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膏的粉底、樱桃红的口红、浓重的眼线膏和睫毛膏底下。我的眼皮涂成了深蓝色。
达妮和我收拾起我们的东西，包括一个小过夜包，装着我平时的衣物。克莱尔在窗口把风。
“看见他了，”她用窗帘挡着脑袋，“黑色轿车，十点钟方向。”
“十点钟是哪个方向？”
“马路对面的消防龙头。”
“好极了。”我说。
达妮用手机打了个电话。“好，行动，”她对手机说，“黑色警方车辆，你左边的消防龙头前面。”她挂掉电话，“咱们走。”
“祝好运。”克莱尔在窗帘底下叫道，穿着运动鞋的两只脚兴奋得乱抖。
“好。”我戴上黑色草帽（有一朵朵小玫瑰花的那顶草帽），和达妮出门。
来到楼下大堂，我把手提箱交给达妮，接过橡胶头拐杖，但我们没有立刻出去。我们在门口等待，随即听见街上传来响动。就仿佛脚下的阴沟里爆了颗深水炸弹，就仿佛哥斯拉摧毁布鲁克林之后走了过来。
“他来了。”达妮说。他确实来了，开着钢丝辐条车轮的金色凯迪拉克轿跑，重低音响得震耳欲聋。RX738前来救驾。他驶近，停车，就堵在警车前面。我们走出公寓楼，达妮替我开门，挽着我的手臂，我拄着拐杖，假扮有关节炎的老妇人。我和达妮走向她停在不远处的破旧达特桑。她打开乘客座的车门，扶着我坐进去。她绕向驾驶座，我望向后视镜，见到我们的尾巴——那个警察或调查局探员，一个戴墨镜的白人——正在和RX吵架。
达妮坐进车里，我说：“咱们走。”她看着身边的侧镜。
这时候，RX跳下车，他比我记忆中还要壮硕，六英尺三英寸的身高加上灌木丛似的爆炸头，他邀请瘦巴巴的年轻警察下车谈谈。达妮发动引擎，我看见他们吵得越来越凶。白人挥舞手臂，RX逼近他。白人挥舞警徽，RX哈哈大笑。然后白人开始挥舞手枪。
“操！”我说，“大事不妙，还是别玩了吧。”
“别担心，”她说，换挡启动，“雷克斯搞得定。”
RX不慌不忙地后退两步，高举双手，转身把手掌放在车顶上。达妮驶上马路，我看见凯迪拉克里又钻出一名乘客，刚才我没注意到这个穿深蓝色条纹正装的大块头白人。他也高举双臂投降，但一只手捏着一张名片。
“那是谁？”我问。
“他的律师。”达妮说，驱车离开现场。
“上帝保佑律师。”我说，“我要是发财了，一定也请一个。”
达妮慢吞吞地开到路口，那场闹剧在后视镜里越来越小，她拐上北大道，猛踩油门。我换上男性衣服，用湿纸巾擦脸。我们驶向城区，霍雷肖街，摩根·切斯的住处。
我们开过她那个街区，然后又兜了一圈，寻找停车位和监视现场的警察。没有发现蹲点的警察，仿佛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一辆UPS卡车驶过街道，一辆出租车猛按喇叭。年轻的母亲推着婴儿车走过凹凸不平的人行道。春天似乎选了这个街区开欢迎派对。树木展开薄若蝉翼的芽膜，每次有风吹过，一把把状如心脏和蝴蝶的芽膜就落向停泊的车辆、正在打电话的正装男子、拄着两根拐杖（橡胶头，和我那根一样）的老太太。摩根的那幢楼还是那么容易进去，但公寓门锁着，还贴着警方的黄色胶带。
“现在呢？”达妮问，拍掉头发里的一小块白色芽膜。
“我打赌窗户开着，为了通风换气。咱们走防火楼梯试试。”
我们爬上屋顶，走向大楼后侧，尽量轻手轻脚地走下防火楼梯。还好这会儿是工作日的上午，其他公寓都紧闭窗户，合上了百叶窗。没人看见我们。摩根家的窗户开了六英寸左右，里面只拉着薄窗帘。我抬起窗户，钻进去。达妮紧随其后。
公寓算是清理过。浸满血污的床垫和席梦思连同所有被褥都不见了。钢铁床架和弯曲的横档床头板仿佛抽象雕塑，主题不是陷阱就是战车，反正不是休息的地方。床下的地板经过擦洗，清漆都被刮掉了一层，颜色比周围的木板要淡。然而，尽管费了很大力气消除犯罪的踪迹，却只让这个房间显得更加阴森。我想到我为克雷写的故事，发生在这个房间里的那一幕。
