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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选择了李冷作主人公，主要的原因是，我在《灭亡》里已经预告了李静淑的道路和作用，我不便改动它们，写李静淑附带写她的哥哥，或者由李冷的眼中看出妹妹的精神面貌，用一管笔可以写出两个人的言行同他们的思想活动，对于像我这样学习写作的人，的确有不少的便利。况且我前不久有过失败的经验，我指的是《死去的太阳》，我写完它，自己不但感到疲倦，还有失望的情绪，这并非由于小说的调子低沉（我在小说初稿的结尾还说：“经过了短时间的休息以后，太阳又会以同样的活力新生于人间。”），而是因为我发现自己无力、无才来适当地表达我的思想感情。我把那个中篇小说的初稿题作《新生》，也可以说明我当时的心境。我完全失掉了写作的兴趣和信心，我连李静淑的故事也放弃了，我想拿那个失败的作品来结束我的文学生活。
不用说，这只是一时的沮丧。过了若干时候我又有了拿笔的勇气。我先写了几个短篇，后来我就用日记的形式，让自己作为李冷写起《新生》来。因为我打定了主意要写主人公从个人主义到集体主义的大转变，便不得不先教和平主义的李冷转变为否定一切的个人主义者。虽然杜大心的惨死让李冷受到很大的刺激，但是这个转变总有些勉强。同样，写另一个女主人公周文珠由《灭亡》里的陈太太转变而来，也显得不自然。周文珠的转变本来是多余的，倘使把她作为新出场的人来写可能更好，我还可以在她的身上加一些色彩。至于我那样写法，也不过是加强人物同前一本书的联系而已。
我写《新生》，一共写了两遍。第一稿是在一九三一年八月写完的。我九月里把稿子送到《小说月报》社去，后来见到一九三二年一月号《小说月报》的“目录预告”，知道我的小说在这期“月报”上开始连载。我听见一位朋友说杂志已经印好，在装订中，却没有想到“一·二八”的炮声一响，闸北商务印书馆的厂房全给日本侵略军的炮火和炸弹毁得一干二净。当天的号外上就刊出这样的消息：纸灰飞满了闸北的天空。我看见不少人遭受了家破人亡的灾祸，仍然勇敢地站起来跟侵略者作斗争，我不会为自己这本小说感到痛惜。我说，我的精力是侵略者的炸弹毁灭不了的，我要把《新生》重写出来。我在一九三二年七月，花了两个多星期的工夫，第二次写完了《新生》。这一次我是一口气写完它的。我从早写到晚，什么事都不做。第一稿的内容和文字还很清楚地印在我的脑子里，我必须趁我不曾忘记的时候，把它们记录在纸上。我写得快，因为我的脑子里装满了东西，用不着我停笔苦思。我的确写得痛快，因为那许多东西自己要从我的脑子里跳出来。我写第一稿的时候却不是这样，我当初写得很吃力，写得很痛苦。
《新生》的第一稿和第二稿大致相同，但也不能说没有差别。我凭着记忆重写十万字的旧作，我不可能把行行字字安排得跟过去一模一样，况且时间隔了一年多，我的环境改变了，我的心境也改变了。写第一稿的时候，我住在闸北宝山路宝光里；写第二稿的时候，我已经搬进当时的“法租界”，住在环龙路花园别墅我舅父家的二楼，脑子里还装了不少日本军人的暴行。第一次，我是一个字一个字慢慢地写下去，我好像在挖自己的心、挤自己的血一样。有些时候我仿佛在写自己的日记，虽然更多的时候我是在设身处地替李冷写他的见闻。我说过《新生》第一稿在商务印书馆的大火中全部焚毁。可是仍然有两三节给保留了下来。那两三节是在全稿完成以前由我摘出来作为随笔或者作者的日记在刊物上发表了的。那是我在北四川路和顾家宅公园里的见闻。在李冷的日记里的确有我自己的东西。他常常叫嚷：“孤寂，矛盾”，那是我自己的痛苦的呼声。我在那个时候写的《复仇·序》中第一句便是：“每夜每夜我的心痛着。”（一九三一年四月）在《新生》里面，李冷在四月十五日的日记中说：“我快要被自己毒害到不能挽救的地步了。”