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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前李良在文学社的报纸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叫《我的情感家园》，有一些段落我至今都能背诵：
“图书馆总是借不到你想要的书，寝室里总是有股汗脚味，老大的墙上糊着张曼玉，胸前用钢笔画了两个圈，这是他理想中的爱人；陈重的书架上放着一把大刀，也许有一天他会杀人；王林肚皮上有块恶心的胎记，他说长这种胎记的人都当大官……
……
我在最后的段落里热泪满眼，青春的序曲还在回响，而我却将永远离开。……无论我将来成功还是失败，悲伤或者幸福，你都会看到，在我生命的最深处，有一个永远不能抵达的家……“
从某种意义上说，李良永远都长不大，他总在怀念过去。有一个寓言是这样的：给你一串葡萄，你是先吃大的，还是先吃小的？我选择大的，说明我是一个乐观的悲观主义者、一个生活的透支者，虽然吃到的每一颗都是最大的，但葡萄本身却越来越小；王大头选择小的，说明他是一个悲观的乐观主义者，希望常在，却永远不能抵达；而李良，李良不吃葡萄，他是一个葡萄收藏者。
他在学校里拍了厚厚一大摞照片，光我们宿舍楼的外景就有十四张。我一张张的翻看，每一个细小的场景都勾起我深深的回忆：我们喝醉了酒坐在楼口大声嚎叫，有时大笑，有时痛哭；我们半夜归来，搭着人梯番强而进，背上洒满月光；我们在楼前集体合影，唱《国际歌》，唱黑豹的《无地自容》，“难道你不寂寞/也曾为别人冷落/可从未有感觉/我无地自容……”是的，还有赵悦，她那时总站在梧桐树下，拿着书包和饭盒，等我下楼吃饭、上自习，或者去小树林里紧紧拥抱……
李良说我们宿舍还象当年那么脏，墙上糊着裸女照，地下躺着臭袜子，新一代的大学生还在谈论我们当初的话题：诗歌、爱情，还有美好的未来。老大床上睡的是新一代的老大，我的床上住着一个兰州产的小胖子。见证过我爱情的小树林铲掉了，现在那里是一个网球场；教我们写诗的萧老师死了，师母把他的全部手稿付之一炬；留校的张洁生了一个八斤重的儿子，文学社的报纸改名了，叫作《漩声》……李良说：“你必须承认：我们一直都在堕落。”
戒毒后的李良看上去有些憔悴，胡子拉茬的，声音嘶哑气喘，象被劁猪的捏住了裤裆。我对他的话不敢苟同，无所谓堕落不堕落，星星还是那个星星，月亮也还是那个月亮，趟着生活之水前行，我们没有变高也没有变矮，浮沉不定的只是生活的水面。而升华或者沉沦，我们身不由己。20年前我立志要当科学家，但那年的陈重不一定就比今天的高尚。走出大门时，我想，理想不过是我们自己吹出来的肥皂泡，破裂之后一切都显出原形，而李良的错误，他总是把肥皂泡当成生活本身。
（三十一）
达川的曾江到成都出差，我跟董胖子告了个假，陪他到处走了走。说实话，我对经销商一直是又嫉妒又鄙视，嫉妒他们钱比我多，挎的妞比我的漂亮，看不起他们的粗俗浅薄。尤其象老赖这号的，除了赚钱耍婆娘，你休想从他嘴里听到一点有建设性的话。他自称是“米青。液洒遍神州”，枪挑31省美女，还跟俄罗斯作过国际贸易。上次来成都，我带他去夜总会，他逮着小姐就吹他的产品型号，比比划划地说“两把露个头”，老赖自注：“一把”长约7公分，所以他那根总长超过15厘米。这话实在是恶臭不堪，我听到眉毛脱落，小姐们也花容失色，一边狂吐一边落荒而逃，他还洋洋自得，以为是武器犀利，不战而胜。
曾江倒是一派儒商风度，西装革履，脸上随时带着笑容。说来让我惭愧，他也是28岁，上海同济大学毕业，知识渊博，不管你说什么他都有的回应，我拱手叹服，赞美他“天上的事情懂一半，地下的事情懂完了”。逛武候祠时，遇见两个老外问路，他用流利的英语跟人聊了半天，连说带笑的，让旁边的我十分失落。我外语一直没学好，老弄错单复数，也分不清时态，老赖作国际贸易那次，我也在旁边，他委托我帮他拉跨国皮条，这厮英语只会一句：“发颗油”，还是我现场教他的，准备他球过半场时使用。那是在普希金大酒店，我面对一堆美女，搜索了半天枯肠，也不知道怎么开口，情急智生，决定先夸那个俄罗斯小姐漂亮，一不留神用错了系动词，说“you
