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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3年，耶稣会团体被罗马教皇下令解散，第二年，作为“最后一个耶稣会士”的刘松龄，“以忧郁卒”（享年71岁），一个时代就此终结。
二十年之后，乾隆皇帝终于实践了自己当初的诺言，执政六十年后，“即当传位皇子，归政退闲”。又当了三年太上皇，才撒手西去（1799），其时已经年近九旬。
有一些问题，我们至今仍不好回答，即乾隆皇帝明明知道刘松龄等传教士的违规行为（如涉足传教、信件不由官差递送＇31＇，为什么却“置而不问”，予以包容？他知道不知道，这些传教士曾在背后这样骂他，而且传诸四方？
更为重要的是，在十八世纪，一个“现代化”的年代，通过包括传教士在内的各种途径，西方是否曾经影响了中国？而就一般意义而言，传教士又对中国政治产生过何种影响？相反，中国又曾怎样影响了西方（这种影响的存在是不容置疑的）？这些，恐怕都不好回答，也远远超出了本书的范围。
我们只知道，就在皇上归政之后（嘉庆元年正月，1795），发生了他一生中最不称心之事，其程度远远超过乾隆十三年，这就是川楚陕白莲教起事（所谓“冥冥之中自有天意”，也许正是因此让他早年无意间决定了“至乾隆六十年即当传位皇子，归政退闲”）。而在几乎同时，在欧洲爆发了法国大革命（1789），和一系列改变世界历史进程的大事。
我们也可以说，中外历史已渐次打成一片。
* * *
＇1＇ 罗伯特·恩特曼（Robert Entenmann）：《安德列斯·雷在四川西部的第一次金川战争1747—1749》，《中西文化关系杂志》，第19期，1997，第8、10、13页。
＇2＇ 据二月河说；金川不但是有名的黄金产地，山里还盛产药材如藏红花、鹿茸、麝香、三七等等，都可以和其他地区的物资交换（参见《乾隆大帝》之2《夕照空山》，河南文艺出版社，1999，页73、76）。
＇3＇ 吴敬梓（1701～1754）：《儒林外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4＇ 郭成康：《清通鉴》卷一二八。
＇5＇ 参见高王凌：“另类的金川”。
＇6＇ 【法】容振华，《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耿昇译，中华书局，1995，页760。《实录》中对此事亦有记载：“钦天监监副刘松龄年老乞休。得旨，刘松龄不必乞休，听其酌量精力行走，若自度步履稍艰，即不随班亦从其便。”《清高宗实录》，卷944。皇帝的“关怀”对刘松龄来说，也许恰是一种压力与无奈。
＇7＇ 如戴逸曾提出，如果没有礼仪之争，或争执双方彼此让步，耶稣会传教士继续在中国活动，中西文化的交流扩大和加深，那么，中国人的思想和信仰方式是否会有所改变？是否将有利于中国的进步？《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导言卷》，辽海出版社，1999，页11；黄爱平：如果当时的中国学术界和统治者上层能够把握明末清初以来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机遇，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文化，中国的历史或许有可能改写，一次又一次地失去了发展进步、走向世界的机遇，《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思想文化卷》，页372。
＇8＇ 美国学者埃尔曼的设想，在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的演讲，北京，1995年。
＇9＇ 参见高王凌：《十八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页243。
＇10＇ 弗兰克《白银资本》，刘北成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页262～263。
＇11＇ 参见保罗·肯尼迪（Baul Kennedy）《大国的兴衰》，求实出版社，北京，1988。
＇12＇ 《世界史》，页763。
＇13＇ 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页201。
