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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只能换人。但是团里没有备份的主持人，即便有，也只有半天时间，怎么来得及排练？ 这个时候，许秀林老师忽然语出惊人：“让朱军试试吧！” “朱军是谁？”很多人根本不知道这个新来的朱军哩！朱军有这个能力吗？朱军有这方面的经验吗？一连串的疑问，让许多人担心。现在想想难怪大家疑虑，这么重大的活动，让一个完全没有经验甚至从未排练过的新手出场，有多大的风险！一旦出现问题，后果不堪设想！许老师坚定地认为：“我觉得他行，至少用他是目前唯一的办法。” 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我成了主持人。当时只抱定一个想法，领导这么信任千万不能丢脸，至少不能演砸了给许老师丢人。至于这次机会对我将意味着什么，我无从细想，只是觉得，这个比上次还大的舞台带给了我一种莫名的兴奋，我想站在那里—— 那天我穿着白色的军礼服，精神昂扬地站在体育馆中央，一气呵成地将主持任务圆满完成。 大型晚会的主持人最重要的就是心理素质，除了自己，没人可以打倒你。在那个硕大的体育馆里，我找到了事业上的自信，不是军人的荣誉感，不是掌声鲜花，甚至不是对艺术的热爱，而是一个24岁男人的事业定位和自信。
路在脚下（1）
扭头偷偷看着亚宁，那浑身的青春气息，一脸的阳光灿烂，怎么都觉得自己有点装“嫩”。 1996年3月8日，国际劳动妇女节。我正式带着办理好的一切手续到中央电视台报到，最后一次用证件换得了进门条，跑了一圈办理手续，终于看着自己的一寸照片和一张出入证被过塑压膜，上面铅印着：文艺中心，朱军，还发了一条链子，我忙不迭地将出入证挂在脖子上，比带上钻石还美。办好了证，我故意找个理由，出去办事，神气活现地挂着证件从东门出从东门进，每次看见武警战士爽快的放行手势，我都有一种“得逞”的快感。就这样，来来回回，当天进出东门12次。那个时候脖子上老挂着证，就像大学一年级的新生老爱戴校徽似的。 报到的当天下午，我带着一大堆证件，来到北京市西城区月坛派出所，正式办理户籍手续。 从那天起，我竟然成了北京市的正式市民。 来不及感慨，来不及享受成功和胜利的甜美，新的压力接踵而至。 1996年底，中央电视台第三套节目正式开播。文艺中心成立了戏曲音乐部，我同时担任《东西南北中》和《中国音乐电视》的主持人。时间一久，做节目的状态就有了一种惯性，我有时会忽然想起老李说的那句刺耳的话：“您差远了！”心里竟一阵阵地发慌！ 还没有调进中央台的时候，有一天，老孟要我看北京电视台一档青年节目《我们》，主持人叫亚宁，英俊年轻，他后来与《同一首歌》一起红遍大江南北。亚宁青春鲜活，有天赋的“明星”气质，符合年轻人审美选择，很快就被老孟请来实习。让我惊讶的是，这个小伙子竟然是学医的，毕业之后“不务正业”选择了做主持人，而且迅速被众多青年观众追崇，让我心生一种羡慕。亚宁很快就成了我的同事，我们同一批进台，一直都在戏曲音乐部工作。现在他离开了主持人岗位寻找自己另外的发展方向。 亚宁的出现给了我一种无形的压力，我清楚地感到亚宁先天优势凸现了我的先天不足。 有一回，我们要把《东西南北中》已经家喻户晓的主题歌拍成MTV。MTV当时是一个很时尚的概念。经过策划导演的周密计划，由当时《东西南北中》的全部主持人，我、许戈辉、亚宁、袁鸣一起参加拍摄。MTV的创意是，几个年轻人坐着敞篷车，行驶在一条宽阔的高速公路上，大家在车上，向周围热情招手，跳起来够树上的叶子，欢声笑语，活蹦乱跳，到了风景优美的地方更是青春四溢。 在拍摄的过程中，我慢慢感觉到越来越别扭，越来越心虚，30多岁的人了，主持节目时总是西服革履，给人一种持重的感觉。现在穿上便装，欢蹦乱跳，跳得没人家高，笑得没人家自然，尽管还依旧是一张年轻的脸，但是扭头偷偷看看亚宁，那浑身的青春气息，一脸的阳光灿烂，怎么看都觉得自己有点“装嫩”。