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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自动地组织起来，身强力壮的人帮忙管理行李，对外交涉，购票上车，客栈过夜，只要花少许钱都办得顺利。我们从海防到河内，再由河内坐滇越路的火车到老街，走过铁桥进入中国国境。火车白昼行驶，夜晚休息，行李跟随客人上上下下，不仅在越南境内是这样，在云南境内一直到昆明都是这样。但是靠了这个自发的组织，我在路上毫不感到困难。跟着大家走，自己用不着多考虑，费用不大，由大家公平分担。所谓大家就是同路的人。他们大都是生意人，也有公司职员，还有到昆明寻找丈夫的家庭妇女。和我比较熟悉的是一位轮船公司的职员和一位昆明商行的“副经理”，我们在海轮上住在同一个舱里。“副经理”带了云南太太回上海探亲，这条路上的情况他熟悉，他买了好几瓶法国三星牌白兰地酒要带出去，为了逃税，他贿赂了海关的越南官员，这当然是通过旅馆的服务员即所谓接客人员进行的。我看见他把钞票塞到越南人的手里，越南人毫无表情，却把钞票捏得紧紧的，法国人不曾觉察出来，酒全给放出去了。做得快，也做得干脆，这样的事以后在不同的地方我也常有机会见到。他们真想得出来，也真做得出来。
这以后我们就由河口铁桥进入中国境内。在“孤岛——上海”忍气吞声地生活了一年半，在海防海关那个厅里看够了法国官员的横暴行为，现在踏上我们亲爱的祖国的土地，我的激动是可以想象到的。我们在河口住进了客栈，安顿了行李，就到云南省出入境检查机关去登记。这机关的全名我已经忘记，本来在一九四○年我用过的护照上盖得有这机关的官印，护照我一直保存着，但到了一九六六年九月十日，上海作家协会的“造反派”在抄家的所谓“革命行动”中，从我家里拿走后就像石沉大海，因此我连这一段“回忆”差一点也写不出来。机关的衙门并不堂皇，官员不多，然而他们有权威。他们检验了护照，盖了印，签了字，为首的官员姓杨。大家都给放过了，只有我一个人遇到了麻烦。我的护照上写明：“李尧棠，四川成都人，三十六岁，书店职员。”长官问我在哪一家书店工作，我答说“开明书店”。他要看证件，我身上没有。他就说：“你打个电报给昆明开明书店要他们来电证明吧。”他们把护照留了下来。看情形我不能同大家一起走了。同行的人感到意外，对我表示同情，仿佛我遭到什么不幸似的。我自己当然也有些苦恼，不过我还能动脑筋。我的箱子里有一张在昆明开明书店取款四百元的便条。是上海开明书店写给我的。我便回到客栈找出这张便条，又把精装本《秋》带在身边，再去向姓杨的长官，说明我是某某人，给他看书和便条。这次他倒相信，不再留难就在护照上盖了英签了名，放我过去了。
这是上午的事。下午杨先生和他两位同事到客栈来找我，我正在街上散步，他们见到商行副经理，给我留下一张字条，晚上几点钟请我吃饭，并约了我那两位同行者作陪。到了时候三位主人又来客栈寒暄一通，同我们一起大摇大摆地走过铁桥，拿出准备好的临时通行证进入越南老街，在一家华侨酒家吃了一顿丰盛的晚餐。饭后我们有说有笑地回到河口，主人们还把我们送到客栈门口，友好地握手告别。第二天早晨我就离开那个一片原始森林的小城，以后再也没有同那三位官员见面，他们也没有给我寄来过片纸只字。他们真是突然出现，又突然消失了，但是在老街过的那一两个钟头，今天回想起来还觉得愉快。
从河口去昆明仍然是白天行车，晚上宿店，我们还是集体活动，互相照顾，因此很顺利地按时到达了终点站。萧珊和另一位朋友到月台来接我，他们已经替我找到了旅馆。同行者中只有那位轮船公司职员后来不久在昆明同我见过一面，其余的人车站匆匆一别，四十年后什么也没有了，不论是面貌或者名字。