警方无疑用镊子和放大镜检查过这里，但我们还是翻了一遍，寻找任何有可能和其他什么东西存在关联的事物，或者因为我们最近见过的东西（虽说不多）而有了新意义的事物。没有收获。达妮沉浸在一本家庭相册之中，这可不怎么健康；我发现了许多个小玻璃罐，每一个都装着干草药，贴着字迹优雅的标签。摩根确实活得一丝不苟。餐具柜像是外科手术的器具盘，连抹布也折得整整齐齐摞好，就像没读过的报纸。但这些都没有能够保护她。危险通过她内心的秘密缝隙钻进她的生活。欲望不受约束，不向任何人低头。也许反过来也说得通：欲望是终极约束，能破坏一切规则。
我们打开前门，从黄色胶带底下钻出去，随手咔嗒一声锁上门。我们向北穿过西区，出城来到新泽西。沿着哈德逊河和高速公路，我看见树木在风中抬起缤纷冠顶，仿佛一面面彩旗，像是在指引去方丹家草坪的道路，那里铺满山茱萸炫目的粉色花瓣。
我们敲门，听见门锁转动，我的勇气忽然熄灭。要是家里没人，我们可以闯空门，甚至白跑一趟，但我更害怕见到受害者的父母。害怕不足以形容我的感受。我惊恐万状地看着前门打开，玛丽·方丹的母亲出现在门口。她体重超标，身穿奇紧的弹力裤、与裤子并不相配的黑白条纹上衣和白色凉鞋。她描着黑色眼线，染黑的头发根部露出棕色。她的脚指甲涂成粉色，戒指嵌入浮肿的粉色手指。她还不到五英尺高，我害怕她，害怕悲恸的力量。我不敢看她的眼睛。我盯着脚尖，本能地意识到悲剧帮她从人类情感的疆域中得到一份尊贵，而我那些卑下的欲望和可怜的抑郁使我还是上不了台面。我为自己感到羞愧，因为我无法回答她用自身向这个世界理直气壮提出的问题：为什么？为什么会这样？
至少她在我的脑海里提出了这个问题。她在现实中问的却是：“有什么我能帮忙的吗？”但就是这句不咸不淡的问候也突然显得那么尴尬（帮助我们？你？），我一时间说不出话来。还好达妮开口了。
“我是达妮艾拉·吉安卡洛。我姐姐是达利安·克雷的受害者之一。”
“哦……”方丹夫人的表情开始软化，“很抱歉听你这么说。”
“谢谢。这位是哈利·布洛赫。请允许我们为你的遭遇表示哀悼。”
“是的，”我说，“很抱歉听说你女儿的事情。”
“你认识我家玛丽？”她问，突然对我有了兴趣。我后悔自己乱说话。
“不算认识。”
达妮插嘴道：“哈利在写克雷案件的书。他和你女儿谈过，因为她和克雷先生有过联系。”
“唉，我真的不知道，她为什么会做这种事情？”她对我说。
“我不知道，方丹夫人。年轻人常常会迷失方向，感到愤怒。我只见过她一次，但我很喜欢她，真的。她这个人似乎很特别。我相信她最后肯定会想通的。”
她微笑道：“是啊，她一直很特别。从小时候就特别。喜欢站在摇篮里，抓着扶手叫喊。讨厌被束缚。她很有天赋。大学里得到了整个专业最高的GPA分数。不是全班，而是整个专业。但她总那么愤怒。就像你说的。我一直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她说不下去了，眼睛不再看我们，而是望着树木。
达妮说：“方丹夫人，我们想看一眼玛丽的房间，对我们的调查会很有帮助。”
“我现在还不能上去。当然迟早要上去，但现在真的不行。”
“不，当然不行。但不需要你上去，我们自己就行。如果你不介意的话。”
她耸耸肩说：“我介意什么？警察叫我别上去，但我才不在乎呢。”
她给我们钥匙，我们踩着楼梯爬向车库上的小工作室。我们打开房门，钻过黄色胶带。我们算是得到了允许，于是动手开灯开窗。房间像是玛丽匆匆忙忙搬走了。被褥和床垫不见踪影，墙上贴着一条条胶带，标记出原来挂着画像的地方。警方取走了所有海报和其他与犯罪和恐怖有关的物品，玛丽莲·曼森的照片也不例外，剩下一角还粘在木框上。镜子前曾经属于克雷的神龛，现在只剩下几团烛蜡和灰尘中那个信件盒的轮廓。
我和达妮一起检查抽屉，然后我看药柜，达妮看壁橱。我们漫无目标地乱转，翻看叠好的T恤衫和一摞摞杂志，像是指望线索会自己掉出来。我记起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