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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马歇尔为国共两党的难以调解感到万分苦恼的时候；司徒雷登在蒋介石夫妇的建议和安排下会见了马歇尔。——他坦率地承认；在这之前；他只是听说过马歇尔的名字；之所以前去拜会；完全是因为他对这个承担着特殊使命的人有点好奇。司徒雷登并不知道；这种老年人的好奇心会给他的晚年生活带来巨大的麻烦。初次会见；他只是耐心地听马歇尔详细介绍了国共两党之间的矛盾和分歧。然而；两个月之后；他在北平接到了来自马歇尔的邀请；请他出任美国驻华大使。
他和蒋介石都感到吃惊。司徒雷登已经准备退休了；为此他已提出辞去燕京大学校长一职；同时；他根本没有任何从事外交工作的经验。而令蒋介石吃惊的是；虽然他与司徒雷登私人关系很好；但在中国政局万分敏感的时刻；司徒雷登并不是出任美国驻华大使的合适人选；坚决支持国民政府的驻华美军司令官魏德迈已经做好了就任的准备。更让蒋介石愤怒的是；马歇尔事前没有征求自己的意见；却征求了共产党方面的意见；周恩来鼎立推荐的人就是司徒雷登。而马歇尔选择司徒雷登的理由也让蒋介石有口难言：“我之所以要求他出任；是根据所有在中国的知情人士；无论是美国人还是中国人的反应；他是一位具有独一无二地位的、受到普遍尊重的外国人。他完美无缺的人格标准以及五十年来在中国的所作所为；乃西方世界最后的榜样；国民党和共产党都同样信任和仰慕他。”
一九四六年七月十日；美国参议院一致通过了对司徒雷登出任驻华大使的任命。
四天以后；司徒雷登告别燕京到南京上任。他的首要工作就是和马歇尔一起制止中国的内战蔓延。
但是；在河南、湖北、山东、山西、河北以及东北地区；国共两军的军事冲突不断发生；而且已有愈演愈烈之势。司徒雷登立即感到自己几乎无能为力；他和马歇尔共同预感到；他们的调解面临着最后破裂的危险。而司徒雷登对蒋介石的劝告是：唯一的办法是重新赢得民心。
司徒雷登的劝告不是空穴来风。
日本投降后；国民党政府和军队的大员只关心两个字：接收。“接收”二字至少包括军事和经济两方面的含义：军事上；要与共产党军队拼速度；十万火急地开赴战争中的沦陷区和共产党人开辟的解放区；这就是“为国收复失地”的概念。而在经济上；所有的政府和军队大员甚至比蒋介石还心急火燎；因为小到汽车房产；大到金库银行；敌伪留下的巨额财产已经失去了主人；谁先贴上封条或者抢到手里财产就是谁的；这就是“个人发财致富”的概念。
几乎在日本宣布投降的同时；国民党军陆军部成立了“党政接收计划委员会”；也就是以国民党的名义成立的“接收”机构。可能觉得以一个政党的名义这样做有点不合适；很快；“行政院派驻陆军总司令部收复区全国性事业临时接收委员会”成立了。各省市纷纷效仿；争先恐后地成立“敌伪物资产业处理局”；国民政府的各级行政大员和驻扎在各地军队高级将领混杂在一起；开始了空前的资财侵占。
从重庆返回南京的政府高级官员和军队各级将领；到处收集各种各样的高级小汽车；为给各种各样的别墅贴上封条而忙成一团。南京城内的公馆别墅集中在莫干山路、山西路、中央路和斗鸡闸一带；按照规模和档次；每一处建筑物上都直接挂上了从蒋介石到各级官员和将领的名字。处长、科长和科员们抢不到别墅；就抢民房、高级家具和名牌汽车；甚至连日伪办公楼里的地毯都扛走了。房产、财物到手之后；最有油水的查封“逆产”行动随即开始。“逆产”二字几乎无所不包；从银行、矿山、工厂直到某户人家厅堂里的一件古董。南京原来的“伪中央政府”官员和重庆来的国民党大员互换名片之后；成为阶层一致、利益一致的朋友；像亲兄弟分家一样商量着如何把“敌产”变成“私产”；把“逆产”变成“民产”。
