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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那条山坳中就有一个真资格的寡妇。她的头发梳得比我母亲的头发要光滑许多，其实是沾上口水梳出来的。我母亲是一个医生，她还知道讲一些卫生知识。所以她对那种发型严重不屑，她当面背面都会鄙视说头发虱子打上面路过都需要拄拐杖。
那个寡妇男人的死法一直是她所向人们倾诉的资本，甚至带了些炫耀的意味。她时常叉着腰张开腿站在我们家的柿子树下面，将那双被无数男人的手滋润着的胸脯挺得象土沟里啄食的母鸡，然后表情丰富而生动地叙述那个短命鬼男人的死法。
有时候很简单，大石头朝山坡下一滚就砸死了，人都压扁了，当场断气，连存折放在哪儿都还没来得及说。她在肥绿的柿子树下边剥南瓜籽边数落她没心没肺的短命男人，一边朝口沫横飞地朝地下吐出一片片屑壳。与其说她是在找话跟我母亲摆闲，倒不如是说在向我母亲示威。
因为她想和隔壁那家圆缺嘴儿相好。她把我的母亲当成了情敌。我母亲对于这种关系无痛无痒。别说那缺嘴的牙是从鼻子里面长出来，就是圆缺嘴儿的嘴是方形是扁形还是菱形，以及他会跟张家寡妇啃成一堆还是和李家姑娘对吹，都跟她没有一点关系。她们爱说说她们去。在她没有病人的时候，她会一把将院子的湿木门闩死，然后钻进到另一个外人怎么都进不去的世界。
她将那些男人的衣服全部摆出来。有过冬的厚重男式军用大棉衣，有夹克，中山装，粗肥的裤子，棉裤，秋衣，秋裤，毛衣。那些衣服常折散发着臭臭的樟脑丸和一股霉菌的味道。
其中只有一件厚棉衣有了点汗味儿和馊味儿。母亲说棉花的东西可以沾一点点人味。于是默许了我在隆冬的夜里象只小猫一样裹在里面，一边看电视一边往上面掉饭渣残汤。
在那种女人男人小孩狗鸡鸭狗不断交错的声响里面，我的母亲站在穿衣镜前面，面前铺满了从来没有被男人沾过的各式男式衣物，然后开始左左右右地比划。屋外面葡萄架子上掉满了奶白色的葡萄，墙上开了一些蔷薇花。
她对那些花花朵朵的东西毫无感情。她甚至乐意看到它们干死。那些东西都是我种的。我的南瓜藤甚至能够爬到墙上来，在门上面掉下两颗黄黄绿实的瓜蒂子。还有冬瓜藤，一直翻过屋顶，在青砖瓦梗上睡满一个一个白白的小胖娃。
我们各自不干涉各自的事物，只要不在侵犯的范围内。相安无事，和平共处。更多的时候象合伙而不象母女。
她整理那些衣物的时候，我抬一根高高的条凳对着山梗和池塘，然后掘着屁股，用拳头握住笔用力地在本子上写作业。有时候从早晨写到日落，我的母亲在屋子里也从早晨呆到日落。我们彼此不说一句话，不吃饭不喝水，也不吵架。
不过这些前提是没有病人。
10。梨的体温
我现在的心已经老去了，很多情感找不到合适的阙口。有时候只是呈现出一种麻顿的形态，我至少是不愿意去相信还有些事情是值得去感动的。固执地只想为回不去的事物触动。回忆在疼痛的胸腔里排挤，抽缩，曾经的炽热颠狂，一把火烧燃过了似乎就是灰烬。剩下来就是喘气，感动是奢侈品。
当我驻立在马路上我习惯是朝远方眺望，望城市上空的迷茫，望墙壁上失去温度的太阳。原来我是一直都不懂得回头，怕一回头，天弦地转，找不到真实感。我会陷入我为什么会在这里，在做什么事，一种对宿命的迷盹。突然就觉得这一切都很好笑。也许在别的地方，或者是远方，遥远的时空，身和心被隔离开。我也在那里做过同样的事情，发生过同样的想法。一切是这么荒谬。
然而那些历经久远的故事却历历在目，鲜艳触目，在岁月的风霜里竟不曾裉色。
毫无疑问，他就是我那时候所期盼的那个人，也许只是为了那两颗双手都捧不下的梨。也许是为了守候那满天的山雾和山坡上半落的云彩象那团绵衣一样将我围裹，然后我才有资格坐下来嫌弃它。