is a beautiful
girl。”满堂哄笑。走出武候祠后，我懊恼地想这些年真是白活了，一事无成，老婆跟人跑了，还欠了一屁股债，大学时学的那点东西，也早都随着尿撒光了，我还能做点什么呢？曾江没注意我的脸色，牛逼哄哄地说他要去英国读书，我半天没吭气，心里象被贼偷了一票。
这次订货会，四川公司的成绩在全公司排名第一。董胖子兴高采烈地回总部领功去了，走之前开了个短会，话里话外不忘炫耀他的英明神武、算无遗策、活活气死诸葛亮，我在下面听着肺都气肿了，心想要没有爷爷我，就凭你的猪脑袋，也想搞得好？这次成功有两个原因，一是广告配合得好，二是时机抓得好，兰飞公司的订货会10月15号开，比我们原计划早两天，我打探到这个消息，连夜向总公司申请提前，追命一般催促配送中心备货，又把董胖子从老婆身上拔出来，逼着他召开紧急会议，一直搞到夜里三点钟，终于把订货会的各项细节一一确定，这个英明神武、算无遗策、活活气死诸葛亮的蠢货当时只知道点头，连个屁都放不出来。那天刚好是李良失踪的第二天，我开完会走下楼来，看见月亮孤零零地挂在西天，楼群间的小路上洒满斑驳光影，除了偶尔经过的汽车，整座城市象坟墓一般寂静无声。我想着李良的生死，慢慢走回空荡荡的家，心里象长了草。
10月24号是我28岁生日，还没下班老太太就打电话来，命令我晚饭必须回家吃，说她烧了满满一桌子菜，老汉把酒都斟好了。我裂开嘴无声地笑了笑，心里不知道是高兴还是难受，鼻子一个劲的发酸。
晚饭吃得很高兴，我妈炖的牛肉又香又辣，嘟嘟的眼泪都辣出来了，还是吵着要吃。老汉跟我叫板，说今晚要把我灌到桌子底下去，我豪气大发，二杯陪他一杯，喝了足足有六两，那酒是爸爸托人从全兴厂搞出来的散装酒，劲大得跟牛似的，喝得我浑身暖洋洋的，脑袋醺醺然飘飘然，实在舒服。老汉撑不住了，拱手而降，大败之余不忘提他的当年旧勇，说要是在三十年前，两个，不，三个兔娃儿也不是对手，全家都大笑，嘟嘟裂着豁牙的嘴上窜下跳，把饭粒洒了我一身。
我姐这个儿子出生前，他们两口子闹得也是天翻地覆，差点上演了《人鬼情未了》的成都版。姐夫刚出道时还只是个小记者，但志向远大，铁了心要当“一代名妓”，背着照像机没黑没夜地到处跑，他们单位有宿舍，但姐姐死活都不让他去住，说那里又阴又湿，只适合窖藏萝卜，这样在我家一挤就是两年多，他们住我隔壁，经常在半夜里把铁床摇得哐啷哐啷响，吵得我心烦意乱，有一次实在是忍不住了，跳起来捶墙抗议，让我的名妓姐夫脸红了好几天。从94年开始，他们就闹开了感情危机，大概也是什么几年之痒吧，一天吵八十遍，吵完后姐夫黯然离去，姐姐哭得象支蜡烛。快过春节的时候，他们不知为什么又发动起战争，姐姐当时已经怀孕了，气得浑身哆嗦，挥拳痛打我那可怜的尚未长腿的外甥。姐夫可怜巴巴地靠墙站着，一句话都不说，我路见不平一声吼，说我姐蛮横无理，欺负老实人也不能这么个欺负法。我姐愤怒得不可理喻，施展降龙神掌，把墙打得砰砰作响，一边悲愤地控诉：“天啊，连你都不帮我！你晓不晓得他在外面有情人？！”
七年之后我知道这事很平常。走在成都的大街上，我不知道哪个男人能忠诚到底，也不知道哪个女人会永远坚贞，背叛和放纵似乎已经成了这时代的通行证，正象王大头的名言：“谁家肥水不外流？”但在1994年，那个仍然对爱情抱有幻想，仍然有几分单纯的陈重愤怒得差点把楼板顶穿，他一跃而起，口中嗬嗬有声，象头发怒的公牛一样扑向他姐夫。在今天看来，这个举动更象一个荒诞的寓言，关于生活的原则，关于作人的底线。而背景永远是一片哭声，姐姐大声哭，妈妈小声哭，姐夫一屁股坐到地上，双手抱头，浑身颤抖着哭。
这事对我姐而言，是一道难以逾越的关卡，她坚持冷战了两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