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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说，他被“四·一五”事变吓得目瞪口呆：“我恐怖了。”１他并非“清党”的对象，一直到离开广州，都没有受到国民党的迫害，在很大程度上，他是这场事变的局外人。事变后第五天，他写信给朋友：“这里现亦大讨其赤，中大学生被捕煮有用十余人，别处我不知道，报上亦不大记载。其实这里本来一点不赤，商人之势力颇大，或者远在北京之上。被捕者盖大抵想赤之人而已。也有冤枉的，这几天放了几个。”２口气平淡，正是一个局外人的态度。一九二七年年底，他又在通信中说：“时事纷坛，局外人莫名其妙（恐局中人亦莫名其妙），所以上两个月来，凡关涉政治者一概不做”，３更是明确以局外人自居了。可是，他为什么要用那样重的词来形容自己？
其实，“目瞪口呆”也好，“恐怖”也好，都是一种比喻性的说法，它们的对象并非是从警车上跳下来的士兵，而是从自己内心涌上来的“鬼气”。一九二七年他到广州，这在他的精神历程上，是一步近于孤注一掷的险棋。他同那“鬼气”已经苦斗了好几年，在北京是节节败退，于是借着与许广平的相爱，跑到厦门重振旗鼓，不料又是站脚不稳，只好再往广州，这里是北伐的起点，也是许广平的居处，为公为私，都是他击退“鬼气”的最后战场了。可是，到广州才几个月，远至“革命”阵营内部的血腥的屠杀，近至：现代评论”派势力在中山大学的伸展，他发现自己还是着着失败，即使有许广平从旁安慰，也还是挡不住种种期望的一一破灭一；他很知道，他对“鬼气”的驱逐是又一次失败了。向希望和乐观攀爬得商手滴血，最后还是～咕嗜滑人绝望和虚宠的深渊，他能“恐怖”吗？
他的“鬼气”大爆发了。“四．一五”事变刚结束，有一位日本记者访向他、他说：“中国革命的历史，自古以来，只不过是向外族学习他们的残酷性。这次的革命运动，也只是在三民主义－－国民革命等言辞的掩护下，肆无忌惮地实行超过军阀的残酷行为而告终。－－仅限于在这一点上学习了工农俄罗斯”４。几个月后，他又写道：“革命的被杀于反革命的。反革命的被杀千革命的。不革命的或当作革命的被杀于反革命的，或当作反革命的被杀于革命故乡或并不当作什么而被杀于革命的或反革命的。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革革……。”５正因为他是局外人，才会这样来看待国民党的“清党”；也正因为他将这一次的屠杀与历史上的种种屠杀联系到一起，他才整个地厌弃它，就像他厌弃历史上的那些屠杀一样。他初到广州的时候，满口是希望和将来，可你看他对日本记者的谈话，分明是一脸循环论者的神情。在他的词汇当中，“革命”一直是个褒意词，可现在他却把革命看成是变幻无常的残杀，滥杀无辜的借口，甚至把中国革命的历史等同于残酷和吃人的历史——他简直是全面退口在绍兴会馆抄碑的时候了。
我特别注意一丸二七年七月，他答复一位署名有恒的读者的信，这是他在思想上返回抄碑时候的一份详尽的宣告。他说，他对青年的“妄想”已经破灭，互相残杀的“血的游戏”已经开头，他甚至看不出它会收场：他当初甘心蛰伏，不就是出于这种对将来的严重的绝望么？他又提出一种“醉虾”的说法：“中国的筵席上有一种‘醉虾’，虾越鲜活，吃的人便越高兴，越畅快。我就是做这醉虾的帮手，弄清了老实而不幸的青年的脑子和弄敏了他的感觉，使他万一遭灾时来尝加倍的苦痛，同时给憎恶他的人们赏玩这较灵的苦痛，得到格外的享乐”，这不也正是十年他那个“铁屋子”的论断的翻版么？他还发现，他先前的呐喊“其实也是无聊的”，它并不真能够触痛社会和民众，否则，“几条杂感，就可以送命的”，因为“民众的罚恶之心，并不下于学者和军阀，”６这就更是那“愚民的专制”论的大发挥了。历史，将来，思想启蒙，民众——在这些基本的观念上，他现在全都蚣到了绝望和虚无感一边。《野草》里还有寻找希望的宣告，有一掷“迟暮”的誓词，他现在是比写《野草》的时候更沮丧了。
