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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她唠唠叨叨地说：“真是做孽啊，水灵灵的女娃儿，爹妈手心的宝贝，送这儿遭罪。”然后为我在菜里多添几块肉。
我只是笑，感激她的好意。但那些油腻的荤腥，我一点儿都吃不下。这些肉最终都便宜了隔壁店里那只硕大的狼狗。
邱伟还在为孙嘉遇奔忙，把自己的生意都荒废了。第一次庭审，是半个月后，八月八日，一个吉祥的数字。
安德烈得知我在七公里市场打工，只要没有出警任务，他就会专门从城里开车过来，一直等我关了店下班，再送我回家。
我不想总这么麻烦他，提过几次，他只当做没听见，我就只好随他去了。
但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他从来不提自己经手的案子。我知道他对自己的警察工作有一种出乎寻常的热爱，脑子里从未起过渎职的念头，也就不去难为他。可如今我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所以两个人之间常常无话可说，时不时的会冷场。
这天他送我到公寓楼下，我照例说声谢谢，开门下车。
他却叫住我：“玫。”
我转头：“什么事？”
他远远地望着我，碧蓝的眼睛里充满无数复杂的内容：“玫，你才二十二，以后的日子还很长……”
我咧开嘴笑笑，然后摆摆手，转身进了电梯。
电梯里空无一人，我对着光可鉴人的内壁，才发现不知什么时候，脸上纵横交错全是泪水。二十二，很年轻吗？为什么我觉得心脏已经沧桑得象过完半生？
事情发生前没有一点预兆，我还记得那是个薄阴凉爽的夏日，上门的顾客特别多，我一直忙到下午两点，才有时间吃午饭。
刚端起已经凉透的盒饭扒拉两口，就听见隔壁店那只来自德国的纯种黑贝愤怒的狂吠。
我慌得撂下饭盒出去查看，以为又碰上税警的突击检查。因为这只名叫“牛肉”的黑贝没别的好处，只有一点，只要远远看到穿制服的人，就会大声示警，提醒市场里的人小心。
没想到在门外跟狗纠缠不清的，竟是一身警服的安德烈。我急忙呼喝“牛肉”松嘴，它悻悻地放开安德烈的裤腿，转了几圈还是不肯罢休，围着他呜呜低吠。
我笑着问安德烈：“你怎么这会儿就过来了？”
方才一番挣扎，把安德烈弄得狼狈不堪，连帽子都歪在一边，但他丝毫没有顾上整理仪容，冲过来拉起我就走：“跟我来。”
“干嘛干嘛？”我甩开他的手，“我还得看店呢，你干什么？”
“见鬼！”一向斯文的安德烈居然骂出声，固执地拖着我往市场外走。
手腕顿时奇痛入骨，望着身后越来越远的店门，我烦躁地挣扎：“你想干什么？存心砸我饭碗吗？快放手！”
他站住，转身面对着我，脑门上密密麻麻一层汗珠。
“安德烈？”我十分诧异。
他并没有立刻说什么，脸扭到一边，站了好半天才吐出几个字：“孙出事了。”
我瞪着他，一时没有反应过来。
他低头看着自己脚尖，小心地说：“孙昨天晚上被人打伤了，现在人在医院里。”
这回听明白了，我不由自主握紧拳头，咬着牙问他：“那你还磨蹭什么？带我去！”
在医院的病房门口，看守的警察不许我进去。安德烈把他的同事拉到一边，低声商量了很久。
那人看看我，终于松口，不情愿地说：“两分钟，马上出来。”
安德烈赶紧道谢，一边带我进去 ，一边还忙着替同事解释：“孙还未脱离危险期，不适宜见人。”
对他的话我几乎充耳不闻，三步并作两步走过去，几乎是扑到病床前，然后我的脑子嗡一声响，眼前一片漆黑。
孙嘉遇躺在那儿，头上裹着厚厚的纱布，暗红色的血迹依旧在透过绷带往外沁透。
他身上如何我看不到，因为严严实实盖着被单。乱七八糟的管子和电线从被单下面伸出来，各种颜色的液体正通过那些透明的管子流进他的身体。
他的左手却被铐在头顶的床架上。