我那时候的牙齿时常发痒，这很象啮齿类的动物，不磨便浑身痒得难受。因此特别地盼望他的梨。我的母亲对于所有生命果实类的东西都耻之以鼻，毫无触动。在我会动手之前，我家屋前屋后杂草肆掠，夜晚的风吹动齐人深的杂草，月光就直接倾洒在草丛间，随着风一直摇到清波绿影的鱼池里，鱼池上面漂浮着一层厚厚的浮萍。绿幽幽的它们实际上根极浅。生命短暂而旺盛。
鱼池上的绿色水葫芦草一直蔓及到了邻居的屋檐下。就是那个缺嘴骡夫长满青苔的青砖房檐。事实上为了克意地避免过多的接触，墙里墙外被各种带刺的藤萝树木密不透风地隔绝着。常常只闻奇声而不能见人，有时候我坐在院子里一只手拿着盛满杂谷的温水瓶壶盖儿，一只手一粒一粒地朝丢地上丢食，那些鸡儿扑腾着争先恐后地来啄食。偶而它们会好奇地偏转头，倾听领居家家猪圈里的猪放出的屁。这毫无意义的声音对它们来说奇怪而新鲜，它们听一会儿，会左右探望，但只过一稍就会儿就忘记，然后抖一下羽毛，挺起胸脯咯咯地哼起歌儿来。
水漂下面是有鱼在吃草的。偶而啪地一声，树上熟落的柑子掉到水面上，打破一些沉静。
这个缺嘴儿早几年还有一个老母亲，后来老人一走，他的房子便成了野猫的聚集地。春末秋初，或者在更长的时间，这群疯狂的而焦躁的小兽呜汪呜汪地聚集在他家的房顶，檐下，或者是更高的地方撕心裂肺的厮叫。
就在我差不多要忘记他的诺言的时候，竟没有想到他又来了。
但也不是来看我，或者看病。他这次是出差。
我挤过人群冲到他的面前，他从记录本上面抬起大盖帽。很多七零八碎的人给了他很多七零八碎的信息。
“警察叔叔！”我直冲冲地冲到他的面前，满眼的高兴。
他抬起脸来，看到我，露出一个灿烂的笑，伸出手捏了捏我的脸。然后从裤袋里掏出那两颗梨。
“喏！”它们被塞进到我的怀里的时候，还带着他暧暧的体温。
11．枇杷
我捧着那颗梨，就象捧着全部的财产。在大人和小孩子们羡慕和猜测的目光下沾沾自喜地回到家里，小心地找了很多地方才将它们放好。
“小卿，那边闹哄哄的出了什么事？”我的母亲看着我跑来跑去的，终于忍不住好奇地问。她正在院坝中间卷着袖子用一把明晃晃地大刀在地上辄红苕藤，辄了一堆又一堆。乡村医生除了给农民们看点病，从他们皱巴巴的手中接过一点儿黄瘪瘪的小钱外，没有额外的收入。我们家也种点地，养了猪，鸡，鸭，鹅，兔。
我的母亲切猪草时总是咬着牙面目狰狞，好象在切她的仇人。她总是跟谁都有仇一般。
“是圆缺嘴儿犯事儿了，警察都来了。”我极不耐烦地边说边往外面跑。
“等下，你守屋，我去看！”她啪地一声将菜刀甩在了切板上，拍拍手上的菜渣，解了围腰扯扯衣服跨过小石桥就朝那边走去，丝毫不容我来商量。
我嘟着嘴不情愿地留了下来，目光落在那把插在那常年被辄满目疮痍的菜板上，刀子在上面插着，份外的明晃。我用手趴在墙角根儿竖着耳朵偷听。
关于圆缺嘴的家务事，我的母亲不甚关心，这点我一直不以为然。但有一次，使我对她有了另外的看法。缺嘴儿是我们邻居，因此他家屋后那些丰盛的果树也就成了我最熟悉的东西。哪棵树先抽芽，哪朵花先绽放，哪根枝条先挂果，哪颗果子先红，全村最也找不到有比我更了解状况的人了。那次是摘枇杷，我的母亲手里拿着家伙正打算去地里摘菜。她望见象只考拉一样抱着树干一动不动的我。
“小卿，你在上面干什么？”她明知故问。
“妈，我上不去了。”我将一目了然的状况汇报给她。
她抬头扫了一眼周围的环境，搁下手里的蓝子朝我招手。“你真笨，下来，让老娘来！”说完她甚至*服撸了撸袖子。
我又惊又喜，咯噔一声从树上跳了下来，伸手把她的衣服拿在手里。我的母亲有着还没有生孕过的女人苗条矫健的身材。她伸出手朝掌心呸了下，抓住粗实的树干一步两步便攀了上去，自如如在平地。只见她的腿一跨，便坐在了树杈上，一把一把晶亮的枇杷在她的手里扑哧扑哧地掉落在地上。
“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