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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的中国现实，存在主义思想还大有市场，尤其在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的刺激下，这种思想以各种面目出现。
“性派对”是很容易归于其中之一翼的，但它却有着自己的精神走势和独特疆域。
应该看到，当着没有外力的抑制而犹能自律，这只有最高“心性修养”的人才能办得到。在通常情况下，一般人是当有外力抑制时，他就收敛些，当外力不存在时，他就放肆些。
“性派对”的行为者正是在这种既有外力（传统的价值观念和道德规范）又不想压抑自身的夹缝中生存，这就决定了他们的行为诡异，以地下状态为主，而在实际行为中，他们又能十分放肆，越过一切传统藩蓠，将在办公室和公共场所压抑的心灵尽力伸展开来。
众所周知，婚姻、爱情和性这三件事，既是一回事，又是各不相干的三件事。
从婚姻的角度，从社会的约束的角度看，婚外恋是不道德的。但从爱情的角度上看，没有爱情的婚姻也是不道德的。
这个矛盾如何解决？“性派对”虽然不是解决这个矛盾的良方，但它是否提供了某些值得人们思考的东西呢？
董乐山先生说，中国有史以来的婚姻制度底下，绝大部分都是没有爱情的婚姻——有的爱情是在结婚以后大家互相培养出来的——不是指腹为婚，就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到了民国时代还是需要介绍。今天的农村和不少城里人仍然需要这种“中介”。
外国人称这种婚姻叫“为了方便的婚姻”。
“嫁得好还是干得好”曾一度成为媒体争论的热点，但争来论去，还是见仁见智，莫衷一是。
客观事实却是：不少家庭变成了“维持会”——就是过去敌伪时期给日本人维持社会治安的伪政府，关系勉强维持下去，有儿有女，而且年龄大了，凑合着过算了。
中国九十年代以前离婚一直十分困难，而且是一件特别丢人的事。
尤其是文革期间，除非你的爱人是右派之类，感情不好要离婚简直不可能。不但组织上不同意，就是到了法院去，调解来调解去，五年十年就这么耗过去了，再到双方都白了头发再离掉还有什么意思呢。
这种半死不活的“耗生活”其实是违背“天命”和“天道”的，是“恶”的和“不孝”的。怪异的是，身处其中的人们却麻木得连个喷嚏都打不响。
这种触目惊心的事实甚至延续到了今天。据报道，目前中国一千对夫妻只有十三对是真正幸福的，而五百多对则是彼此冷漠。
还有一个在作家文人中进行的调查：十二个人，七个是因为外遇离了婚的，另外五个其中的二个正在进行婚外恋，还没发展到离婚，最后三个有过精神外遇，也就是有贼心没贼胆。
好像没有一个跟另一半是真正忠诚和相爱的。这个数字让人大吃一惊。
年轻的女性不禁会问：“我能保证我与他就是那千分之十三中的一对么？”
“性派对”行为者至少没有这个疑惑，他们不少是有家庭的，甚至是再婚的，可他们的观念已经走出了传统的婚姻之外。
“我们给自己制订法规，我们有自己的‘善’和‘恶’，有自己的‘孝’和‘忤’。我们尽力做自己的主人。”
这是“性派对”行为者共同的心声。
尾声：燃烧的文明从“礼下庶人”到“穿长裤游泳”
中国的儒家文化一直占据着汉文化的主流话语，汉民族的同化能力实在太强，普通百姓随波逐流，不必多说，连自命“天子”的皇帝也不例外。
中国历代的皇家，大概有一半不是汉人。孟子就说周文王是“西夷之人”。秦更被称为“戎狄”。常说的唐，皇家的“李”姓，是李家人还没当皇帝时被恩赐的。这李家人有“虬髯”，也就是卷毛鬃胡子，不是蒙古人种吗？唐太宗死前嘱咐“丧葬当从汉制”，生怕把他当胡人埋了。
陈寅恪先生认为种族与文化是李唐一代史事的关键。
大而言之，周，秦，南北朝，隋唐，五代，元，清，皇家不是汉人。辛亥革命的“驱逐鞑虏，恢复中华”若说的是恢复到明，明的朱家却是回族，这族谱至今保存在美国。
儒家文化里有一条“规约”叫“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前半句做到了，这是当官的特权；后半句没做到。一半的原因是当官的将这种约束人性的“礼”压迫下去，让“庶人”（普通百姓）承担；一半原因是“庶人”自己主动投降，将手脚束起来交给当官去管理。