＇14＇ 密迪乐（Meadows）曾在1856出版的一本书中写道：如果中国政体中的几个问题能得到修正，“我坚信，作为一种令全民幸福的政府体制，中国以其独具的某些优点，即便没有陪审团或议会，也能证明它足以与英格兰和法兰西的政制相媲美，而且优于奥地利及其他一些基督教国家的制度”，罗伯茨（J·A·G·Roberts）编著《十九世纪西方人眼中的中国》，中华书局，2006，页20。
＇15＇ 钱穆：“读康南海《欧洲十一国游记》”，《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页331、325。
＇16＇ 亚历山大·伍德赛德（Alexander Woodside）也说：孟子曾在二千年前向梁襄王指出：天下定于一。乾隆皇帝正是这一思想的忠实信徒。十八世纪的清朝并不是建立在残暴专制的基础上的，《剑桥清代史》
第五章《乾隆朝》。
＇17＇ 参见阎宗临：《传教士与法国早期汉学》，页94、79、88；在阎宗临看来，就孟德斯鸠所用的资料论，将中国列为专制是完全错误的，因为中国政府保证两种重要的权利，即自由与私有权，页108。
＇18＇ 阎宗临：《中国与法国18世纪之文化关系》：法国大革命，受中国文化的影响。所以当时耶稣会将中国文化介绍到欧洲，实有非常重大的结果，《传教士与法国早期汉学》，页102。
＇19＇ 马戞尔尼使团成员巴罗写道：在中国长时间以来，就存在“对不同宗教的普遍宽容”，这在欧洲是不可想象的（参见约翰·巴罗：《我看乾隆盛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页23～24
＇20＇ 参见高王凌：《刘松龄笔下的乾隆十三年》（系刘松龄研究之二 ＇21＇ 乾隆四十五年十二月西洋人汪达洪启：西洋人来中国，不是奉本国王之命，不过听罗马府教宗准了才来，为发显天主的教，至于别的世俗事，总不想一丝一毫，阎宗临：《传教士与法国早期汉学》，页220。
＇22＇ 传教士的身份很容易遭到误解，有时甚至是很大的误解，其中之一，是认为传教士是秘密的政治间谍，罗斯：《变化中的中国人》（中译本，页136）；至于这些误解是否像他说的那样已经解除，却是未必。
＇23＇ 据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页782）：中国政府给他们的“酬劳”，仅供传教士一小部分需要尚虞不足，彼等所恃以为生者，盖为欧洲慈善家之捐款，就中以德意志捐款为巨。
＇24＇ 朴趾源：《热河日记》《审势编》。
＇25＇ 孟森也认为，清人存在迎合社会以博取民心、巩固统治的心理，《明清史讲义》，散见各处。
＇26＇ 《李朝实录》，英祖朝，第44册，卷47，英宗十四年二月（乾隆三年），领议政李光佐（东京）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1965年版，总页124。
＇27＇ 《李朝实录》，英祖朝，第44册，卷49，英宗十五年七月（乾隆四年），使臣徐宝玉（东京）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1965年版，总页173。）
＇28＇ 《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11册，页4553。
＇29＇ 乾隆八年二月癸巳谕；《朗潜纪闻·三笔》卷1：乾隆间，杭堇浦疏凡十事，其言至憨激，部议当重辟。上仅令罢归田里，不之罪也。堇浦生平有此一节，亦不得以文人目之也。
＇30＇ 参见高王凌：“清朝历史的满洲特性”（未刊文稿）。
＇31＇ 乾隆三十一年九月甲戌，军机大臣等议覆，两广总督杨廷璋奏称，西洋人在京效力者，其乡信往来，向系澳门夷目，或在省行商雇人代为传递。嗣经奏准，严禁行商脚夫等，私行代递。但自定例以来，阅今六七年，未见有西洋人呈请转达奏咨之事。至询问傅作霖、刘松龄等，据称向来西洋人所有书信，其从京城寄至广东者，亦由提塘递送（《高宗实录》卷七六八），显然与事实不符。）
附
金川之役的另类解读
乾隆十一年，中国南方发生了一起“教案”，因为私下传教，几位传教士的首脑人物被捕，翌年一位主教被“明正典刑”。至乾隆十三年，其余几位复在皇帝授意之下，在狱中被秘密杀害，对外则声称“瘐毙”。西洋传教士、耶稣会在中国的领导人、清廷钦天监正刘松龄（Hallerstein）对此愤懑异常，他既快意于“上帝的报复”，如皇子之夭折，皇后之猝死，朝廷亲信大臣讷亲之被杀，金川之兵败，更因清军战斗能力的下降，质疑满洲人还能有多长时间来控制中国。
乾隆十三年十二月辛卯，乾隆帝谕：
朕御极之初，尝意至十三年时，国家必有拂意之事，非计料所及者。乃自去年除夕，今年三月，迭遭变故。而金川用兵，遂有讷亲、张广泗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