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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做瑜伽，一直想尝试普拉提来着。都说普拉提对核心很有好处。”
“绝对的。”
我使劲点头。我不清楚核心是什么，甚至不知道男人有没有那东西，但看见两位女性朋友有了共同话题，我高兴得简直心花怒放。
“我去做过一次瑜伽。”我说。
“你？”达妮嘲笑道。
“真的。”克莱尔说，“班上最差劲的学员，左右都分不清。”
“我太紧张了。”我说，“我承认我的平衡感不算太好。”
“少吹牛了。”克莱尔说，“他险些撞倒一个孕妇。”
“再说你僵硬得像块木板，”达妮说，“伸懒腰好像在扯魔术贴。”
“一点不错。”克莱尔说，“导师都不肯让他尝试倒立，她害怕被告。”
她们笑得像两朵花。我想方设法为自己辩护：“她表扬了我的婴儿式。”
“对，估计还有棺材式。”达妮说。这句话肯定很俏皮，因为克莱尔对着吸管哧哧发笑，汽水喷了出来。她们终于找到了共同的爱好——挑我的刺。我们塞了一肚子芝士和油脂，满意地躺进椅子，喝着第二轮汽水，身为小组头领的我开始回顾今天的教训。
“唉，看来我不是侦探那块料，对吧？我都不知道我今天能发现什么。血脚印？”
“侦探工作难道不是这样吗？”达妮问。
我耸耸肩说：“我怎么知道？”
“他们重访犯罪现场，四处查看，寻找线索。”她说，“在找到之前，谁能知道他该找什么呢？”
“科伦坡似乎知道。”我说。
“我爱科伦坡。”她说，用指甲从硬纸盒上抠下一小块干芝士，放进嘴里吃掉。
“恶心。”我说。
“科伦坡是谁？”克莱尔插嘴道。
“你出生前的旧剧集。”达妮对她说，“也是我出生前的。”她对我笑笑。
“他总能注意到被其他人忽视的小细节，”我说，“比方说受害者的车钥匙在哪儿，一个姑娘跳窗自杀前为什么要叠好衣服。”
“为什么？”克莱尔问。
“她是被催眠跳楼的。”
“蒙克也会注意到这些东西。”达妮说，“我喜欢他。”
“好吧，还有夏洛克·福尔摩斯，”我说，“他就雪茄烟灰唱了好长一段独角戏。”
“我们需要的就是这个，”克莱尔说，“CSI类型的证据。比方说排水沟里的体毛，或者一颗牙齿。”
“别逗了。”我说，“我该怎么做？翻出我的旧显微镜？调查局应该已经做过这方面的工作了。”
“我喜欢PBS上的那些英国侦探。”达妮说，“莫斯警长，莱因利警长，都那么有冲劲。”
“我喜欢弗雷斯特警长。”我说。
“我也是，但他没什么冲劲，只是认真的老派警务工作者。经验和直觉，对吧，朋友？”
“唔，这两样我恐怕都没有，”我说，“就像艾德·麦克贝恩说他的书，来自正确的警务工作程序。”
“还有《主要嫌疑犯》呢，”达妮继续道，“主演叫什么来着？”
“海伦·米伦。”
“她在剧里挺火辣的。”
“确实，”克莱尔赞同道，“尤其是她和那个年轻黑人亲热的那段。”
“还有那些心理学侦探。”我说。
“侧写师，”达妮说，“就像《心理追凶》和汉尼拔·莱克特。”
“我想到的其实是梅格雷探长。”我说，“也许还有波洛。就是愿意浸入环境、向其他角色移情的那种侦探。他们就像作者，创造足够可信的叙述。”
“这个你在行，”克莱尔说，“你能做到。就像你写小说那样——除了足够可信。”
“我只希望我不是卢·亚契和菲利普·马洛那种类型。”
“怎么说？”达妮问。
“他们只顾东奔西闯，直到被人绑架或痛揍。”我说，“哈米特笔下的主角也是这样，就像萨姆·斯贝德，脑袋上动不动就挨一下。马洛几乎每个案子都会被麻翻，但他就是不长心眼。坏人请他抽烟，他还是立刻点火。”
“因为他喝多了。”达妮说。
“你们有没有注意到，”我继续道，“他们从不沐浴和睡觉，但经常刮胡子？就像这样：‘我回了趟家，刮脸换衬衫。’”
“但他们穿西装戴礼帽，模样很不赖，”达妮说，“连反派女郎都喜欢他们。”