“礼下庶人”，大概到宋朝才开始严重起来的，朱熹讲到有个老太太说“我虽不识字，却可以堂堂正正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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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股豪气正说明“堂堂正正”管住老太太了，其实“庶人”不必有“礼”式的“堂堂正正”，俗世间本来是有自己的风光的。
明代是“礼下庶人”最厉害的时候，因此贞节牌坊大量出现，苦贞、苦节，荼害世俗。晚明读书的颓风，或李贽式的特立独行，亦是对“礼下庶人”的反动——这种反动在“性派对”行为者中是否见出了精神余脉呢？
清在“礼下庶人”这一点上是照抄明代的。
王利器先生辑录过一部《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分为“中央法令”、“地方法令”、“社会舆论”三部分，仅这样的分法，就见得出“礼下庶人”的理路。
作家阿城说，略读之下，已经头皮发紧了。民国初年的反“吃人的礼教”，是宋以后“礼下庶人”的反弹，只不过当时的读书人一竿子打倒孔子。孔子是“从周”的，周是“礼不下庶人”的。看来人们误会了孔子。
执照阿城的意思，“礼不下庶人”是与道德有区隔的。刑条之外，庶人不受权力阶层的“礼”的限制，于是有不小的自为空间。“礼下庶人”的结果，就是道德区隔的消失，权力的道德规范延入世俗，再加上“刑”一直下到庶人，老百姓的日子就难过了。
阿城举了一个生动的例子：一九六六年夏天，他在西单十字路口看见许多人围着一张大字报看，上面写的是革命倡议，说革命群众夏天游泳的时候要穿长衣长裤，并且不要戴帽子。看的人都不说话，“好像在看一张讣告。”
“游泳穿长衣的革命倡议，还没有出几百年来礼下庶人的恶劣意识，倒是围着的人的不说话，有意思。”
这“有意思”在“性派对”的人看来，就是人人“装宝”，人人都成了穿上新装的“皇帝”，为了一个共同的谎言，大家在烈日下沉默。
尾声：燃烧的文明远古的图腾：“性”旌飘舞
其实，饮食男女，哪能无“性”或避开得了“性”？我们的祖先比当今的“文明人”可潇洒多了。
从历史长河来看，人类的原始时代曾经广泛出现过生殖崇拜，它是以一种巫术的形式表达了先民们对社会人口繁殖的祈求，而在文化心态的价值观念上，这种崇拜又展现出对性器官及性交的肃穆的敬意和坦荡的直视——“性”的幡旗迎风招展，那黄色的符簇正是部族兴旺发达的图腾。
新近发现的内蒙古、新疆地区的摩岩壁画，不仅精雕细刻男女生殖器，而且还清晰地展现群体性交的场面。
远古时代先民还有过“聚生群处，知母不知父”的茫茫然时期。
杂乱的两性关系在春秋以前仍大量遗存。如史载，燕国有“祖”，齐国有“社”、“稷”，宋国有“桑林”，楚国有云梦，这些都是男女交会的代称，“性”是极为自由和开放的。
如在一些诸侯国里，“淫风”很盛，卫宣公时，“礼义消亡，淫风大行，男女无别，遂相奔诱，华落色衰，复相弃背”。
即便到了春秋，还大量存在过血亲间的乱伦现象。如卫宣公淫于夷姜，宋公子鲍淫于襄夫人等，并且还有一些专门的名称来称呼这些：子辈淫父辈叫作“蒸”，孙辈淫祖辈叫作“因”，同辈相淫叫“报”。
这些发生在公元前七世纪至公元前六世纪，到公元前五世纪渐趋绝迹了。直到春秋晚期，母权时代所遗留下来的“性自由”才慢慢消失。
今天，人们仍可以从《周礼》中的“中春三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设想到当时“自由时代”的盛况。
我国父权制度始于周代。从此，“性”的禁锢越演越剧，据说这是文明的结果。
孔子一句“惟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将对女性的鄙视表达得淋漓尽致，几千年的“性压抑”也就浓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