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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西南联大教授中引人注目的景观。”另一位西南联大学生汪曾祺回忆说：“（金岳霖）身材相当高大，经常穿一件烟草黄色的熊皮夹克，天冷了就在里面围一条很长的驼色的羊绒围巾。”
林微音是上世纪30年代上海滩的青年诗人，与才女林徽因名字相近，容易引起误会。施蛰存说：“此人举止怪气，夏天常穿一身黑纺绸的短衫裤，在马路上走，有时左胸袋里露出一角白手帕，像穿西装一样。有时纽扣洞里挂一朵白兰花。有一天晚上，他在一条僻静的马路上被一个印度巡捕拉住，以为他是一个‘相公’（男妓）。”
上海人重衣着，换句话说就是重外表，家徒四壁也得出入体面。据说有一类人早晨到洗澡堂，把西服、衬衫、领带、西裤、内衣内裤、袜子、皮鞋等全身行头交给澡堂代为洗熨、擦油，自己沐浴休息。中午叫饭到洗澡堂吃。下午便里外一新地步出洗澡堂。俗话称“不怕天火烧”，因为他所有的家当都穿在身上了。
西南联大时期，某日，一女生从南院（女生宿舍）到新校舍去，天已擦黑，路上没人，她听到身后传来梯里突鲁的脚步声，以为是坏人追了上来，很紧张。回头一看，是化学系教授曾昭抡。曾穿了一双空前（露着脚趾）绝后（后跟烂了，提不起来，只能半趿着）鞋，故有此梯里突鲁的声响。
曹聚仁在暨南大学执教时，一个姓钱的朋友从浙江接母亲和姐姐去南京，路过上海，曹出于情谊，“非好好招待一下不可”。他穿一件袖口破碎了的蓝布长衫去见友人一家，孰料朋友的母亲以衣帽取人，对曹非常冷淡，以为曹是来借钱的。曹坐着不走，钱母显得十分心烦。后曹请他们吃午饭，点了一桌子菜，钱母又以为曹是来蹭吃蹭喝的。曹去结账，钱母又担心曹一时充阔，过后后悔。饭后钱某有事他往，曹聚仁陪着她们玩了一整天。直到晚上，钱某把两人的友谊及曹聚仁的生活状况说清楚了，其母才恍然大悟。
曹聚仁在衣着上的另一回遭遇是抗战结束的第二年。他当时在南京，应邀往一家银行赴宴，席上高朋满座，客人中只有两人穿卡其布中山装，其一即曹聚仁。同样式的中山装也是银行工友的工作服。席间竟然有一贵客伸过手来，把碗交给曹聚仁，让他给盛饭。
北大才女张充和从小没进过学校，在家延师学诗词曲。后来她考北大，数学是零分，国文是100分，终被录取。张充和常戴一顶小红帽，在北大很活跃，人送外号“小红帽”。
漫画家马星驰算是国内漫画的鼻祖之一，虽驰名一时，却难以脱贫。某个夏天，他去赴朋友的饭局，当日天气炎热，众人皆背心短裤，唯有马一身长衫。主人请他宽衣，他一再婉拒。主人再三询问其故，才知道他穿着一条七穿八洞的破裤子，借长衫来遮羞。
李准曾为宣统年间的广东水师提督，乃前清的从一品大员。民国后寓居天津，有人见他如此穿着：长袍外加黄半臂。这是因为原来的黄马褂已无用处，去其袖改制而成。他当时在天津买下一条街，自己住一处，其余出租，房客见他这身打扮，仍呼其为“军门”。
刘文典不修边幅，平时穿特别长的长衫，扫地而行，类似于辛亥革命前妇女所穿的裙子，看不到脚，走路只得轻步慢移。他偶尔也穿皮鞋，既破且脏，从不擦油。
4．居所
潘复晚年常住天津，其小营门住宅建有东西两座大楼。东楼楼下为客厅和书房，书房名华鉴斋，内藏价值连城的宋版《通鉴》一部和《华山碑》拓本。潘的原配住东楼，大姨太太张静娟居西楼。潘虽曾贵为一国总理，在家却做不了主，家政由大姨太太张静娟一手把持，潘要花钱也得向她要。张静娟居西楼后，便想与潘的正室争名分，把姨字取消，以高抬身份。潘不得已令家中上下人等称原配为东楼太太，大姨太太改称西楼太太，俨然成了帝王时代的“东西两宫”。
