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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潮流，大抵如此。
秦始皇当然没读过世界史，也不会去思考人类文明的历史进程。他的想法可能很简单：既然君主必不可少，那么，与其一堆人当国王，不如一个人当皇帝。
这就是秦始皇的主义，秦主义。
秦主义的核心关键词是皇帝。因此，他们为皇帝规定了一系列特权和专用名词。皇帝下达指示叫制，颁布命令叫诏，自称则为朕（周王称不穀，诸侯称寡人）。朕，原本就是“自身”的意思。以前谁都可以这么说，现在不行了。皇帝要唯我独尊，臣民便只好身不由己。
问题是，有了皇帝，天下就太平了吗？
也没有，反而打得更凶，因为当皇帝成了最大的诱惑。当年张敖被诬谋反，连吕后都来说情，认为看在鲁元公主的份上，张敖应该不至于。刘邦却说，为什么不会？他要是得了天下，有的是鲁元公主。19
显然，仅仅确定天下只有一个皇帝还不行，还得保证这皇位是不可争夺的。这样看，刘邦倒是在完成秦始皇未竟之事业，完善秦主义；韩信、彭越、英布的不幸，则在于不该生活在这历史的转折关头。
汉初的大屠杀，只能这样理解。
然而刘邦却犯了另一个错误。他只知道防外人，不知道防家贼。在逐一消灭了异姓诸侯王以后，刘邦把他们的地盘封给了兄弟和子侄。他万万没想到，由于都是凤子龙孙，这些家伙造起反来，比不姓刘的更加理直气壮。
刘邦没想到的，秦始皇更想不到。
不过我们总算有皇帝了。他被规定为皇天上帝的嫡长子，拥有普天之下最高和唯一的统治权，包括决策权、审批权、立法权、司法权、监督权和裁判权，简直就是集天下权力于一身，不折不扣的中央集权。
秦始皇的理想也部分地得到了实现。刘邦以后，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半封建的郡国制被废除，汉帝国全面实行郡县制。从此，一百多年天下太平。再经过一个短时期的内战，又实现了二百年的国内和平。
至于帝国制度，则延续了两千一百三十二年，占据中华文明史大约十分之六的时间。
如此看来，大秦岂非没死？
是的。一种尚有争议的说法甚至认为，China其实就是秦，是“秦”这个字的读音。这虽然无法得到确证，却比解释为丝绸和瓷器更具象征意义。事实上在20世纪前，China确实就是秦，是不叫大秦帝国的大秦帝国，就连少数民族建立的那些或长或短的王朝也不例外。
这，又是为什么呢？
集权是一种必然
过去人类社会的全部政治制度史，就是人们凭借和依仗某种力量，来支配资源和分配财富的历史，也是人类转换凭借依仗力量、调整支配分配方案的历史。
历史是漫长的，探索也是多样的。
最早的方式是凭借武力。谁的拳头硬，刀子快，谁就拥有土地、牲畜、女人和荣誉。反之，则成为他人的奴隶。武力的强弱，是唯一的标准和选项。
由此建立的，是“武力社会”。
武力社会是野蛮的，也不能持续发展。社会财富的充分涌流，只能靠发展生产力。依靠掠夺来积累财富，则不但成本高，风险大，也不利于全人类。
放下屠刀是迟早的事，问题只在拿起什么。
也有不同的选择。
一部分人拿起了算盘，他们是商业民族。商业民族主张自由贸易，资金的多少便成为支配的力量。由此建立起来的是“财力社会”，资本主义是其典型。
另一部分人选择了权杖，主张根据权力的大小，来决定相互的关系和各自的配额。由此建立起来的是“权力社会”，中华帝国是其典型。
武力社会，财力社会，权力社会，三大类型。
这三种社会类型，历史上都曾经存在。部落国家，是比较典型的武力社会；希腊城邦，是不太成熟的财力社会；华夏邦国，则是尚待完成的权力社会。
所以，它们都得变。
希腊城邦的方向，是发展为“准帝国”。但，雅典帝国也好，斯巴达帝国也罢，其实不过国家联盟。斯巴达和雅典都只是盟主国，不是宗主国。其地位，与周王国和周天子无法相比，仅相当于齐桓、晋文一类的霸业。20
