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中改变。 1989年的元旦，甘肃电视台筹备一台军民“双拥”晚会，节目除本台主持人外，还要从部队文艺团体中挑选一个主持人。说是主持人，不过是报幕员换个体面说法而已。当时的甘肃电视台文艺部主任纪天智亲自为晚会挑人。于是，凡在部队文艺团体里的“报幕员”都纷纷被叫来面试。 那时电视对于我来讲，与“电视机”基本上属于一个概念。至于电视节目制作的过程，我和为数众多的观众一样充满神秘和好奇。到了电视台，一切都觉得新鲜，也对那些忙碌的编辑记者从心底里羡慕和敬重。导演跟我聊了几句家常话，就让我回去了。当时觉得电视台办事效率真高，来了就直奔主题说事，说完就走人。那次对电视根本没来得及产生兴趣，权当是组织上交给的任务。唯一想到的是要真的上了电视，朋友们在家里就能看见我，多有意思！但是，出门后回家，很快就把这件事情忘了，继续以往的生活。 几天后，我因为感冒发烧，在家休息。迷迷糊糊中接到“兰战”领导的电话，通知我到电视台商量节目的事。浑身酸软的我只好带病前往，当时只有一个单纯的想法：军人的天职就是服从命令。到了电视台，我仍在药力作用下昏昏沉沉，隐约听见领导让我当这台晚会的主持人，而且录制时间近在眼前。这无疑是军令如山，没有后路可退。 于是，我一口气打了八支柴胡，吃了一大把各种感冒退烧药，就踉踉跄跄去了录制晚会的礼堂。与导演交流了一阵之后，刹那间台上灯火通明，一股灯光热气扑面而来，对这些我并不陌生，只是觉得舞台上的灯光比平时亮许多。 不知道为什么，就在一瞬间，我忽然感到精神大振，病也好了，人也变得特别兴奋。下了台依然亢奋不已，直到晚会录制完毕，我一直兴致昂然，这是我从来没有过的感觉。 现在我常和朋友开玩笑说，要不是发烧烧糊涂了，还真干不了这行！那次以后我才知道，一个两小时的晚会，录制成电视得多出好几倍的时间。当时因为发烧迷糊，也忘记了紧张，录制地点又在一个我熟悉的剧场，和平时演出并无大异，只是多了很多摄像机，但是它们离我很远，基本上与我不发生关系。于是，这第一次触电的经历在我看来也没有什么传奇，只是带病坚持工作之类的表扬不绝于耳。唯一留下的就是那种久久不能平静的兴奋。
在兰州“触电”，电到了我一根麻木的神经（2）
那次在甘肃台“双拥”晚会之后，我新奇地发现，当我走在大街上，竟然有不认识的人指着我说：这不是电视里的那个人吗？我惊愕地看着说话的人，人家说说就走了，我却琢磨很久，甚至有了瞬间的得意，那种感觉和立功受奖不一样，是一种从小到大都没有感受过的兴奋。直到今天，我都觉得那种感觉无法细致描述。现在想想，其实人都需要被鼓励，被承认，电视最大限度地满足了人的这种特殊感受。 回到家，我端详着家里的电视机，方方的一个大黑匣子，居然可以给人带来如此激动！我这才对电视节目主持人有了清晰的概念和瞬间的梦想。 记得毛阿敏在《艺术人生》节目中回忆，她在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上唱完了乔羽老师那首《思念》之后，在回上海的飞机上大家指着她说，你不就是昨天晚上唱歌的毛阿敏吗？讲起这段时她非常兴奋，“我好荣幸，在此之前从来没有人注意过我。”那一刻让她有了梦想，梦想真厉害，它可以改变人的一生。 我站在街角那一瞬间也开始有了梦想，有了对未知世界的向往。在那个相对简单一些的年代中，我还不会想到今后可能的那些名利，但是被人注意、被人知道，是所有成长中的年轻人的向往。我忽然有了这种兴奋，并且有了之后就很难泯灭。
原地不动，5年。你就没有太大发展了！