我在旅馆里只住了几天。我去武成路开明书店取款，见到分店的负责人卢先生。闲谈起来，他说他们租得有一所房屋做栈房，相当空，地点就在分店附近，是同一个屋主的房屋，很安静，倘使我想写文章，不妨搬去小祝他还陪我去看了房子。是一间玻璃屋子，坐落在一所花园内，屋子相当宽敞，半间堆满了书，房中还有写字桌和其他家具。我和卢先生虽是初次相见，但我的第一本小说（《灭亡》）和最近一本小说（《秋》）都是在开明书店出版的，开明书店的职员都知道我，因此见一两面，我们就相熟了。我不客气地从旅馆搬了过去，并且受到他们夫妇的照料（他们住在园中另一所屋子里），在那里住了将近三个月，写完了《火》的第一部。
我在武成路住下来，开始了安静的写作生活，这对我也是意外，我在上海动身时并没有想到在昆明还能找到这样清静的住处。《静寂的园子》和《狗》就是在这里写的。我坐在玻璃屋子里，描写窗外的景物和我的思想活动，我见什么就写什么，想到什么就写什么，想怎样结束就怎样结束，我写散文从来就是这样。但绝不是无病呻吟。住下来的头两个月我的生活相当安适，除了萧珊，很少有人来找我。萧珊在西南联合大学念书，暑假期间，她每天来，我们一起出去“游山玩水”，还约一两位朋友同行。武成路上有一间出名的牛肉铺，我们是那里的常客。傍晚或者更迟一些，我送萧珊回到宿舍，早晚我就在屋子里写《火》。我写得快，原先发表过六章，我在上海写了一章带出来，在昆明补写了十一章，不到两个月就把小说写成了。虽然不是成功之作，但也可以说是一个意外的收获。对这本书的完成，卢先生给我帮了不少的忙，他不但替我找来在《文丛》上发表过的那几章，小说脱稿以后他还抄录一份寄往上海。我住在武成路的时候，他早晚常来看望。后来敌机到昆明骚扰、以至于狂炸，他们夫妇还约我（有时还有萧珊）一起到郊外躲警报。我们住处离城门近，经过一阵拥挤出了城就不那么紧张了。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在郊外躲了两个钟头，在草地上吃了他们带出去的午餐。
我在《静寂的园子》里还提到这件事。
这次在昆明我写的散文不过寥寥几篇，但全都和敌机轰炸有关，都是有感而发的。几篇随感和杂文给我编在杂文集《无题》里面了。书在《龙·虎·狗》中的就只有我前面讲过的那两篇（《静寂的园子》和《狗》）。有些数字在我的脑子已经模糊。我说不清楚我是在十月下旬的哪一天去重庆的，只记得是沈从文同志介绍一位在欧亚航空公司工作的朋友（查阜西同志吧？）替我买的飞机票。我离开昆明的时候，日本侵略军对这个城市正在进行狂轰滥炸。日本帝国主义终于挤进了越南（河口铁桥早已炸断），他们的飞机就是从越南飞来的。
对于和平城市的受难，我已经有了丰富的经验，一九三七年下半年在上海，一九三八年上半年在广州，下半年在桂林，生命的毁灭、房屋的焚烧、人民的受苦，我看得太多了。但是这一切是不是就把中国人民吓倒了呢？是不是就把中国知识分子吓倒了呢？当然没有。上飞机的前一两天，我和开明书店的卢先生闲谈，我笑着说：“我们都是身经百炸的人。”他点头同意。
他的经验更丰富。前一两年他坐公路车在贵阳附近翻车，左膀跌断，在中央医院治疗，左膀上了石膏给绑在架上，发了警报后他不便下洞躲避，人们给他一把剪刀，准备在危急的时候剪断绑带逃命。贵阳市遭大轰炸时，他正在医院里，他不但保全了性命，也保全了膀子。关于他，我还有话可说。以前我只听见别人谈起他，例如翻车断臂的事。在昆明我们才是第一次见面（也有可能他在上海见过我）。听说他本来研究我国古代文学，在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