“而且一路上都说俏皮话，就像亨弗莱·鲍嘉，”克莱尔说，“而且不买任何人的账。”
“而且抽不带过滤嘴的香烟，办公桌抽屉里藏着威士忌。”达妮说。
“而且姑娘到最后总要害得他们身无分文。”克莱尔说。我们像是倒空了书架，寂静笼罩了房间。克莱尔推开椅子，轻轻地打个嗝，去沙发上躺下。达妮起身开始收拾桌子。我拿起空汽水罐跟着她。
“我记得我小时候，”我说，“不确定具体几岁，应该是上小学那会儿，附近出了个强奸魔，我看见警方贴在路灯柱上的嫌犯画像和体貌特征。我到今天还记得，他戴眼镜，留小胡子，中分发型。总而言之，警方请大家留意此人，上报一切信息和线索。我当真了。放学回家之类的路上到处去找这个人，更离奇的是甚至开始寻找线索。我甚至搞了个放大镜。”
达妮笑着洗碗。克莱尔躺得四仰八叉，轻轻打鼾。我说了下去。
“我记得我搜集各种乱七八糟的东西，反正不知道为什么我认为就是线索。一个小像章，我认为是金子做的，其实顶多是电镀黄铜。电线保护帽——就是有一小截电线吊在外面的那种塑料小玩意。味道还没散的雪茄包装管。紫色的，印着金色图案，我觉得很炫。我把这些东西藏在鞋盒里，一边叼着雪茄包装管假装抽烟，一边逐样研究，希望拼凑出什么真相。然后有一天我路过一条小巷，听见一声惨叫。我当然吓坏了，确定强奸魔正在巷子里袭击什么人。我想逃跑，但逼着自己走到小巷尽头，绕向一幢建筑物的背后。我记得我怎么蹑手蹑脚，心跳加速，背贴墙壁。然后，我鼓起全部勇气，探头张望拐角的另一头。”
我停下来，达妮扭头看我，说：“然后呢？发现了什么？强奸魔？”
“当然没有。什么也没有。有一道楼梯通向地下室。谁知道惨叫声是从哪儿来的？有人在吵架，或者是电视。也许根本不是惨叫。也许是小孩的笑声。我再仔细一看，吓得不敢动弹，眼睛盯着一样东西：一根雪茄，抽了一半，就在我前方的地面上。金色和紫色的商标和我那根雪茄管上的一模一样。”
“哇，然后呢？”
“没什么。我捡起半截雪茄，我认为那肯定是什么证据，然后落荒而逃，一口气跑回家。我把半截雪茄放进雪茄管，结果我老妈闻到那股味道，没收了所有东西。她答应会把它们交给警方，但不知为何警方没联系过我。”
达妮笑出了声。
“但这件事的重点——”
“对，我也正在想呢。”她说。
“唔，显然这些东西和强奸魔毫无关系。”
“显然。”
“事情只存在于一个孩子的想象之中。就算雪茄对得上，那又如何呢？只是偶然的巧合而已。”
“但很离奇。”
“仔细想就没那么离奇了。雪茄和雪茄管？多半是个便宜品牌，到处都有卖的。附近也许存在几十根。我没注意到是因为我没有去找。事物对我们有了意义，我们才会去注意。就像健怡可乐罐、断鞋带、穿蓝袜子的红发男人。谁知道那条小巷里还有什么我没看见但一旦留神就会注意到的东西？比方说新港烟盒或有数字六的撕碎的彩票。我有时候觉得，与其说线索带着我们走向案件，不如说是案件突然让许多东西变成了线索。”
“我明白你的意思。”她关掉水龙头，擦干双手，“就像我姐姐去世后的情景。我好几年没见过她了，但忽然间不管看见什么都会想起她。纸巾广告，一首老歌。我走到哪儿都会看见她——真的会有一瞬间以为就是她，正在拐弯或者坐进汽车。她活着的时候对我来说好像不存在，离去后却到处都有她的身影。”
我伸手抚摸达妮的手。她用力捏了捏我的手腕，很快松开，去拿手袋里的香烟。我望向沙发，发现克莱尔早就醒了，她睁着眼睛躺在那儿，听我们说话。
“我得回去换衣服上班了。”达妮在敞开的窗口抽烟。窗帘卷动，像是里面裹着个人，马上就要钻出来了。
我拿起克莱尔的车钥匙，和达妮一起出门。终于只剩下我和她了，我们乘电梯下楼，走向轿车，尴尬的气氛重新降临，我搜肠刮肚寻找话题。克莱尔前天的问题出现在我的脑海里：万一克雷真是无辜的呢？你当然可以将弗洛斯基和特雷奥的疑虑视为机会主义者的妄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