那段困难时期，冀鲁豫根据地的许多重要军需物资都是通过“金济鱼挺进队”采购并运送进来的。
“挺进队”的另一个重要作用是搞掩护、摸情报。迟殿文有意识地让许多手下去担任伪区长、乡长、村长或参加警备队，而且他的门徒更是分布三教九流，这样就可以给抗日游击活动提供许多方便。“挺进队”虽然自己很少打硬仗，但从另一个角度看，湖西各游击武装能在敌后艰苦环境中生存下来，迟殿文部的情报和掩护工作是功不可没的。
迟殿文对各乡村的情况十分了解，这是因为他手下干什么营生的都有。先派几个上门干活的出去转一圈——比如“张箩”的（箍缸箍盆、捆簸箕扫帚）、阉猪阉狗、铲牲口蹄子的，一天下来，谁家有粮食、谁家有牲口就都知道了。再派个“货郎担”去逛逛，这货郎衣帽整齐、语言文雅，“货郎箱”装饰得花里花俏，专跟大姑娘小媳妇打交道（妇女们不能去赶集，日用的针头线脑和小玩意的就在“货郎担”上购买）。女人嘴碎，几句话下来，谁好谁坏、谁富谁穷就基本上弄清楚了。武工队要到游击区活动，无论是搞宣传还是征收粮款，先找迟殿文商量一下，准保事半功倍。
迟殿文有钱有面子，有些八路军办不到的事情他却能办成。一次，苏皖特委的一位领导过湖西，在小学校吃饭时被日伪便衣队发现了，警卫员被打死在大门口，领导烧掉文件后刚翻过院墙就被抓住，分区紧急指示各部队，要想办法把领导同志救出来。迟殿文得知消息时，该领导已经送进宪兵队了，他就和商会会长一起去找翻译官，声称被抓的是自己的生意合伙人，然后塞了一包钞票过去。
审讯的时候，日本军官气势汹汹地问，共产党干部慷慨激昂地答，汉奸翻译官乱七八糟地两头胡说，谁也弄不清在讲些什么。审讯结束，鬼子问：“他的，良民的？毛猴子的？”翻译说：“良民的干活。”
于是就放人了。
“金济鱼挺进队”也开展反奸除恶活动，但政策尺度略有出入。
有一次，金乡埠西村村民因害怕遭敌人的烧杀报复，集合数百人去填平游击队挖的破路沟壕。区干部带两名战士前往劝阻，向空中打了两枪。原以为群众听见鸣枪就会散去，不料却有百余人蜂拥而上，将我区干部和战土扭到村后活埋了。区长听说金济鱼挺进队正在金乡活动，急忙跑去求援。
迟殿文听完汇报大怒，派部队去把领头的坏分子抓来，部下们立刻唱着军歌出发了。迟殿文部队的军歌通俗易懂，歌词大意是：“天罗罗，地罗罗，人家死了咱活着；人家的马，咱骑着；人家的地，咱种着；人家的房子咱住着，你说快活不快活……”
罪犯抓到，迟殿文开始审问。
“老大，贵姓？”
如果照实回答姓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对不起； 不用问案情，直接拖出去毙了。
碰到一位这么回答的：“在家从父姓，出门改姓潘。”
有门！接着问：
“西北乾坤一块云，一朵莲花开满盆。”
“上打君，下打民，不打安清一家人。”
啊，原来是自家兄弟。先打一顿板子，然后请上席喝酒。
区长有意见也没办法，人家这叫快刀不杀一家人。
第二十二章
毫无疑问，迟殿文的“金济鱼挺进队”是带有强烈会道门色彩的地方武装。
山东历来是豪强聚集之地，据统计，1938年，山东境内带有土匪或会道门色彩的武装有近一百万人之多。对这些民间武装，国民党是加以利用的。以沈鸿烈为代表的本土派系，包括鲁西王金祥、齐子修，湖西孙良诚、朱世勤，对地方势力的影响都很大。同时，日本人也专设有“会道门工作部”，有计划地培植汉奸为其服务。这样，就使得会道门和土匪武装多成为了伪、顽主要的后备力量。