杨澜说：“朱军，你主持得挺好，你应该走出去试试，要是原地不动的话，五年，也就是五年，你就没有什么太大的发展了。” 1993年6月21日，我清楚地记得那一天。 当时甘肃省电视台正在筹备庆祝党的生日晚会，这是省台重大事情，各级领导高度重视。我在当地也算“脸熟”主持人，因此选定由我来担任晚会主持。而这次晚会，对我来说有着非同一般意义的是结识了杨澜。当时省里从中央电视台请来了当红主持人杨澜。 那时中央电视台《正大综艺》在全国有极高的收视率，杨澜和赵忠祥老师那句著名的“不看不知道，世界真奇妙”成为无人不晓的流行语。杨澜北外毕业的文化背景、知识女性的文雅举止以及清新流畅的主持风格，深为大家喜爱，更重要的是，她来自中央电视台。在地方台，中央电视台的地位是毋庸质疑的，在电视观众心目中的威信无与伦比，能和他们合作当然荣幸之至。杨澜的时间安排得特别紧张，算上录像在兰州逗留的时间不过十几个小时，而站在台上和杨澜搭档的主持人便是我。 为了抓紧有限的时间，导演让我们到机场接杨澜，下了飞机就开始对词，晚上就正式录像，这期间连寒暄的时间都没有。杨澜很职业，没有电视上漂亮，但是气质很好，说话做事得体到位。第一次见到中央电视台的主持人，我挺拘谨，大家都上车开了一段时间，我才腼腆地自我介绍，我就是要和她搭档的主持人。杨澜很热情地和我聊天，幽默地说：“哎呀，原来您是主持人呀！我下了飞机还纳闷的，怎么甘肃台接人的小伙子都这么帅，失礼失礼了！” 一下子，我和杨澜就熟识了起来。 杨澜始终一脸笑容。她记忆力非常好，只需问一遍，就可以记住每一个工作人员的姓名。 我也不含糊，积极配合，初见“大牌”时的紧张也已烟消云散。当然，为了和杨澜合作，我还是特意花钱做了一套浅紫色西服，那种紧张和兴奋的心情至今都记忆犹新。 录制非常顺利，这是一次愉快的合作。后来到了中央电视台，我和杨澜经常一起主持各种节目，还常兴致勃勃地说起那次晚会。杨澜开玩笑说：“朱军那时侯真土！”我也不含糊，回敬一句当时想说没敢说的话：“我觉得你在生活中不如电视上漂亮。” 录制结束的时候，很多台前幕后的工作人员都抢着和杨澜合影，这时杨澜趁着空闲走过来对我说：“朱军，你主持得挺好的，你应该走出去试试，要是原地不动的话，5年，也就是5年，你就没有什么太大的发展了——” 听上去几句不经意的话，似乎只是礼貌的建议，我并没有太在意，只是笑着应答着，和她互留了地址和电话，匆匆忙忙买了10斤兰州特产白兰瓜送给他们。我和我的同事将北京的贵客送上飞机。 看着他们匆匆离去的背影，我忽然感到有些怅然。是啊！北京，中央电视台，外面的世界，这些意念中曾经遥远的事物，忽然变得清晰了起来，我朦朦胧胧地开始梦想。 然而30岁的人，不是十几岁的初生牛犊了，变得实际甚至有点世故。我在部队是干部，在兰州当地甚至小有名气，和爱人有了一个不大但却温馨的小家，母亲和父亲催促我们尽快要个孩子—— 这以后每当看到电视屏幕左上角CCTV的标志，尤其是周末杨澜和赵忠祥老师主持的《正大综艺》时，看到家喻户晓的“不看不知道，世界真奇妙”，我就会忽然想起杨澜那句友善的建议——“5年，也就是五年，就没有什么太大的发展了！”这个坚决和不容质疑的建议，使我不能无动于衷了。我开始幻想北京—— 电视就是如此神奇，坐在家看不觉得，一旦面对镜头的时候，你会感觉像亚当夏娃看见了对方的身体一样，有按捺不住的激情——
北京有多远
说来也巧，在杨澜他们走后不久，1993年9月的时候，中央电视台的又一个摄制组来兰州，这是中央台当时很有影响的一个栏目，叫《地方文艺》，每期节目选择一个有特色的地方，与当地电视台合作，介绍那里的风土民情、人文环境。当时到兰州和其它九个省联合录制特别节目《地方歌会》。 中央电视台《地方文艺》的导演作为贵宾被邀请对节目进行指导。中央台的导演都是一副火急火燎的性格，干起活来把人赶落地团团转，当时一位年轻干练的女同志，在节目录制间歇走到我面前，很客气、很职业地问我：“你怎么称呼？是哪里的主持人？” 我一一礼貌作答之后，她对我说：“主持得不错，有空我们聊聊吧。” 我点头答应着，却连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