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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点刚过；各路侦察分队纷纷报告说；追兵顺着山沟向保安方向去了。
毛泽东一行在天赐湾住了七天。
电台架好之后；毛泽东给各解放区首长发了平安电报：“本月九日至十一日刘勘率四个旅至我驻地游行一次；除民众略有损失外无他损失；中央仍在卧牛城附近不远地方工作。我主力现在陇东作战；并准备于下月初调陈赓纵队过河；与边区部队协力歼灭胡宗南；夺取大西北。”
此时；内战爆发整整一年。
国共双方都称已取得战争胜利。
国民党方面的舆论认为；经过一年的战争；共产党人丢失了绝大部分城市和几乎所有的重要交通线和交通枢纽；国民党军已经深入到共产党解放区的内部；共产党军队连同他们的首脑机关都已被赶到乡村野外。即使在残存的共产党解放区内；也因为土地面积的减少而发生了严重的生存困难；特别是自然灾害不断；几乎导致经济的崩溃。
“共产党是否失败了？”
中国内战爆发一年之后；世界舆论就这个问题作出大量评述；似乎都倾向于认为蒋介石打了胜仗。
显然；中国共产党人并不这么认为。
毛泽东认为蒋介石占领大城市的结果；仅仅是得到了一些“空荡荡的大楼和美国的大号新闻标题”；重要的是国民党军队为此“损失了有生力量”。
朱德声称；共产党军队要放国民党军进入大城市：“我们放他们进来；他们驻在城市里；一派队伍出城要粮；我们就把他吃掉。吃得差不多了；我们就收复城市。”
国际舆论如果不是在政治上褊袒国民党政府的话；也因地缘文化的差异无法理解中国共产党人独特的计算方式。实际上；中国共产党人自建立自己的武装以来；始终在以这种计算方式来衡量着自己的得失。内战爆发一年；共产党军队总兵力由内战爆发时的一百二十七万人；增加到一百四十九万两千人；野战军兵力从六十一万人增加到九十二万六千人；而国民党军队的总兵力从内战爆发时的四百七十万人下降到三百七十万人；其中正规军兵力从两百万人下降到一百五十万人。共产党军队兵力的增加显然受益于经过土地改革翻身青年农民的参军热情；同时得益于相当数量被俘国民党士兵的立场转变。
由于战争规模巨大；国民政府的军费开支已经占其全部收入的百分之六十以上；沉重的战争负担让国民政府感到了空前的财政压力。抗日战争结束时由于得到美国大量的装备、物资和资金而实力充足的黄金时期已经过去。一九四七年；美国资本在华投资占各国在华投资总额的百分之八十。这些外国资本和官僚资本一起控制着中国经济；民族资本遭到毁灭性打击；中国经济发生了前所未有的严重萎缩；全国的工业产量在一年中急剧下降了近百分之四十。在国民党政府控制的农村地区；封建土地所有制使农民生活悲惨；大量的农民逃离土地而选择流浪。一九四七年；仅河南、湖南和广东三省弃耕的农田就达五千八百万亩以上。
经济的恶化导致严重的通货膨胀。一九四七年；国民政府财政收入为法币十四万亿元；而支出却高达四十三万亿元。内战爆发时；国民政府发行的纸币发行量是三万七千亿元；而到一九四七年便猛然增到三十三万亿元。以至中国的印刷厂无法承担如此巨大的印刷量；需要美国和英国的印刷厂协助印刷。货币的大量发行引起物价飞涨；物价平均价格已是抗战胜利时的六万倍。有人因此推算出国民政府发行的一百元法币的购买力演变过程：一九三七年可以买两头牛；一九四五年可以买两个鸡蛋；一九四六年可以买六分之一块肥皂；一九四七年只能买到一颗煤球。
人民的生活得不到保障；抗议风潮四起；抗议的内容多是“反饥饿”、“反内战”。
无论是国内还是国际舆论；谈论最多的还是国共双方军队的士气。
战争已经进行了整整一年；蒋介石在各种场合反复强调的是士气问题。
而在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写给国务院的报告中；对国民党军队的士气问题有如下描述：
……当敌人是日本人的时候；不断的打仗似乎还有些道理；而这是打中国人的时候；就没有多大斗志了。这种士气的消沉；似乎反映军队中并不了解内战究竟为了什么。而在某些场合；他们就容易接受共产党要他们放下武器的呼吁。