为了不被追究自己在日伪统治时期的所作所为；各地的官员想出一个可以让重庆来的“同志”一夜暴富的好点子：以行政命令或者军事命令；将原来伪中央储备银行发行的纸币储备票一律兑换成重庆国民政府发行的新法币。按照正常的兑换率；两种纸币价值大致相等；也就是说兑换率应是一比一；可是公布出来的兑换率竟然是两百比一——用两百面值的储备票；才能兑换一面值的新法币。结果；拥有大量重庆钞票的国民党大员和将领瞬间成为巨富；就连薪金很低的来自重庆的公务员也发现自己像中了彩票一样；手里的那点新法币的价值突然间膨胀了整整两百倍！有资料说；仅南京一地；国民政府大员在兑换中获得的暴利价值三十万两黄金。
由于“接收”已经成为致富热点；来自中央系统、行政系统、军事系统、地方系统；再加上行业系统的“接收机构”相继冒出；最后连国民政府也搞不清全国到底有多少个接收机构。根据官方有限的统计：天津二十六个；杭州二十八个；北平三十二个；上海八十九个……各“接收机构”之间常常发生剧烈的冲突。那些价值较高的“接收”目标；往往被地方机构抢先接收；但是随后又被开到这里的军队将领派兵抢走。于是；国民政府的接收大员到达后；不得不与军方展开讨价还价的谈判。最终；所有财产和物资殊途同归；统统进了军阀和大官僚的私囊。
野蛮的原始掠夺造成了社会生活的迅速崩溃。
一九四六年；国民政府财政赤字高达三万五千八百八十一亿元；为财政总收入的一倍。而通货膨胀更是达到了惊人的程度；一九四六年一月；上海米价为每担六万元；六月上涨到每担五十万元；十二月涨到每担一百一十万元；物价比抗战结束时上涨了六万倍。
官富民穷的畸形统治终于面临着统治根基的倾覆。
两年以后；当蒋介石都已确信国民党政权垮台在即时；面对国民党军上百位高级将领；他有过这样直言不讳的检讨：我们在军事力量上本来大过共匪数十倍；制空权、制海权完全掌握在政府手中；论形势较过去在江西“围剿”时还要有利。但由于在接收时许多高级军官大发接收财；奢侈荒淫；沉溺于酒色之中；弄得将骄兵逸；纪律败坏；军无斗志。可以说；我们的失败；就是失败于接收。
为饥饿所迫；全国四十多个城镇；包括国民政府首都南京；接连发生了抢米风潮；国民党无一例外地宣称这是共产党的煽动和组织；这些城镇的城门上因此挂着“共党首要分子”血淋淋的头颅。紧接着；中国的知识分子开始面对血腥镇压。一九四六年七月十一日；一个没有任何凶兆的平常日子；民主同盟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李公朴和夫人走在昆明的街道上；突然；李公朴跌倒在地。夫人以为他不小心摔了；企图把他搀扶起来；李公朴呻吟道：我中枪了。——一粒子弹由腰部射入至腹部穿出。他立即被送往医院；不久就停止了呼吸。气绝的那一刻；将“在中国办一份民主报纸”视为人生理想的李公朴连声说：“我为民主而死！我为民主而死！”
刚刚就任驻华大使的司徒雷登听闻这一“残忍的消息”后说道：“怎么能向长袍里裹着的那颗心开枪？”
中国的民主人士高喊：“经过几百年的考验；民主是不怕暗杀的！”
中国的热血青年高喊：杀了李公朴、闻一多；杀不完全国的人民！人民是多数的；是最大多数的；最大多数万岁！
对于苦难的中国来讲；最大多数的人是谁？
中国三分之二以上的人口是农民。这个生存能力最脆弱；生存条件最恶劣；政治和经济地位最卑微的群体；是这个苦难国家的基石。
就在国民党政府大员和军队将领忙着进城“接收”财富的时候；共产党人提出的口号是：“走出城市；丢掉汽车；脱下皮鞋；换上农民的衣服”；一切可能下乡的干部要统统到农村中去；并确定以能否深入农民群众为考察共产党员品格的尺度。——一九四六年底到一九四七年初；在东北凛冽的寒风和狂暴的大雪中；共产党的干部们敲开了一户户赤贫农民的家门。然后他们用恳切地语调描绘出人人平等的美好生活景象；去打动那些对他们心存疑惑的庄稼人；他们用最坚决的手段将垄断土地的大地主和大恶霸从深宅大院中拉出来；让他们面对世代遭受压迫的赤贫农民的控诉。这些残酷的利益盘剥、人身损害以及生活中的种种悲伤往事；几乎无一例外地都与土地的占有和归属相关。因此；当东北平原肥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