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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伊斯兰世界的科学造诣和智慧成就也很快引起了西方学者的广泛兴趣，其中就有巴思的阿德拉德（Adelard of Bath），正是他翻阅了安条克和大马士革图书馆的资料，才将数字运算表格带回了欧洲，奠定了基督教世界数学研究的基础。这次东方之旅还使他大开眼界，回到英格兰后，他发现“王子粗俗不堪，主教贪杯好饮，法官收取贿赂，主顾不可信赖，顾客趋炎附势，承诺全是谎言，朋友相互嫉妒，几乎所有人都野心勃勃”。他之所以会有这样的观点，是因为他看到东方世界的发展非常成熟，相形之下，基督教世界则显得十分局限。阿德拉德的观点得到了其他人的赞同，比如12世纪后半叶从英格兰到巴黎求学的莫里丹尼尔（Daniel of Morley）：那里尽是些装模作样、欺世盗名的知识分子，他们就“像雕塑一样端坐在那里，一言不发，假装自己无所不知”。丹尼尔意识到他从这些人身上什么也学不到，于是辗转来到穆斯林的托莱多城（Toledo），“以便尽快聆听世上最聪明的哲人的教诲”。
西方人如饥似渴地吸收东方思想。克吕尼隐修院（Cluny，中世纪法国极具影响力的神学中心）的院长可敬者彼得（Peter the Venerable）就曾组织翻译《可兰经》，以便让自己和其他基督教学者更好地理解经文——当然，其目的仍是继续强化人们将伊斯兰教视作异端、粗鄙和危险的固有观念。西欧人不仅仅向伊斯兰世界寻求启发，君士坦丁堡刊行的许多论著同样被译成了拉丁文。比如对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Niachaean Ethics）的注解，就是由阿列克修斯一世的女儿安娜？科穆宁娜（Anna Komnene）主持译介的。这些注解后来引起了托马斯？阿奎纳（Thomas Aquinas）的关注，并将其中的思想汇入基督教哲学的主流。
同样，12世纪的社会经济繁荣靠的也不只是欧洲和穆斯林之间的贸易，君士坦丁堡和拜占庭帝国也是基督教地中海商业活动的主力军。从这一时期留存的资料判断，威尼斯与拜占庭的贸易占到其国际贸易总额的一半。
尽管拜占庭的玻璃、金属制品、食油、葡萄酒和食盐一直在向意大利、德国和法国的市场出口，但来自更遥远地域的商品，价格更贵、需求更大、利润更高。西欧的存货清单、贸易账本和教会财政记录清楚地表明，人们对产于地中海东部、中亚或中国的丝绸、棉花、亚麻和织品的需求巨大。
黎凡特的城市在新兴市场下开始资本化：安条克已被建立成一个贸易中心，原材料可以由此运往西方；它同时也是一个生产中心，来自这个城市的纺织品，如“安条克布”，十分畅销，以至于英格兰亨利三世国王在每个行宫都设了一个“安条克屋”，包括伦敦塔、克拉伦敦（Clarendon）、温彻斯特宫和威斯敏斯特。
调味品同样从东方向欧洲大量流动。这些香料主要抵达三个集散中心：君士坦丁堡、耶路撒冷和亚历山大港。然后从那里运往意大利诸城邦，运往德国、法国、佛兰德和不列颠。因为在这些地方，域外产品的利润十分丰厚。某种程度上讲，他们购买东方奢侈品的欲望与草原牧民渴望中国宫廷丝绸的欲望非常相似：如同在今天一样，在中世纪，富人要靠这些展示自己的身份，要显得和别人不一样。尽管从事昂贵商品贸易的商人只占总人口的很小一部分，但他们非常重要，因为他们使发家致富成为可能，从而激发了社会活力和不断发展的动力。
耶路撒冷在扮演着基督教圣城角色的同时还有另一个角色，它本身也是一个重要的商业中心（尽管比不上作为贸易中心的阿卡城）。12世纪后半叶的王国税务清单展现了当时那里能购买到的所有商品，同样也可以看出结构复杂的政府机关是如何密切地关注市场，以确保不漏掉任何贸易收入：胡椒、桂皮、明矾、清漆、肉豆蔻、亚麻、丁香、沉香木、蔗糖、咸鱼、熏香、小豆蔻、氨水、象牙等物品的销售都需缴税。绝大多数物品都并非产自圣地，而是通过穆斯林控制的商业路线运达于此——其中自然包括埃及的诸港口，从这一时期的一份阿拉伯税收协议看，从埃及港口运出的各种香料、纺织品和奢侈品，数额巨大。