美国记者葛兰恒访问了设在山东半岛深山里的一所“解放军官招待所”——实际上就是一所战俘营——“招待所”里住着五十多名被俘的国民党军高级将领。
到达“解放军官招待所”需要步行穿过许多险峻的山谷和隘口。这里是一个极其秘密的地方；也是一个风景优美的地方——“犹如香格里拉的缩影”。八间房屋分布在两个院子里。还有一个院子里是俱乐部和食堂。窗户上都安了阻挡蚊子的纱布。这里吃的不错；每天有两斤四两粮食；两斤半蔬菜；每个月有四斤肉；而负责警卫这里的共产党干部和战士一律吃粗粮和咸菜。这里甚至还可以享受到“一个小小的奇迹”；即两个“与人体一样大的外国搪瓷洗澡盆”；澡盆是共产党官兵靠人力千辛万苦才运进山里的。这里禁止使用“战俘”或“犯人”这样的字眼儿；被俘人员一律被称为“解放军官”；他们的被俘日被称为“被解放日”。他们由一个自己民主选出来的委员会管理自己；“只要他们不捣乱不逃跑；就会享受到充分尊重；有充分的言论和集会的自由”。这里的学习安排得十分紧张；内容包括“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之比较”等等。——只有一位将领不愿意参加学习；他就是原国民党军整编二十六师师长马励武。“马将军除了学英语外；顽固拒绝学习任何别的东西。”
倔强的马励武将军终于愿意与记者交谈了。他首先对共产党在解放区搞土改的做法表示赞赏；认为只要坚持搞下去；必会取得更大的社会成果。但他对停止内战、实现和平的前景表示悲观：“蒋介石本人知道战争必须停止；但是我认为他不会放弃战争。即使是错误的政策；他也会执行到底。因为他认为他就是政府；他必须维护他本人和国家的共同威信。而且；战争结束；他的事业可能也就结束了。”
一九四七年六月十九日；蒋介石召见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试图在内战爆发一周年之际再探询一下美国政府的立场。司徒雷登的具体立场是：中国的内战已到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委员长绝不能再犹豫不决；要不宣布与共产党重新开始谈判；要不宣布共产党是武装叛乱集团已危害民族利益；没有第三条路可走。司徒雷登敦促蒋介石立即做三件事：一、采取紧急措施；发布宣言；向全国人民说清楚：“如果共产党人拒绝最近的和平建议”；应该让他们对中国人民负责；……二、政府应该尊重公民的自由；“危机时期需要政府以极大的勇气和无私的态度厉行改革。否则政府不得人心；将为人民唾弃；三、委员长本人应该“游历全国；发表演讲；唤起民众团结在新的运动周围”；一旦获得人民的支持；就不必“因共产党的军事力量或其他行动而担惊受怕”；同时还能“赢得美国及世界各国的充分同情”。
蒋介石接受了司徒雷登的建议。司徒雷登所建议的“新的运动”是什么？
随着国民政府连续宣布和采取的一系列措施；这个“新的运动”终于有了一个新名词：“戡乱总动员”。
一九四七年六月三十日；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和中央政治委员会召开会议；讨论是否对共产党“正式颁布讨伐令”的问题。结果与会者一致表示：“极应明令剿办；戡平内乱。”并以国民政府名义颁布了《励行全国总动员戡平共匪叛乱训令》；之后；又颁布了《立即实施动员戡乱完成宪政大纲》和《动员戡乱完成宪政史事办法》。
至此；无论是国内舆论还是世界舆论；一直以来对中国前景的种种猜测；终于有了明确答案；那就是战争。从这一时刻起；国共两党已经没有任何和谈的可能；共产党军队为保卫解放区而进行的战斗已被明确定性为“武装叛乱”；共产党已成为实现民主和实施宪政的最大“障碍和敌人”。——蒋介石的心情畅快了一些；因为该明确的事终于明确了；这样一来；消灭共产党的战争“就简单多了；对于民众的号召也便利多了”。
这是中国当代史上的一个严重事件。
此刻；远在陕北的毛泽东又返回了靖边县的小河村住。七月二十一日；在小河村；中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