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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自传-第6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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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G羧嗣墙朔偈奶炀捅桓辖盎笔摇比ィ谀欠考涞拿派先擞玫挛男醋拧跋丛∮胂臼摇保╓aschundDesinfektionsraum),也附得有别种文字的译文。在“化妆室”里还有记着号码的挂衣钉。纳粹党卫军还嘱咐囚人要牢牢记住那些挂衣钉的号码,以后取回自己的衣服可以方便许多。脱完衣服,他们又被带到一个走廊上去,这就是通毒气房的走廊了。毒气房里已经生过了焦炭盆。这热气可以使摻化氢更容易蒸发。这时候纳粹党卫军就露出了真面目,用棍棒打人,支使狗咬人,强迫两千个囚人挤在一个只有二百五十方码的地方。毒气房的天花板上也装得有淋浴的“莲蓬”,可是从来没有水从那里流下来。天花板上另外开得有四个特别的洞。门一关上,房里的空气也被抽出去了,毒气(摻化氢)就从那四个洞里放进来。毒死这一个房间的人最初需要二十五分钟,到一九四四年夏天就减少为十分钟。等到门再打开时,死者都现着一种半坐的姿势。尸体是淡红色的,身上现出来红的和绿的点子,有的人嘴上带着白沫,有的人鼻孔流血。许多的死尸睁着眼睛,许多的死尸紧紧搂在一起。大部分的人都堆在门口,只有少数人留在毒气洞底下。……我不能再想下去了。我是一个人,我有人的感情埃我的神经受不了这许多。对着那遍地的白色骨粒,我能够说什么告别的话呢?对着这荒凉的几百万无辜的死者的“墓地”,我能够说什么告别的话呢?然而我能够默默地走开吗?我迟疑着。

就在这个时候阿来克斯来给我帮了忙。他走过来催促地说:“快走。别的代表团已经走了。我们还要到克拉科去。在那里你们可以看到我们新建立的钢铁工业。我们正在那里建筑一座社会主义的新城。我们波兰人已经战胜了法西斯主义。”他说着,脸上露出了笑容。

“是的,你们战胜了法西斯主义。”我毫不迟疑地回答道。

我跟着他走了。

我们又坐大汽车回到火车站去。在那里有着成群的波兰青年捧了鲜花在等待我们。我记起了一个亡友的遗言:“青年是人类的希望。”

怀念胡风

解放初期我和胡风经常见面。出席第一次全国文代会,我们不是在一个团,他先到北平,在南方第一团。九月参加首届全国政协第一次会议,我们从上海同车赴京,在华文学校我们住在相邻的两个房间。我总是出去找朋友,他却留在招待所接待客人。我们常在一起开会,却很少作过长谈,一九五三年七月我第二次去朝鲜,他早已移居北京,他说好要和我同行,后来因为修改为《人民文学》写的一篇文章,给留了下来。记得文章叫《身残志不残》,是写志愿军伤员的报告文学。胡风同几位作家到东北那所医院去生活过。我动身前两天还到他家去问他,是不是决定不去了。我到了那里,他们在吃晚饭,家里有客人,我不认识,他也没有介绍。我把动身日期告诉他,就告辞走了。我已经吃过饭,提了一大捆书,雇的三轮车还在外面等我。

不久第二次全国文代会在北京召开,我刚到朝鲜,不便回国参加,就请了假。五个月后我才回国。五四年秋天我和胡风一起出席首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我们两个都是四川省选出的代表,常在一处开会,见面时觉得亲切,但始终交谈不多。我虽然学习过一些文件,报刊上有不少关于文艺的文章,我也经常听到有关文艺方针、政策的报告,但我还是一窍不通。我很想认真学习,改造自己,丢掉旧的,装进新的,让自己的机器尽快地开动起来,写出一点东西,我怕开会,却不敢不开会,但又动脑筋躲开一些会,结果常常是心不在焉地参加许多会,不断地检讨或者准备检讨,白白地消耗了二、三十年的好时光。我越是用功,就越是写不出作品,而且戴上了作家帽子就更缺乏写作的时间。最近这段日子由于难治的病,准备搁笔,又给自己的写作生活算一个总帐,我想起了下面的三大运动,不由得浑身战栗,我没有在“胡风集团”、“反右斗争”或者“文化大革命”中掉进深渊,这是幸运。但是对那些含恨死去的朋友,我又怎样替自己解释呢?

