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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在巴山镇一带流传不衰的异人王十千究竟是个什么人物，恐怕永远是个谜语。除了他有两只大耳朵是确切的，除了他经常独自一人呼喊布尔什维克等等事实是可以相信的之外，别的我们只能猜测，继续往下猜测。
十千在妓院里应该是毫无作为的，我想，在关键时刻，他一定想起了姚先生的一切。姚先生揉搓他的耳朵时带给他的愉悦是灵与肉的双重愉悦，这种愉悦的出现需要的条件已经随着姚先生的死去而消逝了，妓院里的一切，都无法使十千重获这种双重愉悦。所以，十千沉溺在赌博中而没有沉溺在女色中。
老人们都说王百万是被王十千活活气死的，是不是如此无据可查。有据可查的是：为制止王十千滥赌，王百万花钱买通了警察局，将王十千抓进班房关了三个月。王十千出狱后，继续赌。气得王百万捶胸长叹：天意呵天意！
百万死后，我想王十千不会有丝毫悲痛之感。口头资料证明，十千在百万的灵堂上就聚众赌起来，一夜输了半个绸布庄，如果不是百万的小妾前来求情，积善堂在县城里的产业用不了三天就会输光。
十千慷慨地把城里的产业拱手送给小妈，然后打道回巴山，他的小妈变卖了房产，远嫁他乡去了。
19 积善堂十八岁的新主人回到巴山镇，创造了一段充满奇异色彩的新生活。他继续赌，输了他哈哈大笑，赢了他满面愁容，把赢的钱四处乱掷，嘴里骂道：“王八蛋，赖人，不算数，不算数。”这种反常的心理是巴山人无法理解的。据老人们讲，王十千的赌博不分地点和对手，有一个小孩子在街上碰到他，说：“王十千，赌一场？”他立刻响应，说：“怎么赌？”孩子说：“你猜我手里有什么？”十千说：“你手里有十匹大骡子！”小孩子一张手，说：“输了输了，我手里什么也没有。”十千就说：“让你爹去积善堂拉骡子吧！”孩子的爹自然不会真去拉骡子，王十千却吩咐长工把骡子送去了。说起这件事，当日的目击者眼里放着光彩。好像又重睹了十匹油光光的大骡子拴到那穷孩子家里的情景一样。
“王疯子”的名字就是从那时叫起来了。
他卖地，输钱，再卖，再输，巴山镇其实早在三十年代初期就进行了一场共产主义运动，这场运动的后果是数千户的一个大镇没有一户真正的贫农，王十千用赌的方式，在巴山镇均了贫富，实现了耕者有其田。
后来，他懒得自己动手赌了，每天清晨，让长工们抬出两箱银元，然后纠集一群穷孩子来分拨打架。有时，他把银元奖给胜利者，有时把银元奖给失败者。弄得这些孩子们不知该打赢还是该打输。看打架看腻了，他又组织呐喊比赛，他让孩子们喊的口号是：布尔什维克呵布尔什维克。谁喊得最响，赏钱最多，这是中国北方农村最早的共产主义宣传，布尔什维克的呐喊，震动着古老的土地。
以上的叙述，虽经流传者润色加工，但基本上准确可信。不可信者是下面的描述：他坐在积善堂大门的门槛上，入迷地观赏着、聆听着孩子们的呐喊。那个拖着鼻涕的男孩子，为了白花花的银元，拼着吃奶的力气，把布尔什维克喊出，在连续不断的布尔什维克呐喊中，他的两扇大耳朵由频频抖动的小动作，发展成如舒如卷、忽开忽合、上窜下跳的大动作。每当他的耳朵进入角色后，他枯瘦的脸上便漫卷着布尔什维克的赤旗，眼睛里放射出迷人的光彩。那些远远地站在后边等待着帮儿子拿钱的男人们，都异常感动地看着这个非凡的人，都恍惚如在梦境中观看一个显出真面目的天神。
“王神仙”由此得名。
1936年春，王十千卖掉了积善堂的深宅大院，并不过问吊死在门框上的二娘（大娘已死），只身一人走上街头，开始了他的乞丐生涯。他这时的形象，已与二十几年前王百万在半睡半醒中看到的那个乞丐一模一样。这时候，老财主当年做梦梦见乞丐投胎的事已经流传开来，于是，王十千所有的违背常理的行为都得到了最合理的解释，尽管这种解释充满迷信色彩，但至今还有很大的说服力，相信这种解释的人数，远远胜过相信十千是共产主义者的人数。
红耳朵（15）