事实上，希腊城邦永远都不可能变成帝国。因为自由贸易与专制集权，在本质上是不兼容的。因此，他们只能先被马其顿帝国吞并，后被罗马人征服。他们的社会理想则只能到资本主义时代，在其他商业国家实现。
华夏邦国则不同。
邦国是一定会发展为帝国的，因为邦国原本就是政治妥协和政治交易的结果。当时的周天子，并没有能力像埃及法老纳尔迈、亚述国王萨尔贡、波斯国王居鲁士、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那样，建立起统一的大帝国，便只好分封诸侯，分出自己的权力，赎买诸侯们的武力。
很好！以权力换武力，以土地换和平。
问题是，这笔交易为什么能够达成？因为各路诸侯都已经不再是流寇。流寇一旦变成坐寇，就会进一步要求变成王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没有，都是坐寇变的。只不过，转型成功就叫王侯，失败则叫匪寇。成王败寇。
这说明什么呢？
说明武力转化为权力，武力社会过渡到权力社会，是历史的趋势，尽管那权力是靠武力获得的。
因此，人类早期的战争会有两个结果：一方面，资源和财富会集中在某个特别有武力的集团手中；另一方面，他们又会同时把自己从武力集团转变为权力集团。这跟黑社会成功以后要做合法生意，是同一个道理。
于是，当某一集团（比如秦国）的武力大到天下无敌的时候，社会和国家的性质就会发生质变。武力社会必然过渡到权力社会，邦国也必然会转变为帝国。
帝国，是权力社会的成熟形式和典型形式。
它的特点，就是集权。
集权是必然的，因为帝国的缔造者原本就是军事集团。军事集团最喜欢权力集中和领袖独裁，因为非如此不能克敌制胜。所以，权力社会的统治者无不集权，也无不把建立和掌握军队当作头等大事。因为他们比谁都清楚，自己凭借武力夺取的，也很容易被别人用武力夺去。
更何况，集权并不难，因为农业民族对集权有一种渴望。正如马克思所说，他们是由许多单个马铃薯集合而成的“一袋马铃薯”，根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在上的权威和不受限制的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露和阳光。21
事实上，农业民族更喜欢的也是权力而非武力。权力的滥用虽然也会带来不幸，但破坏力显然小于武力的横行。两害相权取其轻。如果别无选择，农业民族宁要暴君，不要暴民；宁肯臣服于皇帝，也不愿依附于流寇。22
帝国制度，呼之欲出。
那么，之前八百年的邦国时代，又作何解释？
邦国是帝国的预备阶段。它跟希腊城邦制度一样，也是人类文明的伟大实践和探索。但，邦国也好，城邦也罢，都只适用于城市国家。小国寡民，才有可能或者直接民主（希腊），或者直接君主（华夏）。一旦变成领土国家，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就只能实行“议员代表民意”的代议制，或“官员代理王权”的代理制。
所以，大国行民主，只能是联邦；大国行君主，则势必要集权。唯其如此，邦国制度才会瓦解，天下也得重新洗牌。先是侯国变成了公国，后是公国变成了王国。王国都是领土国家，也都实行郡县制。分权制的邦国让位于集权制的帝国，已是势不可挡，势在必行。
但这绝不意味着之前的邦国时代是没有意义的。恰恰相反，正因为有这八百年的预备阶段，中华帝国虽然不是世界上最早的帝国，却是最典型也最成熟的帝国。
不过这一点，要到汉武帝之后才能看出。
现在让我们回到秦。很显然，秦能够兼并天下创立帝国，一定是因为他们的制度和文化顺应了历史的潮流。换句话说，秦人不过充当了历史要求的执行者，完成了历史赋予的使命。这是他们的荣幸，也是他们的荣耀。23
既然如此，秦又为什么会二世而亡？
秦亡之鉴
一般地说，一个新生的政权如果迅速灭亡，多半只有三种原因：要么是制度有问题，要么是政治有问题，要么是制度和政治都有问题。
秦，是哪一种？
柳宗元认为是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