在十九日他又写道：“我真的被个人主义毒害到不可挽救的地步了。”文珠也批评过李冷的“空虚的个人主义”。我并不是李冷那样的个人主义者，但是我常常像他那样感到“孤寂”和“空虚”，因为我正像他那样有很多的矛盾。其实他的“否定一切”和“个人主义”也是假的。他在外表上好像很倔强，可是心里空得很。除了渺茫的理想外，他还有一种对什么都不相信的“怀疑”。这种怀疑可能影响他的行动。不过我想这样说，要不是小资产阶级的空架子支持着他，他早就跟着妹妹李静淑和爱人（未婚妻）周文珠走新的路了。我也见过有人一直顽强到底，逐渐走上毁灭的路，当然不仅是由于“怀疑”和“空架子”，同时也因为替自己考虑太多。我们那一代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知识青年都或多或少地跟个人主义有关系。我当然也不是例外。
我向往革命，而不能抛弃个人主义；我盼望变革早日到来，而自己又不去参加变革；我追求光明，却又常常沉溺在因怀念黑暗里冤死的熟人而感到的痛苦中；我大声嚷着要前进，过去的阴影却死死地把我拖篆…其它种种自己克服不了的内心的斗争、思想与行为的冲突、理智与感情的冲突等等，我也不想在这里提说了。我只想提一下，那几年中间我不但深陷在矛盾中不能自拔，我还沉溺在骨肉的感情里面，个人的悲欢离合常常搅乱了我的心。我前不久在旧书中找到了两页残信，那是我从前寄给我大哥、在他死后又回到我手里来的旧信的极小部分。我记得在一九三二年整理《海行杂记》的时候我把那些旧信全撕毁了，不知道怎样却留下了这两页。在一九二七年三月初我刚到巴黎不久寄出的信上有这样的话：……我永远是冷冷清清，永远是孤独，这热闹的繁华世界好像与我没有丝毫的关系。……大哥。我永远这样地叫你。然而这声音能渡过大的洋、高的山而达到你的耳里么？窗外永远只有那一线的天，房间也永远只是那样的大，人生便是这样寂寞的么？没有你在，纵有千万的人，对于我也是寂寞……我就是在那个时候开始写《灭亡》的一些章节的。在一九二九年八月从上海寄出的信上，我又写了如下的话：这几年很少哭过的我今天却流了眼泪了。在暮色苍茫中我们离了你。一只小小的木船载着我们四个人向外滩码头划去。蓝空中有几颗明星，凉风吹动我的衣服。前面是万盏灯光的上海，后面是载着你们的“其平”。我离你愈远了。这时多年的旧事一齐涌上心头。……你的流着泪的脸至今还在我的眼前，上码头时，分明四个人都上了岸，我却东张西望，寻找你在哪里。“大哥，这边走。”
这句话几乎要说出口来。自己才陡然明白你不在上海了。
一种从来不曾感到过的凄凉侵袭过来，我觉得在这么大的上海市，我只是一个孤独的人。……这几年来我在表面上似乎变得不像从前那样的孤僻了，其实在心里我依然造了一个囚笼锁住了自己。……我不再抄下去了。今天我还珍惜这份感情，可是我不能不责备自己的偏执、软弱、感伤、孤僻和近视……我写《新生》第一稿的时候还没有能摆脱那种有时突然袭来的孤独、凄凉的感觉，我甚至还不曾打破那个囚笼。所以我能够那么有耐心地描写李冷的孤寂而痛苦的不正常的心境，我仿佛在受一次审问或者受一次考验，我又好像在解剖自己，看看自己身上究竟有些什么东西。总之我绝不是冲锋陷阵、斩将搴旗的战士，也不是对症下药、妙手回春的医生。
我写《新生》第二稿的时候，刚从南方旅行回来，发表了《春天里的秋天》，“孤寂”和“空虚”的感觉已经开始减淡，过去二十八年的阴影也逐渐消失，而且那个时候我有一种坚定的信心，我要证明：日本侵略军的炮火“不能毁灭我的创造的冲动”；帝国主义的炸弹毁灭不了我的精力和作品。
所以我当时兴奋多于痛苦，不吃力，却感到痛快。虽然前半部中仍然充满阴郁的调子，但大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