《答有恒先生》也并非都是重复旧话。就在那段否定自己对社会的攻击的文字中，他叹道：“我之得以偷生者，因为他们【指民众】大多数不识字，不知道，并且我的话也无效力，如一箭之入大海”。请仔细体味这段话罢，那一股痛感自己渺小无用的悲愤之情，如此强烈，如此不掩饰，恐怕是他以前未曾表现过的吧。他初到广州时固然说过，文学是最无用的人讲的，有实力的人不开口，就杀人，但他这样说的主要情绪，还是那种“秀才遇见兵，有理讲不清”的激愤，那种文明人遇见野蛮人的悲哀，虽将文人贬为最不中用，精神上的优越感依然存在。可你看《答有恒先生》中的话，优越感几乎全部消失，从字里行间一股股冒出来的，分明是另一层自觉多余的沮丧，一种深感无聊的冷气。它们是从哪里来的？
我想，这还是那个局外人的处境给他的馈赠。我在前面说过，无论从中国士大夫的传统眼光来看，还是从西方近代启蒙主义的眼光来看，像鲁迅这样的人，在社会上都应该是很重要的。事实上，在“五四”时代，以《新青年》同人为核心的那一群启蒙者，正占据了社会变革的中心位置，他们自觉到自己对于社会和民众的重大责任，这构成了他们的自信的基本理由。这也自然，既然是知识阶级充当社会变革的倡导者，他们当中的领袖人物自然显得格外重要。鲁迅既是这群人中的一个，就同样有这份精神上的优越感，他投身新文化运动之后的社会经历，似乎又都证实着他的价值。新文学的创造自不用说，就是与章士钊打官司，被列入政府通缉的黑名单，也从另一面证实了，他并非无足轻重。在厦门大学和中山大学，他受到青年人那样热烈的欢迎，这就更容易使他确信，他对这个社会有很大的影响力。在和许广平的通信中，他会那样谈及他的“地位”，他“历来的一点小小工作”，７就说明了他的自负。因此。即便他很早就对自己有深刻的失望，即使从《新生》流产和“三·一八”惨案之类的事情中，他已经敏感到知识分子在黑暗社会中的无价值，他在理智上却一直不愿意承认，他那样用力压制虚无感的“鬼气”，主要也就是要压制对自己无价值的预感。这个预感太可怕了，它是要抽走他精神世界的一根最粗大的支柱，他只要还有一点办法，就总要全力稳住它。
可是，他到广州以后的种种体验，尤其是“四·五”事变后的时局的发展，却逼得他不能不承认，自己其实是上个无足轻重的人。并不是他自已想超然事外，恰恰相反，他本来是想发挥作用的，所以才那样召开紧急会议，力主管救被捕的学生。但是，人家根本就不理踩他，那个紧急会议等于白开；他迁出中山大学之后，差不多半年时间里，广州更似乎将他遗忘，几乎没有人去招呼他。局势一天天变化，与他却毫无关系。那些人自己杀来杀去，你争我夺，犹如上大群鳄鱼在河中厮杀争抢，搅得浊浪滔天，血腥气弥漫两岸。整个社会则像一条破船，就看它们厮杀的结果来决定自己的航向。至于像他这样的知识分子，能够躲得远一点，不被它们顺手掳卞河去，吞进腹中，就算是万幸了，他自己就说过：“我这回最侥幸的是终于没有被做成为共产党。”。什么唤醒民众，“救救孩子”，什么“更向旧社会进攻”，全都是自己的空想，局外人的错觉，于实际的社会毫不相干。不是还有青年学生愿意听他的指引吗？可是，他对青年却不再相信，正派老实的青年自然有，他们的命运是作“醉虾”；别样的青年就更不必提，他们多半会龇出利牙，跃入河中一也变成小鳄鱼！《答有恒先生》中那自觉多余的沮丧和冷气：就正是从类似上面这样的思绪中，源源不断地发散出来的吧。
鲁迅心中弥漫着那么浓厚的虚无感，又早已经看透中国社会的无望，就是再清楚地发现自己被挤到了社会的边缘，他也应该是无所谓了吧，对一个本就打算背向社会的人，社会的冷落又算得了什么？可是，鲁迅的情况并非如此。还在一九二七年三月，他刚刚开始造受广州的激进青年的批评，他就在一封给北京的朋友的信中，特别强调他的著作在广州如何畅销：“我所做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