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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人民军歌舞团的《血海》是一个充满了意识形态说教的、绚丽无比的大型歌剧。
对出生于上一世纪四十与五十年代的上海男女来说，二十五年之后，他们或许已经忘却了当年朝鲜电影、歌舞剧的具体内容和细节，但他们不会忘却那些充满了朝鲜民族特有情感的旋律。
在社会主义的灿烂明灯和三千里江山国度一边的是对左派布尔什维克来说意义含混的电影，它们也纷纷来到了上海，其中最轰动的是罗马尼亚电影《多瑙河岸之波》。
由齐奥赛斯库先生统治的这个国家，或许因为在人种上更接近拉丁民族，他们不仅在意识形态上与前苏联拉开了很大的距离，在文化上也与斯拉夫人有着明确的分野。上海的青春男女幸运地在七十年代末就感受到了罗马尼亚电影中的欲望激荡，健康、丰满、阳光的男女身体，以接近半裸的方式冲击着上海的心灵，使他们内心洋溢起不由自主的情感。与《创伤》有着相同的命运，《多瑙河之波》也遭致了禁映的命运，在中国左派布尔什维克的眼中，这些半裸的肉体将不可避免地导致人的堕落和革命者灵魂的彻底空洞。
上海的青春男女则有着自己的文化判断、自己的价值判断，这就如同他们永远不会忘却那个苦难的印度人在1979年的上海大街小巷中的歌唱：
阿巴拉姆，啊，
阿巴拉姆，啊，
命运让我奔向远方，啊，阿巴拉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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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文化对上海的影响比较曲折。发生在1961年世界最高山脉上的那场战争使得人类的两大文明暂时地拒绝相互触摸。但文化常常越过当代政治，人文常常突破当代的意识形态，电影《拉兹之歌》作为老片子重放在1979年的年末。“阿巴拉姆〃、〃阿巴拉姆〃的深切的忧伤呼喊深刻地打动着上海的青春男女，羞怯、腼腆、满怀着憧憬的上海青春伴随着《拉兹之歌》的美妙旋律在悄悄地成长。有个细节可以佐证这一点：
是在1980年的早春时节，上海的文化广场中正放映着《拉兹之歌》，黑暗中，一个叫作吴小青的上海女子，将她柔软的小手放在了同事黄远方的手中，随后，随着剧情她有点控制不住自己，她将自己飘散着青春气息的嘴唇向他的嘴唇凑去，黑暗之中，当银幕上正发出着“贼的儿子并不是贼”的呼喊时，他们年轻的生命也发出着激情的咆哮。
时代立刻将要接近解冻的那一刻。
在美国专栏作家保罗·考夫曼的《中国正在来到的精神革命》的预言中，他是如此断言这个时候的这个国度和这座城市：
在旧中国崩溃时候，这个国家的人们把一切都寄希望于马克思主义，中国民众给了马克思主义施展威力的最好机会。然而，马克思主义在改造人这一点上却失败了。
面对这个失败，中国共产党政府必将继续在马克思主义口号下往前走。但是，它的目标将不会再着重改造人的思想，而着重物质建设方面。可以，物质方面的发展，不可能填补精神的空虚，西方世界的情况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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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拉兹之歌》的旋律中开始解冻（2）
在保罗·考夫曼似是而非的预言中，在时代仿佛壮阔无比的表层下，其实埋藏着与这个时代、这个社会南辕北辙的生命秘密，那是上海青春的秘密，也是上海时尚、消费、欲望的秘密，一句话，是上海城市生活的秘密。
麦克·哈里斯老兄，邓丽君歌声中摇曳的超短裙（1）
七十年代末，上海的时尚可以用这几个短语来表示：麦克·哈里斯式的墨镜，独眼龙收录机，邓丽君歌声再加上那条无限美妙的超短裙。
先从美国人麦克·哈里斯说起。