共产党也十分重视针对这部分武装力量开展工作。1938年，中共中央在给中共山东省委的指示信中明确指出：“山东为土匪最多的地区，必须对他们有正确的政策。总的方针应当是争取他们抗日。当他们还是抗日时，我们不应去削弱或瓦解他们的部队……当他们为日寇所利用时，应当使他们一方面去敷衍日寇，一面与我们保持善意的中立。”在实际工作中，我党充分认识到会道门落后、迷信、破坏性较大的一面，因此采取了“先作耐心的争取教育工作，设法劝导其散伙、参加农村生活，最终使其参加抗战”的策略，并且“对怙恶不悛的，坚决予以剿灭，以安定民主秩序”。
这样的结果是：到抗日战争结束时，国民党政府控制的地区，会道门及土匪活动经过战争有增无减；而在共产党控制的地区，影响政权建设的地方恶势力已基本消失。
迟殿文之所以能和八路军保持长期的合作关系，除了他本身具有的单纯的反抗侵略的民族意识之外，还因为他本身不是地主，他的“金济鱼挺进队”也不具有地方联庄性质，成员多是贩夫走卒、青帮弟子，没有大的野心，在立场上比较中立，其活动范围也在敌占区和边缘游击区，不至于和共产党争人、争枪、争地盘。
1943年下半年，随着根据地建设的发展扩大，冀鲁豫政府宣布“凡参加一切非法秘密团体者，应立即退出，并向政府声明登记，以免受汉奸利用”。这让迟殿文很不痛快，觉得共产党对不起他。
为抗日军队搞物资、破坏日伪设施、打鬼子冷枪等事情虽然做了不少，但迟殿文并不觉得这些需要别人领情。他比较在意的有两点：
一是替抗日民主政府搞“调和”。当时共产党进入游击区开展工作，时常得不到群众的理解。老百姓觉得民主政府的差务多、站岗放哨多，两面负担任务重，因此有时就会引发反抗，甚至出现武装暴动。每当这个时候，迟殿文总是利用帮派势力进行“调解”，并派出自己的武装力量实施“打压”，尽量维护民主政府的权威。但这样一来他也就做了“恶人”，得罪了一些地方人物，这是有损他帮派活动基础的。
二是渗透到日伪军、警和地方机构中为八路军探情报、搞掩护。这个工作可不容易干。敌人也不是傻瓜，每次出动都走漏风声，难免就会产生怀疑，于是迟殿文的“内线”被抓被打被杀的不少。充当地方伪区长乡长村长的也是这样，粮食未交、道路被破，都难免挨打。
鬼子扫荡，半道上找个村长问情况：“前面的，毛猴子的有？”“没有没有，平安无事。”结果刚走几步就被地雷炸了，于是回来把这村长打成残废。
金乡有个两面区长被鬼子杀了，再派一个又被杀。开堂会时部下们问老大“还要派人去呀？”迟殿文说：“能不派吗，我是金济鱼的队长，这个硬茬接不下来太没面子。”于是一个弟子自告奋勇，结果，上任没多久又牺牲了。
不过，迟殿文部的情报工作总的说来干得还不错。这是因为他们青帮原本就是秘密帮会，有基础；还因为有个“三刀六洞”的帮规约束着，叛徒少。
这两件事迟殿文看得挺重，可对八路军来说却很平常，因此既没有特别的嘉奖、也没有什么额外的补偿。这倒也罢了，现在听说居然要求帮派弟子到政府去登记，这可是青帮的大忌！于是，迟殿文就产生了抵触情绪，接下来再成立“独立支队”，他就不服从八路军的统一领导，渐渐地和共产党之间有了些猜疑。冀鲁豫湖西分区也因此更提高了对“挺进队”的警惕。
认真说起来，这迟殿文部也不能算是“正宗的八路军游击队”，因为他不仅兼着日伪的“济宁运河总办”，还和国民党顽军有关系。
当时，国民党军政部在鲁西、鲁南设了好些个征兵站，派韩复榘的老部下来负责，通过本土关系招收新兵。按规定招了兵要先训练后开拔，因此会产生相关费用，如：制枪费（汉阳造）、子弹费（三百粒），服装是每人单衣两套、夹衣一套、棉衣一套、腰皮带一条、雨披斗笠各一件、线毯一床、麻鞋草鞋各两双，还有下士、中士、上士、司务长的津贴，军官的办公费、外出费，部队的柴火费、伙食费……征兵站往总部打个电报，说明“本处有壮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