因此，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十字军东征不仅刺激了西欧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而且还喂饱了那些看准新市场赚钱机遇的穆斯林商人。在这些最精明的人中，有一个就是在12世纪大发其财的波斯湾尸罗夫城的哈密斯（Rāmisht）。他的聪明之处在于他看准了市场需求，引进并转卖中国和印度的商品。他的某个航运代理商每年要运载超过50万第纳尔的货物。与他的财富同样为人津津乐道的，还有他的慷慨施舍。他捐资将麦加卡巴神殿的银制喷泉换成了金制，并亲自出钱更换了神殿中受损的窗帘（由“价值连城”的中国布料制成）。由于这些善举，麦加在他死后为他举办了罕见的高规格葬礼，他的墓碑上写着：“船王阿布？哈密斯在此安息。愿真主赐福于他，并赐福于所有崇敬他的人。”
雄厚的财富积累引发了强烈的对抗竞争，翻开了中世纪的新篇章，即不惜代价地追求东地中海地区所蕴藏的巨额财富。到了12世纪60年代，意大利诸城邦之间的竞争已经十分激烈，甚至在君士坦丁堡的街头都会出现威尼斯人、热那亚人和波斯人之间的斗殴。拜占庭皇帝试图出面干预，但街头暴力冲突早已司空见惯。这可能缘于商业竞争的加剧，从而导致货物价格的下降。他们必须保护自己的贸易据点，哪怕是采取武力手段。
各城邦之间的争战严重影响了都城居民的利益，不仅因为他们给城市财产造成损害，还因为西方势力的不断渗透。1171年，面对百姓的失望情绪，拜占庭皇帝采取行动关押了数千名威尼斯人，并且无视赔偿要求，更不用说为他的单方面突然行动表示道歉。威尼斯总督维塔雷？米希尔（Vitale Michiel）亲自来到君士坦丁堡处理争端，人们本指望听到一些好消息，结果总督也无能为力，局势变得一发不可收拾。人们失望的情绪转为愤怒，最终演化为暴力。为了躲避他自己的臣民，总督试图逃往圣撒卡利亚（San Zaccaria）修道院，但未能成功，最后被一伙人抓住并私下处死。
现在，拜占庭帝国已不再是威尼斯的盟友和赞助者，而是成为了对手和竞争者。1182年，君士坦丁堡的居民向当地的意大利人发动袭击。很多人被杀，其中包括拉丁教会的代表，他的头颅被街上一只奔跑的狗拖着。这只是欧洲两派基督徒之间仇视对立的开始。1185年，拜占庭帝国最重要城市之一塞萨洛尼基（Thessaloniki）被来自意大利南部的一支西欧军队攻陷。西方人在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时将一支鱼叉投入东地中海，现在这支鱼叉开始展现它捕捉猎物的威力了。
不过对某些人来说，冲突就是机遇。在埃及有一位叫作萨拉丁？阿尤比（？alā？ al…Dīn al…Ayyu逼）的将军，已如一颗新星冉冉升起。人们都称他萨拉丁（Saladin）。他人缘极佳、头脑灵活、颇具魅力，并且早已意识到君士坦丁堡的冲突对他有利。他迅速采取行动，邀请耶路撒冷的希腊族长访问大马士革，对他慷慨之至，表明自己才是拜占庭帝国的盟友，而并非那些来自西方的基督教徒。
12世纪80年代末，拜占庭皇帝艾萨克二世（Isaac II）满怀激情地写下如下话语，“我愿与（我的）兄弟、埃及苏丹萨拉丁”分享重要军事情报。他还警告说，任何有关帝国企图的流言都是无稽之谈，我请求萨拉丁派遣援兵抵抗西方人。君士坦丁堡的反西方情绪已经酝酿了几十年。12世纪中期的一位作家说过，西欧人并不可靠，他们性情贪婪，为了钱甚至可以出卖家人。皇帝的女儿写道：尽管许多所谓的朝圣者都自诩虔诚无比，但其实他们心中满是贪欲，他们一直在想着如何夺取圣城，毁坏帝国的声誉，毁坏同族基督徒的声誉。这些说法广为流传，并铭刻在12世纪末拜占庭人的记忆当中，尤其是在1204年以后。
耶路撒冷的百姓也认同这种说法，因为那里的十字军骑士残暴异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