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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陈西滢和章士钊。们给予他的最大的伤害，他们逼他看清了自己的这一面：当面对黑暗的时候，他其实并不能无所畏俱。单是为了生计，他就不得不勉强自己继续去做官；他也并没有多大的力量，用了那样的牺牲换来的，依然是一个无能为力。一个人有了这样的自我认识，那就无论从世俗成功中收获多少自信，都会被它抵消掉吧。
当然，鲁迅在二十年代上半叶遭受的最大的打击，还是来自他自己家庭的冲突，他对骨肉亲情的理想的破灭。人都是矛盾的，他当初那样厌恶绍兴旧家的生活，不惜孤身远行，可他毕竟是浙江人，在寒冷的北京孤孤单单生活那么久，又难免会觉出其他种种的难捱来。他已经年届囱十，昔日那拓荒的生气日渐淡薄，一种对温暖的家庭生活的渴望，不知不觉就从他心底滋长起来。因此，他一丸一丸年将全家接到北京，与先已到达的周作人夫妇一起，聚居于西直门内八道湾十一号的时候，他对这种大家庭的生活，似乎又觉得可以接受了。你看他那样尽心竭力地维持这个家庭。他自己并无子息，可买下八道湾的房子，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取其空地很宽大，宜子儿童游玩”，１０考虑的全是两位兄弟的孩子。大家议决由周作人的妻子羽太信子掌管家政，鲁迅每次发了薪水，就将绝大部分交给她，甚至还拿出一部份寄往东京，接济羽大的娘家。即便对羽大的不知节俭，他渐生不满，经济上还是极力撑持，绝少怨言。他仍然不喜欢朱安，分屋而卧，形向邻人，但对她还是客客气气，以礼相待，好几位学生劝他送其回绍兴，他都不忍实行。对母亲更是格尽孝道，只要母亲开口，他就是不情愿，也总立刻答应。到后来，朱安对他的有些要求，也通过母亲传递，他也知道，却依旧说：“好！好！”似乎是袍定了宗旨，情愿受些委屈，也要维持住整个家庭的和睦。
我相信，他这不单是为了尽义务，也是为自己。一个人有个温暖的家，他抵抗社会压迫的能力就会增强。无论在教育部如何受气，也无论从报刊上读到多少令他恼火的文字，他只要推开八道湾十一号的大门，看见明亮的灯光，家人的笑脸，还有那一群吵吵嚷嚷的侄儿侄女，心头就立刻会感到一股暖意，一股亲情的滋润和慰藉吧。当全家人围坐在一起吃晚饭，满屋子弥漫着酒菜的香味和团圆的气氛时，他大概更能真切地体会到生存的一份重要的价值吧。说到底，人的生存意义，就体现在他人对你的需要之中，即使鲁迅对社会的变革完全失去信心，对自己在这变革中的作用也不存指望，他的精神世界大概仍不会垮掉，还有一根坚固的支柱在支撑着他，那就是他对和睦的家庭生活的期待，对自己作为这个家庭的主要维持者的自豪。
但是，连这最后的一根支柱，也很快折断了。一九二一年周建人全家迁居上海，八道湾十一号的后院顿时空寂了许多。一九二三年七月十四日，鲁迅更和羽太信子发生一次严重的冲突，随之和周作人闹翻了。究竟为什么事和羽太发生冲突，到现在还是个谜。鲁迅在这一天的日记里、仅仅写了一句“是夜始改在自室吃饭，自具一肴，此可记也。”１１既要记下这件事，又不想把冲突的详情自纸黑字地写出来，他对待这次冲突的态度，耐人寻味。再看周作人，这一天的日记上干脆一字不提、却在冲突后的第五天，自己到前院给鲁迅送去一封绝交信：“鲁迅先生：我昨日才知道，－－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担受得起，也不想责难，——大家都是可怜的人间。我以前的蔷薇的梦原来都是虚幻，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七月十八日，作人。”１２从头到尾是一种看清真相，大梦初醒的口气，还隐约夹着一丝谅解鲁迅的意思，欧但对那场具体的冲突，仍然不置一辞。当事人尚且如此，其他人更不会明白，鲁迅的母亲就曾对一位当时也借住在十一号前院的熟人说：“大先生和二先生忽然闹起来了，也不知道是什么事情，头天还好好的，弟兄二人把书抱进抱出地商量写文章……”１４直到今天，所有当事人和知情者都回避谈论这场冲突，这本身便向人暗示了理解这冲突的大致的方向，它显然极大地伤害了周作人的感情，使他觉得无法再像以前那样与鲁迅相处。就从那一天起，他和鲁迅彻底绝交了。
鲁迅和周作人一闹翻，八道湾十一号的大家庭也就垮了。一九二三年八月初，距离那场冲突才半个月，他就迁往西城的砖塔胡同六十一号。他原打算一个人搬走，曾对朱安说，你或者留在八道湾陪母亲住，或者回绍兴娘家，我会按月寄钱供养你。但朱安想了一想，回答说：勺、道湾我不能住，……绍兴朱家我也不想去，你搬到砖塔胡同，横竖总要人替你烧饭、缝补、洗衣、扫地的，这些事我可以做，我想和你一起搬出去。”１５他也无话，于是一同搬去。比起八道湾，砖塔胡同的房子是又小又矮。在那边原来是融融洽洽的一大家人，这里却只有朱安一个人日夜相伴。他很快就病了，而且是大病一场，连续几十天发烧，咳嗽，还吐了血。在这之前，他从没有这样病过。他一晚接一晚地失眠，心头充满了伤心和愤恨。除了母亲，他最亲近的就是两位兄弟，尤其是周作人，不但感情深厚，志趣也相投，从世界大势，人类命运，到中国的文化传统，社会现实，彼此都有许多共同的看法，那种娜所见略同的共呜，给他们的手足之亲又添上一份心灵相通的情味。他到北京以后，不年间和周作人的通信，各人都在三百封以上，这是怎样难得的情谊！可现在，兄弟反目成了仇人，他去八道湾取自己的书，周作人竟举起一个铜香炉要砸过来，这冤仇怕是解不开了。因此他格外痛恨羽太信于，屡次对人说：“我是被家中的日本女人放逐出来的。”＠一九二四年写《（俟堂专文杂集）题记》，署名“宴之敖者”，其中的“宴”，由人、日、女三部分组成，“敖”的古字为“青”，由出、放两部分组成，正是暗指“被家中的日本女人放逐”。直到一九二六年十月写《铸剑》，给那个代眉伺尺报仇的黑衣人取名，还是用的“宴之敖者”，他对羽大的憎恨，也不可解了。他在社会上经受了那么多的敌意，现在这八道湾的大家庭又四分五裂，虽然还有母亲的慈爱，但他在家庭生活上落到现在这个困境，不正有很大一部分，是母亲亲手造成的吗？连母亲都是如此，这世上还有什么东西值得珍贵呢。对家庭和骨肉亲情的幻灭，是将他推人最深刻的悲观了。
他到北京已经十年。这十年中，他尽力挣扎，奋斗，似乎也取得了一些成功。可在更深的意义上，他的生活境遇其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