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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基础工作。”另一方面，他强调执行计划也要实事求是。1956年11月，他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讲：“计划不合实际就得修改，实际超过了计划也得承认，计划不能一成不变。”计划规定的指标，“上不去，就不能勉强，否则把别的都破坏了。钱也浪费了，最后还得退下来。凡是不符合实际的都可以修改，这样就把我们的思想解脱了，不然自己圈住自己。”
周恩来主张国民经济要积极稳妥、均衡发展，应该重点建设和全面安排相结合，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他认为，“在国民经济的发展中，不平衡的现象是经常会出现的，这就必须保持必要的物资、则政、矿产资源、生产能力等的后备力量，特别要增加国家的物资储备，以保证国民经济的均衡发展和年度计划的顺利执行，并且应付可能遇到的意外的困难。”他说，财政收入要考虑到经济发展的可能性和积累与消费之间的正确的比例关系，而支出则要考虑保证重点建设和国民经济按比例发展的要求，以及建设规模和物资供应之间的平衡，还要留出一定数量的预备费。
对于怎样处理好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的关系这个重大问题，周恩来在这一时期也已经有正确而深刻的论述。1954年9月，他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提出：“我们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人民的。我们的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直接地或者间接地都是为着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改善。”他强调，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是我们的经常性和根本性的任务”。他说，应当反对两种错误，一种是不顾目前的生产水平，把工资和福利提得过高过快，违反工人阶级的长远利益，这是一种经济主义的表现；另一种是对于职工福利甚至职工安全漠不关心，不注意或者不愿意解决那些必需而又可能解决的问题，这是一种官僚主义的表现。他在中共八大会议上提出：“我们必须妥善地安排国民收入中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在保证国家建设规模逐步扩大的同时，使人民生活得到改善。”周恩来还认为，建设中“直接与人民利益关系最大的是轻工业、农业”，必须足够重视。他正确地阐明“要重工业，又要人民”的原则，说：“发展重工业，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是为人民谋长远利益。为了保卫人民的福利和社会主义成果，必须依靠人民。如果不关心人民的当前利益，要求人民过分地束紧裤带，他们的生活不能改善甚至还要降低水平，他们要购买的物品不能供应，那么，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就不能很好地发挥，资金也不能积累，即使重工业发展起来也还得停下来。所以，这一条经验也值得我们在建设中经常想到。”
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后，接着就是第二个五年计划。当时形势发展很快，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得非常顺利，周恩来亲自动手编制第二个五军计划，亲自确定控制数字。那是1956年7月，李富春等去国外了，周恩来常找薛暮桥、顾明等到办公室。晚上周思来讲，白天他们几人按照周恩来讲的内容算、改、写，第二天晚上再送到周恩来那里审查修改。这样循环往复，风雨无阻，夜夜如此，紧张地工作了个把月。经过周恩来数斟项酌，定下了初稿，拿给国务院各部门审改，再提到国务院讨论，送中共中央政治局审定，最后由毛泽东修改定稿。这就是周恩来在中共第八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
这个报告总结了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过程中的经验教训，其中第一条是：“应该根据需要和可能，合理地规定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把计划放在既积极又稳妥可靠的基础上，以保证国民经济比较均衡地发展。”他提出：在有利的情况下，必须注意到当前和以后还存在着某些不利的因素，不要急躁冒进；相反，在不利的情况下，又必须注意到当前和以后还存在着许多有利的因素，不耍裹足不前。要使每个年度都能够互相衔接和比较均衡地向前发展。
历史一再地证明，凡是我们国家在建设中忽略了这个问题的时候，经济工作就会出现大的毛病，最后还要按照周恩来等提出的调整的方法，来加以纠正。
关于要重视知识分子的作用这个问题，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执行的前夕，1951年8月，周恩来就明确说过：现在“人才缺乏，已成为我们各项建设中的一个最困难的问题”。“只要我们的工作开展了，中国的知识分子就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这是旧社会遗留给我们的一个困难，也是中国的一个特点。”“一五”时期，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经过解放初的思想改造运动和参加各项社会政治斗争，以及业务实践的锻炼，政治面貌已经有了根本的变化。同时，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花了很大力量培养了大量的新的知识分子。这时最重要的，是如何充分地发挥知识分子在各条战线各个领域中的作用。但是在中国共产党内，却还存在不尊重知识分子的“左”的宗派主义倾向，一些人中存在着“生产靠工人，技术靠苏联专家”的思想，有的对知识分子抱有盲目的排斥心理，甚至把他们当作“异己分子”，加以压制打击。形势的发展，迫切需要有适宜的关于知识分子的政策。
1955年，在一次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的会议上，周恩来着重讲到：现有的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在政治上是热爱社会主义中国的，在工作上是积极为社会主义服务并取得了很大成绩的。他认为，中国的知识分子所特有的优点是：由于深受三座大山的压迫，他们一直“在寻找着光明的路，一旦获得解放，很快就表现出对新政权的拥护，不少科学家从资本主义国家赶回祖国。这和苏联十月革命后科学家纷纷逃往国外的情形是不能相比的。”
这年11月23日，毛泽东召集中共中央书记处全体成员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和中央有关方面的同志开会，商议并决定中共中央要在1956年1月召开一次大型会议全面解决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决定成立由周恩来负总责的中共中央研究知识分子十人小组（成员有彭真、陈毅、李维汉、安子文、徐冰、张际春、胡乔木、周扬、钱俊瑞），进行筹备。在周恩来指导下，十人小组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草案）》、《关于科学家研究工作条件问题的情况和意见》、《关于高级知识分子待遇问题的意见》等11个专题报告，并在周恩来主持下，起草了大会的主报告《关于知识分子的报告》。
1956年1月14日到20日，中共中央召开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周恩来在会上作了著名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报告中第一次提出，知识分子已经成为我们国家的各方面生活中的重要因素，他们中间的绝大部分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他要求：应该改善对于知识分子的使用和安排，使他们能够发挥对于国家有益的专长，随该对于所使用的知识分子有充分的了解，给他们应得的信任和支持；应该给知识分子以必要的工作条件和适当的待遇。他在这个会上作结论时说，如果要实现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社会主义建设，除了要依靠工人阶级和广大农民的积极劳动外，还必须依靠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密切合作，依靠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的兄弟联盟。
对于这次会，毛泽东在闭幕时的讲话中说：“这个会议开得很好。”
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必须有一个团结统一的局面，大家齐心协力地共同劳力。这是周恩来一直努力以赴的。他说：“从种种方面看起来。我们这样的大国，多一点党派去联系各个方面的群众，对国家，对人民的事业，有好处。”对于三大改造中的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他是把它同时民族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结合起来考虑的。在我国进入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以后，他认为我们的新任务是团结一切国内外可以团结的力量，运用一切有利因素为建设社会主义，为反对帝国主义，为与自然界作长期斗争。
他认为，已有的广泛统一战线是一个极好的组织形式，可以团结各阶层人民来建设国家。他说：我们的统一战线应当继续下去，而且需要在组织上健全起来，以推动它的发展。早在1949年11月12日，他在衣工民主党的干部会议上就提出，农工民主党“应和中国共产党共存”。他的想法是，各民主党派在组织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