去年三月二十六日,中国现代文学馆正式开馆,我到场祝贺。两年半未去北京,见到许多朋友我很高兴,可是我行动不便,只好让朋友们过来看我。梅志同志同胡风来到我面前,她指着胡风问我:“你还认得他吗?”我愣了一下。我应当知道他是胡风,这是在一九五五年以后我第一次看见他。他完全变了,一看就清楚他是个病人,没有什么表情,也不讲话。我说:“看见你这样,我很抱歉。”我差一点流出眼泪,这是为了我自己。这以前他在上海住院的时候,我没有去看过他,也是因为我认为自己不曾偿还欠下的债,感到惭愧。我的心情只有自己知道,有时连自己也讲不清楚。好像是在第二天上午我出席作协主席团扩大会议,胡风由他女儿陪着来了,坐在对面一张桌子旁边。我的眼光常常停在他的脸上,我找不到那个过去熟悉的胡风了。他呆呆地坐在那里,没有动,也不曾跟女儿讲话。我打算在休息时候过去打个招呼,同他讲几句话。但是会议快要告一段落,他们父女就站起来走了。

我的眼光送走他们,我有多少话要讲埃我好像眼睁睁地望着几十年的岁月远去,没有办法拉住它们。我想起一句老话:“见一次就少一次。”我却想不到这就是我和他的最后一面。

后来在上海得到他病逝的消息,我打电报托人代我在他的灵前献一个花圈,我没有讲别的话,现在说什么,都太迟了。我终于失去了向他偿还欠债的机会。

但赖帐总是不行的。即使还债不清或者远远地过了期,我总得让后人知道我确实作了一番努力,希望能补偿过去对亡友的损害。

胡风的冤案得到了平反。我读他的夫人梅志写的《胡风传》,很感动,也很难过。他受到多么不公平的待遇。他当时说过:“心安理不得。”今天他大概也不会“心安理得”吧。这个冤案的来龙去脉和它的全过程并未公布,我也没有勇气面对现实、没法知道更多的详情。他们夫妇到了四川,听说在“文革”期间胡风又坐了牢,最后给判处无期徒刑,他的健康才完全垮了下来。在《文汇月刊》上发表的梅志著作的最后一部分,我还不曾读到,但是我想她也不可能把事情完全写出,而且我也没有时间弄清楚我应当知道的一切了,留给我的不过两三年的工夫了。

还是来谈反“胡风集团”的斗争。

在那一嘲斗争”中,我究竟做过一些什么事情?我记得在上海写过三篇文章,主持过几次批判会。会开过就忘记了,没有人会为它多动脑筋。文章却给保留下来,至少在图书馆和资料室。其实连它们也早被遗忘,只有在我总结过去的时候,它们才像火印似地打在我的心上,好像有一个声音经常在我耳边说:“不许你忘记。”我又想起了一九五五年的事。

运动开始,人们劝说我写表态的批判文章。我不想写,也不会写,实在写不出来。有人来催稿,态度不很客气,我说我慢慢写篇文章谈路翎的《洼地战役》吧。可是过了几天,《人民日报》记者从北京来组稿,我正在作协分会开会,讨论的就是批判胡风的问题。到了应当表态的时候,我推脱不得,就写了一篇大概叫做《他们的罪行应当得到惩处》之类的短文,说的都是别人说过的话。表了态,头一关算是过去了。

第二篇就是《关于胡风的两件事情》,在上海《文艺月报》上发表,也是短文。我写的两件事都是真的。但鲁迅先生明明说他不相信胡风是特务,我却解释说先生受了骗。一九五五年二月我在北京听周总理报告,遇见胡风,他对我说:“我这次犯了严重的错误,请给我多提意见。”我却批评说他“做贼心虚”。我拿不出一点证据,为了第二次过关,我只好推行这种歪理。

写第三篇文章,我本来以为可以聪明地给自己找个出路,结果却是弄巧成拙,反而背上一个沉重的精神包袱。事情的经过我大概不会记错吧。我第二次从朝鲜回来,在北京住了一些日子,路翎的短篇《初雪》刚刚在《人民文学》上发表,荃麟同志向我称赞它,我读过也觉得好,还对人讲过。

后来《洼地战役》刊出,反应不错,我也还喜欢。我知道在志愿军战士同朝鲜姑娘之间是绝对不允许谈恋爱的,不过路翎写的是个人理想,是不能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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