20 我们应该感谢巴山镇的百姓们，他们在王十千沦为乞丐之后，表现出了足够的同情心。第一，他们没有拆除荒芜的小学堂里那些东倒西歪的房屋，为十千这个真佛保留了参悟人生的神圣殿堂。第二，只要十千乞讨上门，他们总是慷慨施舍。有一些靠王十千的变相馈赠而暴富的人家，甚至还在喜庆时刻送一些美酒佳肴到姚先生住过的那间房屋里去，供十千享用。
十千沦为乞丐的第一夜投宿的当然是那间神圣殿堂。他在那里得到的安慰和幸福是我们无法想象的。在那个春夜里，当巴山镇的千家万户为这个人叹息时，他却沉浸在最美好的感觉里享受。如果要描述，又只好假想，因为谁也没有去观察他，即便去观察又能观察到什么呢？当然我希望那是个明月皎皎之夜，吹着温馨的和风，风里夹带着泥土和野花的芳香。英才小学堂旧日的繁华景象以更加丰富的形态，缓慢地重复展现在十千的脑海里。他比从前更强烈地体验着那一切，有幸福有酸楚，比生活更立体更客观，就像我们从前所描述过的一样。我们生活在人群里，十千先生却生活在自己的思想里，我们对这种智者的任何评议都是浅薄的呵，但出于习惯我们还在评议。
1947年秋，大批国民党军队拥进巴山镇，家家户户都让出房子给军队住，兵太多，房子依然不够。一个上尉连长带着一个排士兵开进小学堂。校园里布满半人高的枯萎蒿草，一只红毛狐狸从草丛中窜出来，士兵端起卡宾枪，把狐狸打死在草丛中，士兵们进入房子时，发现了僵卧在地上的十千。
“一个死尸！”
“不是死尸，是个叫花子，你看他的耳朵还在动呢！”
“啊哟，好大的耳朵！”
“起来，起来！”
士兵踢着十千喊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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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千站起来，双眼如兽，盯着那些兵。
“滚出去，大耳朵，这里要驻国军！”
十千突然发出叫嚣：“这是我的屋，是我和姚先生的屋，是我们布尔什维克的屋！”
“布尔什维克？共产党？”上尉连长笑着说：“我们杀的就是布尔什维克，杀的就是共产党！”
“把他拉出去，毙了！”上尉连长命令道。
几个士兵用枪托子把十千顶出去，十千挣扎着往回跑，嘴里还喊着：“布尔什维克布尔什维克，将来的世界，必是赤旗的天下！”
几个士兵竟拦不住他，上尉连长拔出手枪，说：“你们闪开！”
士兵急忙闪开，连长举起枪来，对准十千开了火。
他挥舞着两根胳膊，招展着两只大耳朵，一头栽在地上。两只耳朵垂死地抖了几下，然后软沓沓地顺下去，几乎盖住了他的全部面颊。
“他妈的，这么大的耳朵！”上尉连长把手枪插进套子，不无遗憾地骂着。
21 王十千的故事应该结束了。但就这样结束是不是太简单了？用这么短的篇幅、如此粗疏的笔墨打发了这么好的一个素材，确实有点可惜。本来还有好多文章好做呀！譬如：我应该浓墨重彩地写一写十千将耳朵涂红的过程，写他涂耳朵时的心理活动，写他涂红耳朵后的心理变化，台湾的姚一苇先生写过一部名为《红鼻子》的话剧，说一个马戏团的小丑，只要戴上他的红鼻子面具，便妙语连珠，妙趣横生，忘掉人世间一切烦恼。只要摘下红鼻子面具，他立刻地萎靡不振、痛苦不堪。戴上红鼻子面具是他逃避现实生活的一种方式。我们都是有过这种体验的吧？我为什么不写王十千三番五次地涂抹耳朵，用过红颜色再用蓝颜色再用黄颜色再用黑颜色。一个本来就因耳大而引人注目的男孩竟三番五次地让耳朵更怪异，这行为里可以分析出很多东西，哲学呀，心理学呀，等等等等。我知道我仅仅粗枝大叶地写了一次十千涂红耳朵并且把涂耳朵的目的十分确切地限定在为了吸引姚先生注意这一点上是多么笨拙，是呵我写得真笨拙。十千涂红他的大耳朵并不一定是为了吸引姚先生，就像雄孔雀开放尾翎并不一定是为了吸引雌孔雀一样，它对着雄骆驼照样开屏。即便他就是为姚先生而涂耳朵，那么第一次他涂了红耳朵姚先生被吓哭、吓跑，第二次假如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