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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番话说得很好。因为历史早已证明，一个社会之所以拥有生机和活力，并不在于它的社会财富积累有多少，更不在于它所产生豪门贵族的能力有多强，而在于底层民众能不能通过自己的努力与奋斗，有机会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和梦想。
向上涌动的社会底层被僵化的机制无情的扼杀，这不单是社会底层民众的不幸，同时更是一个民族的悲哀，这也正是一首《春天里》唱哭千万网友的根源之所在。一方面是同病相怜，一方面是对阶层固化之后社会一潭死水的无奈，更重要的是，是公众对希望能够改变自身命运的期盼，也是对社会变革以祛除阶层固化顽疾的呼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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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制造”何以比国外贵？ 2010…12…12 22：35：13 浏览 204528 次 ｜ 评论 139 条
“中国制造”何以比国外贵？
时寒冰
出国购物，最大的感慨是，标注“MADE IN CHINA”的商品，不仅质量有保障，而且，价格比国内便宜好多。到美国时，我曾经对十几种商品的价格与国内进行比较，发现价差最大的超过了50％。也难怪，国人为何在国外一掷千金，大包小包往回拎了。
问题是，“MADE IN CHINA”的商品，漂洋过海，何以比国内还便宜呢？
这是一个奇怪但并不有趣的现象。畸形的现象，必有畸形的根源。
商品在出厂以前，并没有明显区别。区别在出厂后。
国内的商品虽然没有远渡重洋，但是，历经重重运输关卡，运输成本外加各种乱罚款、乱收费，累加起来，比国际运输路线更昂贵。据报道，全世界收费公路14万公里，其中有10万公里在中国，占了全世界70％。交通部规定40公里设一收费站，而有些地方政府规定，高等级公路每20公里甚至更短路程就可设1个收费站。收费站的密集发展挤压了原本作为公共产品存在的免费公路的空间，提高了商品的运输成本。更有甚者，一些职能部门滥用权力，动辄对运输车辆敲诈勒索，所有这些成本，都被转嫁给了消费者。
过了公路关卡，面临着高昂的进场费。商品无论进入商场还是超市，就面临着上架费、月返费、广告费、促销费、年节费、毛利补差、条码费、端头费等等，另外还有促销活动中的条幅、花篮、空飘、地贴、墙贴、灯箱、DM特别广告、人员管理等费用。除此，还有各种暗箱操作的费用，否则，自己的商品就可能被摆放在极偏僻的位置。无孔不入的腐败，加大了中国整个经济体的运行成本。
由于商场、超市收取了远高于国外同业者的费用，获取了更高的利润，根据羊毛出在羊身上的原理，这些都被纳入到价格当中，转嫁给了消费者。
再一个是由诚信缺失增加的成本。国外的商家与生产厂家打交道，诚信度一般都比较高，合同一旦签订，大都会认真执行。这大大减少了交易成本。而生产厂家与国内的商家打交道，经常面临着账款拖欠，迟迟追讨不回的风险。为了避免这种损失，厂家大都会提高价格，而这些成本也基本上都转嫁给了消费者。
除了这些原因，货币是一个更重要的因素，或者说，是一个最根本性的因素。不妨以中美两国的货币量做比较。2010年6月末，中国广义货币供应量M2的余额为67。39万亿元（折合9。9万亿美元），2010年6月末，美国M2是8。6万亿美元。中国广义货币供应量M2比美国多出1。3万亿美元。截至今年11月，中国的M2已经达到令人瞠目结舌的71。03万亿，比美国已高出20％多。成为自人类有文字记载以来，货币总量最多的国家。
这意味着，同样的商品在中国所对应的货币量，远远大于在美国所对应的货币量！或者说，目前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其实是被严重高估的，当高估的人民币兑换成相对低估的美元等外币去购物，就会感觉到物价极其便宜（人民币超发的严重性数倍于美元）。正是汇率的扭曲，使得出国后，以人民币兑换成美元后购买的商品价格反而更便宜。由此可见，人民币并无任何升值的空间。或者说，人民币升值，只是一个虚幻的假象而已。