其实在我内心深处，早已潜藏着危机：毕竟我不是20出头的小年轻了，以前经历的沧桑清晰地挂在了眉宇之间，再浓重的粉底、再高明的化妆都掩盖不住了。拍出来的效果也如我所料，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显得“青春已去”，尽管在导演精心拍摄处理下，我还差强人意地过了关，但是自己的问题自己心知肚明。MTV播出后，观众尽管非常喜欢，但是给大家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亚宁的青春自然，很少有人提及朱军。 这次的刺激非同小可，让我着实实有了危机感。我想到了一个更加重要的问题：一个主持人，究竟应该怎么定位，尤其是一个已经不能算年轻的主持人—— 这个MTV几乎每期节目都会插播一遍，而每插播一遍我就受一遍刺激，毕竟我的目标不是一张中央电视台的进门条。进来干什么？这里是人才济济的地方，谁又能知道等候在东门的年轻人不是虎视眈眈的青年才俊？不是台前幕后闪烁的新星？ 人生的又一道关卡悄悄横在了我的面前，我开始了新一轮的忧虑。我已经不年轻了，在自然规律面前，我可能彻底地无能为力。就像烧开一壶水，从0度到80度可以很快，但是要想再升高20度，沸腾起来，却需要更多的能量，我不知道怎样、从哪里汲取这样的能量？
路在脚下（2）
敢问路在何方？ 路在脚下！ 我这样鼓励自己，我也只能这样鼓励自己！ 有时侯，我挺害怕，我怕自己就这么一瓶子不满，半瓶子晃荡地荒废这来之不易的主持人生涯。然而，在当时我主持的《东西南北中》和《中国音乐电视》两档节目中，又明显感觉到自己的劣势，每到周一，写给亚宁的信足有一筐，写给我的却寥寥无几。我不想仅仅成为屏幕上CCTV字母的背景。电视媒体的奇特之处就在于：优劣成败，一览无余。它能让一个主持人一夜之间大红大紫，也能让你一败涂地，关键在于观众的视觉判断。我必须寻找自己的准确定位，扮演适合自己的“角色”，才能最终被观众认可。坦率地讲，那个时候，成名的心、成名的梦变成了一个实在的心愿。 面对各种竞争压力和观众的批评，我不甘心；作为30多岁的人，我不甘心；作为一个男人，我不甘心。 不想当元帅的士兵，不是好士兵！ 于是，在1996年，《中国音乐电视》最“火”的一年中，我毅然离开了那里。 坚持难，但是比坚持还难的是放弃。 我不想继续在一个不再适合自己的地方委曲求全，这会让自己和节目都感到勉为其难。我相信我能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 于是，我在综艺频道的改版中放弃了《东西南北中》和《中国音乐电视》两个节目，开始主持一个名叫《音乐直播厅》的栏目。每周末到一个音乐会的现场，直播音乐会实况，同时单枪匹马地负责一个叫《中国音乐电视精品廊》的周末赏析类节目，自己担任编导主持人。默默、沉静地琢磨着电视——这个本不是我的专业、或许会伴随我终身的事业。同时，我将更多的精力放在大大小小的直播节目和大型晚会上，我喜欢大舞台，喜欢直播。我终于明白了，当找不到合适定位的时候，千万不要占着别人的位置，观众会对朱军这张脸久而久之产生“审美疲劳”，结果只能是还没有被人记住的时候，就已经被人忘记了
勿忘父母恩
1999年10月7日，我没了爸爸。 2000年12月16日，我没了妈妈。 那才是我真正长大的日子。 那一刻，除了悲伤，我感到了一段彻骨的孤独，似乎一切的成就都在一种力量面前化为乌有。我是个孝子，是传统意义上的那种孝子。父母给我的不仅是骨血和容颜，更是一种深深的烙印，我是父母生命的延续。在他们刚刚去世的时候，我几乎无法按照理性解释“生老病死”的自然规律，当我来到父母合葬的墓前，见到自己的名字也被刻上石碑的时候，我知道父母也带走了我的一部分。 慈祥的爹带走了我的胆怯，让我更加地坚强；善良的娘带走了我的迷茫，让我的人生更有方向
把爱全给了我，把世界给了我
我不敢轻易回忆童年，因为我的今天与我的童年生活天壤之别。童年时最清晰的记忆都是关于父亲母亲的回忆，关于贫寒的家和自卑的自己。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