“伤得很严重。”安德烈脸色阴沉，声音里有无以言表的沮丧，“当时有其他嫌犯受到刺激癫痫发作，值班的警察才赶过去，否则他就被人当场打死了。”
我的脑子里象飞进一群黄蜂，一直嗡嗡响个不停，眼前除了他的脸，只剩下一片空白。
“嘉遇。”我单腿跪在床前，低声叫着他的名字。
他的眼皮微微颤动了一下。
我知道他听得到我说话。我贴近他：“你能过去的，多少坎儿你都过来了。”
他铐在床栏上的手略动一动，我连忙伸手紧紧握住。
安德烈在一旁催促：“时间到了，我们走吧。”
我只当没听见，凑在他耳边说：“嘉遇，不管付什么代价，我都要让你出去。”
他身子轻轻一抖，手指蓦然收紧，猛地睁开眼睛，口型是一个清楚的“不”，但没有发出任何声音。
我摇头，忍了多时的眼泪飞溅而出：“不，不，我不想再听你的话。”
他的目光凝结在我的脸上，象关了电源的电视机屏幕渐渐黑了下去，眼中的焦点消失了。
“嘉遇？”
他的头歪到一边。
床头的仪器开始发出尖利的告警声，护士按着对讲器大叫：“医生！医生！”
安德烈把接近疯狂的我拖出监护室，我无法反抗他铁箍一样的双臂，只能拼命踢他的小腿，“他都这样了，为什么还要铐着他？你们有没有良心？”
他忍着疼用力按住我：“玫，你冷静！”
我眼睁睁看着他们把他推进手术室，两扇大门在我眼前无情地关上。
时间仿佛被凝固了一样，许久纹丝不动。
我呆呆坐在手术室外的长椅上，右眼下的肌肉不受控制地跳动。安德烈走过来挨着我坐下，手放在我的肩膀上，轻轻拍了拍。
我想对他笑笑，却连嘴角都提不起来。四周乱遭遭的，耳朵里灌满了各种声音，金属器械的碰撞，医生护士偶尔的谈话，仪器的嘀嘀声……
那些声音忽远忽近，我不能理解它们的意思，也懒得去一一辨识。
不知过了多久，手术室内忽然传来某种仪器拉直了的尖叫，我听到炸了窝一样的嘈杂声，接着一个男人的声音大声喊着：“一，二，三……”然后是连续不断的砰砰声。
砰，砰，砰……
一声接一声，如同重锤砸在我的心脏上。
“上帝！”安德烈手中的纸杯落地，咕噜噜滚出去很远，咖啡液泼在地板上，就象干涸的血迹。
“那是什么？”我茫然地问。
“电击，他们在做电击。”
他的话一个字一个字进入我的耳朵，却象雨点打在油布伞上，蓬蓬响着四处迸溅，我听不懂他在说什么。
下午四点的时候，手术室的门终于打开。两个便衣警察过去和医生说话。我也想上前，却被安德烈紧紧拽住。
远远地透过人群，我只能看到孙嘉遇的脸，在透明的氧气面罩下，颜色惨白得不像真人。
“安德烈，请你放开我，我可以控制自己。”我试图维持平静。
安德烈根本不听我的，手指扣得更紧。
他的同事走过来：“他不能再见任何人，你们回去吧。”
安德烈慌忙站起身道歉。
那警察看着我摇摇头，又对安德烈说：“安德烈，我看她快要不行了，她需要休息。”
我坐着不肯走，安德烈没有办法，只好等我情绪稍微平复，才采取强制手段带我离开医院。
外面的天色阴得厉害，厚厚的灰色云层集结在北部的天空，空气中蕴藏着暴风雨前的反常宁静。
他为我打开车门，我愣愣地站着，身后似有个钩子拖着我的脚步，我抬不起腿上车。
“玫。”他想拉我的手。
我一把抓住他，就象抓住最后一根救命的稻草，扯着他的衣袖苦苦哀求：“帮我，安德烈，我要让他出去！”
“我不知道如何才能帮到你。”他慢慢拨开我的手， “对不起，我是个警察。”
“警察？你们警察都是狗屎！”我在伤痛之下突然爆发，“明明一个垃圾国家，还要口口声声公正和民主，告诉我，你们的民主和公正在哪儿？如果不是警察局收了别人黑钱找他麻烦，怎么会有今天？如果不是有人故意放水，看守所里怎么会出这种事？我们送的那些钱呢？都拿去喂了狗了吗？吃了原告再吃被告，你们比黑社会还要无耻！”
安德烈愕然地看着我，英俊的脸上出现一种痛楚的表情，混合着伤心和失望，他看我很久，然后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