徐世昌在河南辉县距城西南二里来地的地方置了一片稻田，并于田中起房，命其名为“水竹邨”，他也就势得了一个雅号——水竹邨人。水竹邨环房四周都挖成渠道，水面种荷养鱼，周遭栽植绿竹，俨然一派北国江南、闲情逸致的色调。徐世昌却非闲人，在水竹邨里，他经常秘会各地到访的政客，大做政治交易，饮宴之类的活动自然是少不了的。徐世昌在辉县购有大量地产，水竹邨仅其中之一。他在城西还购置一山一庄，在县城有一座堪比京城王府的公馆。在北京东四五条和天津英租界，徐世昌也都拥有富丽堂皇的豪宅。
林森任国民政府主席时，住南京石板桥2号，这其实是总理陵园管理处的办公地点，一楼办公，二楼权充元首官邸。官邸外有一个班的宪兵警卫，林颇感不自在，对人说：“主席变成犯人了。”林在上海法租界金神父路330弄3号也有一处住宅，是一个单开间的小洋楼。他来此居住时，法国巡捕房也在四周布满暗探，林对这一套同样很反感。林在南京石板路的“元首官邸”没有卫生设备，房间狭小，以致负责警卫他的宪兵只能借住邻家的空屋里。如此寒酸的“元首官邸”，在全世界恐怕也难得一见。
上世纪20年代，闻一多任北平大学艺术学院教授时，住在西京畿道。这是一个有两棵枣树的小院子，这一点和鲁迅在西三条的院子相仿。房间还算宽敞。闻家的特别之处，是客室的墙壁和天棚全部用黑色亮光纸裱糊，桌子上和窗台上衬以一些小古董，虽不免给人以“阴森”的感觉，但极富艺术气息。半个多世纪后，当年到过闻家的作家蹇先艾仍对那间客室的布置印象清晰。
段祺瑞一生没有不动产。他在北京时，一直租房子住。原配去世后，段娶袁世凯的养女为妻，袁世凯以送义女的名义，给了段家一栋房子。这栋房子其实也无产权，原房主是与袁世凯打牌输了40万大洋，把房子抵押给了袁世凯，但没给房契。等袁一死，房主的儿子拿着房契来找段祺瑞，要收回房子。段祺瑞见对方手中有房契，二话没说，带着一家人搬了家，他在这房子里只住了两年。
北洋政府时期当过江西省长的胡思义，卸任后在上海新闸路辛家花园和清凉禅寺之间置下洋房一栋，兼做棉纱、公债生意，应酬无虚日。本来他这寓公的日子过得相当惬意，然而世事难料。有一夜，江西奉新一盐商在南京路新新酒楼设宴，胡赴宴归来，行至距其寓所约200米的地方，几个身着黑衣短褂的彪形大汉突然从清凉禅寺门旁蹿出，健步拦住胡所乘包车，将其架入路边一辆汽车中，以黑布蒙住双眼。胡遭绑票后，家人与劫匪讨价还价，最终说定5万元赎票，并商定日子票款互换。忽因另案破获，胡未破财即被救释归。胡出来后已成惊弓之鸟，不敢再回寓所逗留，只在沧州饭店住了几个晚上，料理了未了事务后，便回南昌了。
崇实学校是北平一所教会学校，作家萧乾在那里读了近十年书。每周日一早，学校整队到礼拜堂做礼拜，回来时要穿过洋牧师们居住的一个大院，能看见这样一幕场景：院子里是一幢幢两层洋房，周围是绿茵茵的草坪，路边松木成行。家家门前都有专用的秋千和沙土地，时有金发碧眼的孩子在一起玩。走过门前总能闻到令人垂涎的肉味和牛奶味，阳台上摆满了花盆。厨师、花匠干活时都身着洁白的制服。穿过这个天堂般的院子之后，萧乾还得回到大杂院的小屋里，用杂和面糊糊充饥。
新凤霞当年在天津卖艺时，全家八口人——父母、三个妹妹、两个弟弟——住在一间很小的南房里，一间屋大半间炕，就这也睡不开。她父亲想出个窍门，在炕沿装一块木板，安上合叶，白天放下来，晚上睡觉时用凳子支上。即使这样，也只能是一个挤着一个地睡，谁也不能起夜，甚至不能翻身。一起夜就没地方睡了，一翻身全家准醒。
四川军阀范绍增有三四十个姨太太。为了安置她们，上世纪30年代，范花费一二十万银洋，在重庆建起一个约占半条街的公馆——范庄。范庄为花园式建筑，内有三座三层洋楼。从高到低，横向排列。每栋楼内设男女客厅、舞厅、饭厅，二三层各有住房十套，整体设计新颖，装修华丽；另辟有健身房、台球馆、游泳池、风雨网球场；大门侧面养着狮、虎、熊等动物。范庄落成后，范每日公务之余，便在新公馆里拥妻搂妾，男欢女爱。
梁巨川曾是阎锡山第三集团军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