借助于《大西洋底下来的人》，美国老兄麦克·哈里斯摧生了中国城市的第一次墨镜狂潮，他的独特面貌使得上海多少年轻男女为此迷恋并作出仿效，但其实他对上海青春男女的时尚暗示这股魔幻般的力量来自于上海开始进入一个电视时代。
1977年，当上海有了第一家电视机商店之后，电视机这个闪光怪物就以疯狂的速度进入了市民的家庭中。这样的情景是屡见不鲜的：夜晚六点半钟左右，在上海数以百计、千计、万计的里弄里，人们一早就放好了他们因多年磨擦而显得油光铮亮的竹椅、竹榻，焦急不堪地等待着瑞华坊或某某坊居委会某个老太用钥匙打开安放电视机的箱子，然而，目不转睛地观看当年任何一部电影或电视剧。
戴着宽大墨镜的麦克·哈里斯老兄出现在《大西洋底下来的人》这部美国电视剧中。
这个电视剧没有多少艺术价值可言，内容也乏善可陈：一个半人半鱼的家伙基本上无所不能，尽管没有《黑客帝国》中的尼奥那么伟大，但也算是七十年代末人类的一个小小救世主。他的一个独特标志，就是在英俊的脸庞上笼罩了一付墨镜，这付墨镜成了这个海洋底下来的家伙的重要标志。
七十年代末，经受了电视机文化反复熏陶的上海的青春男女向麦克积极靠拢，他们人人都以脸上戴上一付麦克式墨镜而自豪，与此同时，时刻提防上海警察捕捉的最早的市场经济先锋战士，从遥远的广州以“投机倒把”的方式长途贩运而来的廉价墨镜更是起哄了这股时尚之潮。有意思的是，上海的青春男女在仿效着麦克老兄的时候，他们中不少人还将商标别有用心地保存在这付廉价的南方墨镜上。
但正是此举激怒了中国的左派布尔什维克，逻辑地，也激怒了上海的左派布尔什维克，他们称这是〃盲公镜现象〃，他们说表明了上海年轻一代的绝对无知，而这种绝对无知将使红色中国付出沉重的代价。
叫作西蒙·雷伊的美国记者在《改头换面》中的评述似乎从另外一个角度证实了上海的左派布尔什维克的判断：
迄今为止，这种开放政策唯一不利的副作用是突然滋长的“崇拜西方”的思想，而这种思想正迅速地取代在毛主义盛行年代煞费苦心培养出来的自信。
在上海的民间社会，在上海青年的亚文化圈子，人们并不在乎左派布尔什维克或西蒙·雷伊的理性判断，他们继续着自己的时尚之路，继续在七十年代末表现各自的〃酷〃、〃IN〃和〃炫〃，虽说，这时候的时尚确实有些盲目，说到底，传递的只是某个西方影视明星对中国青年肾上腺的一次刺激而已。
刺激没有停止。
“独眼龙〃也出现在七十年代末，是日本人对上海的青春男女推动了这次时尚战事。
在上世纪中叶已经完成前工业革命的日本，这时已经从它温热的子宫中向全世界提供着它成熟的卵子：你看到了本田摩托、丰田轿车、三菱电梯、富士胶卷、JVC彩电种种种种了不起的玩艺儿。在上海，极小部分市民已经通过东芝冰箱而领略到了日本高科技的妙处，大部分市民被日本文化感动的则是它的收录机。
上海南京西路995弄一个普通的市民家庭。
这是1979年的5月时分。
桌子上摆放着一台三洋牌单喇叭收录机，那刻，它正放送着邓丽君小姐的歌曲《何日君再来》：
今宵离别后
何日君再来
喝完了这杯，请点点小菜
人生难得几回醉
不欢更何待
潘继章先生显然完全地沉浸在邓小姐甜美的歌声中，对他来说，当他的耳朵告别了多年如一日的《阿瓦唱新歌》之类的旋律，当一个叫邓丽君的女生带着全新的感觉走入他的生活，那种旋律、声线、配器共生的美感是前所未有的，也是无法言说，而所有的这一切都与桌子上这个状似“乌龟壳”的三洋单放机密切相关。他的感觉是如此强烈，以致二十多年之后，他还能清晰地回忆起当时购买三洋单放机、播放邓丽君歌曲的点点细节。
潘继章的感受并不孤立。那时，众多上海男女青年纷纷将看似〃乌龟壳〃的日产单喇叭收录机买回家，而更时尚、更前卫的男女则拎着两喇叭或四喇叭的日产收录机在大街上招摇过市。
在上海的人民公园、复兴公园、虹口公园中，你会看见那个时代“酷毙”了的家伙，在草地上打开着日产两喇叭或四喇叭收录机，随后忘乎所以地舞蹈着。与此同时，在上海许多公园相对隐秘的角落中，你还会发现不少上了年纪的城市男女，正拎着单喇叭、两喇叭收录机在进行英语对话，这种角落后来被敏感的媒体称之为“英语角”，而那些在“英语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