“中国制造”在国内比国外贵的现象，折射出来的其实是一系列深层次的问题，非常值得我们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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闾丘露薇 我的新年愿望
2001年的时候，江西万载的芳林小学发生了爆炸，造成41人死亡，当中4名教师，其余的都是正在上课的小学生，还有29名师生受伤。
当时这个新闻，在中国媒体报道之后，海外媒体大量转载，至于爆炸的原因，版本也有不少，根据一些报道，这次爆炸，是因为当时的学生们，正在做烟花的信管，而这种说法，成为海外舆论引用最多的一种。结果，当时的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在一个接待外宾的场合，主动告诉在场的记者，他接到报告，爆炸是因为一个精神病男子，帶著煙火炸藥進入學校的教室，引爆炸藥，把自己也炸死了。他否认芳林小学，被当成了烟花工厂。
不过，海外媒体并不买账，认为中国政府隐瞒事实，因为在事件发生之后，尝试到现在进行采访的海外媒体，都被堵截在了现场之外的地方，于是即便是采访，也只能够是其他村子的村民，各自有各自的版本。
我被通知去芳林小学采访非常的匆忙，我都没有时间回家收拾行装。当时我有些迷茫，因为我知道，所有的访问都会在官方的陪同下进行，虽然事实证明，他们没有做任何人为的干扰，我可以随意采访，从村民，到被指控为凶手的家人，还有幸存的孩子，我特别要求在采访孩子的时候，陪同人员呆在外面。所有的采访都证实了政府的说法，一个生活不如意，在人们眼中行为怪异的男子，自己制作了炸药，冲入了当地的学校。也证实，当时学校并没有生产烟花，学生们正常上课。但是，一直以来，我的心里面，总是有一种说不出的疑虑，因为谁知道，那些偶遇的村民，那些随意挑选的学生，说的是不是真心话。
直到两年前，我到澳门大学演讲，和在场的学生分享这一段的采访经历，一名学生举起手来告诉我，他就是来自那个村庄，他可以证明，确实是当地的这个村民炸了学校，而学校当时，确实没有生产烟花。其实，要解释心中的疑惑，还有一个方法，就是用科学的方法鉴定爆炸后的留下的痕迹，比如，烟花爆炸和炸药爆炸最大的不同，就是前者会出现连续性的爆炸，而所有的报道，以及目击者都认定，爆炸声只有一下。而这一点，在我进行报道的时候，因为自己当时采访经验有限，并没有想到从这个角度，寻找第三方的论证。
不过，这并不是我说这段往事的重点，我想说的是，这件事情，从一开始的时候，就出现了错误的地方，那就是对媒体封锁现场。当所有的信息，都是来自一个信源，也就是政府的时候，如果政府本身缺乏应有的公信力的时候，人们总是会怀疑里面是否隐瞒了什麽。即便之后政府希望做一些纠正的动作，比如那一次，公安部派出工作小组微服私访，也允许部分媒体到现场采访，但是，因为一开始的错，使得之后的这些都变了味道。
其实不单单是乐清的事情，如果我们好好回想一下的话，太多的事情，都是因为一开始的错，使得之后的事实，总是让人相信的有点点不情不愿，而人们对于政府的信任度，也就在这样的一次次中，一点点的流失。
怎麽办？看到一位叫做@芦垚的网友在新浪微博上这样写：政府信用破产不值得幸灾乐祸，因为受到伤害的是整个社会。要知道政府信用是社会公器，而不是官员的私人把戏。就算官员们不需要，民众还需要呢。除非另辟蹊径产生另一种公共信用，显然在当下不可能。所以我还是想，如果能修复，自然比进一步摧毁他好。他们在破坏，修复的希望在我们，不要破罐破摔。
但是修复的过程，如果没有政府官员的配合，在我看来，是mission impossible；不可能的任务。也因为这样，来自民间社会的质疑造成的压力，如果无法让政府官员醒悟，哪怕明白一点点，那真的让人看不到修复的希望。
新的一年，如果有怎样的愿望，我想，虽然很多人说，永远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但是一起去创造一个无法装睡的环境还是有可能的。周边的声音大而不断，还有行动，比如一个个的观光团的到访，那末装睡是不可能的，除非真的死了。
最后，祝大家又是新的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