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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意识。我曾经听到一家企业的老总（他本人并不是共产党员）由衷地对他的管理团队说：“今后这类活动应该多搞，我愿意掏点钱来赞助，对活跃公司内部的气氛来说，它比我们一天到晚空谈企业文化要实在和有效得多！”
如果你从经济的视角来审视过去几个月来轰轰烈烈的“红歌”排练和汇演，你会看到一些更有意思的东西。我个人的观察告诉我，这场全民运动成全了一组不容小觑的生意，让一大批人发了一笔不小的财。
首先是与文艺演出有关的各类场馆出租、服装（道具）租赁，以及相应的海报、宣传材料的制作印刷行业。就像逢年过节各大高级宾馆的宴会厅很难预定到一样，越临近“七一”，各剧院、音乐厅、文化馆……也越抢手。眼下国有单位大多材大气粗，遇上这种难得的“大喜之事”，把演出安排在本单位的会议室或礼堂里，自然嫌太寒酸了，至少也要到区一级的文化馆或剧院才象点样子。我听说（不一定十分准确）上海有一家市级国有大集团租下了著名的五星级波特曼大酒店（美国克林顿和小布什两位总统访问上海时都入住那里）里的上海商城剧院，搞了一场耗资千万元的“纪念七一”大汇演。至于服装和道具，在上海，“七一”前，最普通的一套演出服一天的租金也至少是100元，因此，哪怕再小的演出单位，花在这方面的费用也是少则千元、多则上万，这还不算有些干脆是买了演出服的。我有个同事的亲戚在绍兴柯桥纺织城做服装批发生意，据说同事说，5月1日以后，他那亲戚像换了个人似的，对待客户态度一下子生硬了许多，因为他的生意好得根本来不及做……
其次是音乐学院、戏剧学院以及各类文艺演出团体的教师和演员们。他（她）们的生财之道有两条：一是比较知名的演员自己演出挣的出场费；不用说，参加各级党委和政府组织的纪念表演一般是拿不到多少演出费的，那是为党的事业做贡献，但被企事业单位邀请去做客串主持和演出嘉宾，就天壤之别了。上面提到的那场价值千万元的国企庆祝建党90周年纪念晚会，估计就有不少钱花在了邀请明星上。假如我是某国有大企业的老总，碰巧我又是某大歌星的粉丝，那我乐得正好利用这个机会邀请她（他）来唱一台“红歌”。当然，这还是一个比较狭窄的市场，更赚钱的其实是艺术指导。我在前文里提到了，每个参加演出的单位都想在比赛中获奖——这可是一份政治上沉甸甸的荣誉啊！因此，为了提高自己的表演水平，它们中的不少从一开始便请了专业的艺术家来为自己培训和指导。以上海的行情为例，据我所知，现在请一个艺术院校（或剧团）的专业歌唱、舞蹈老师来辅导一个下午，大约要出500…1000元讲课费；一般略微有点文艺才能的业余人士，如果想要做一次比较成功的演出，在上班之余排练，整个过程大概得花2…3个月，期间至少要有4…5次专业老师的培训。如此算下来，一个老师给一个单位做辅导，总有2000…5000元的收入。当然，他（她）们通常在是几条战线上同时作战的。
据说近年来重庆的“红色文化”开展得热火朝天，“红歌”在那里不像在其他地方只是唱一阵，而是年年唱、月月唱、天天唱，而且从乡间田埂唱到工厂车间、校园课堂，甚至唱到了监狱和拘留所里……这些传闻有多少真实性我不敢肯定，因为最近一次去重庆已是5年多前的事了。说老实话，作为一个媒体从业者，我很想去实地观察一下这个传说中的“红的特区”。这两天我忽发奇想：既然重庆的“红色文艺”有那么大的市场，是不是那里的相关产业也特别赚钱和发达、进而吸引全国的同类产业和人才（如演出服饰租售业及革命文艺培训教员）不断地往那里去集聚和淘金呢？我甚至想，长此以往，重庆是否有可能涌现出几个有全国影响的“革命文艺演出集团公司”及一大批配套服务企业来呢？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颇具前瞻性的课题。
我知道，只有庸俗如我这般才会从钱眼里看“红歌”，但一个社会，只要市场交易体系没有被完全消灭，对某些特殊文化或价值观的引导，就总会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一定的经济价值。当重庆市的领导在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的时候，他们实际上也在为那些无产阶级革命艺术家们提供巨大的致富机会。
写于2011年7月5日，发表于2011年7月6日“FT中文网”。见网标题：“唱红”的生意；链接：http：//www。87book。com/story/001039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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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请你慢些走
童大焕—2011年7月24日星期日
7月23日20时27分，北京至福州的D301次列车行驶至温州市双屿路段时，与杭州开往福州的D3115次列车追尾，造成D301次列车4节车厢从高架桥上掉落。据悉事故原因是前车遭到雷击后失去动力停车，造成追尾。截至7月24日11时，媒体报道已有35人死亡、210人受伤。24日日本主要报纸的头条全是这则新闻，正可谓举国同悲，世界关注。
发生如此重大悲剧的前几天，铁道部发言人刚刚针对京沪高铁5天发生6起故障作出解释，说高铁需要2至3个月磨合期，然后进入稳定期。想必D301次和D3115次动车，开通不止三个月了吧？也许，我们不得不面对的现实是：我们正在为追求过快的发展速度付出代价。
事故发生后，人们翻出了我们曾经感到无比自豪的一些东西，比如《 人民日报 》2010年12月14日01 版发表的《“提速先锋”李东晓》，4009字长文，报道中写道：多一天调试，就能多给旅客一份安全与舒适。上级下了“死命令”：培训时间10天。10天后，必须把第一列时速350公里的动车组开回北京！“回北京可以。就安全角度而言，只能让别的机车把这车给拉回去。” 迈克斯是个倔老头儿，秉承了德国人一贯严谨的态度与工作作风。“那我们就打赌吧！10天后我们肯定能开走！”李东晓比迈克斯更倔。
此外还有硬建建设方面的，从最初的五年工期到实际两年7个月完成铺轨，京沪高铁“创造”了高铁建设速度记录——这个时间，在国外建设高铁时，还不足留给路基自然沉降。按照时速380公里的设计要求，京沪高铁线路建成百年内，沉降要控制在5毫米以内，时间跨度是100年内。如果超出这个限度，轻者会舒适度降低，重者可能会出现列车脱轨等安全事故。
我们大干快上，高铁却并不那么受欢迎。因为贵，即使在一票难求的春运，大量高铁仍然空荡荡运行。京沪高铁开通不到一月，已经宣布停运G181次、D238次、D242次、D241次等4趟车。因为上座率低，这4趟高铁列车3天的预订量最低仅一成。因为高铁故障频发，与此竞争的京沪航线4折机票已经基本上调回8折。高铁列车空荡荡绝尘而去的身影，像一个时代隐喻：中国高速发展的列车，把许多民众远远地抛在了身后。
被时代列车抛下的人们，远远不是被抛下那么简单，他们要承担高速发展的列车给他们留下的一系列成本：环境、安全以及高速发展所需的资金等等。最新消息是，铁道部2010年需还本付息超1500亿元，但税后利润仅1500万元，只占应付款的万分之一。在此前的2011年两会上，部长盛光祖表示铁道部负债额约为1。8万亿元。有分析认为，目前铁道部全部经营现金流也就只够支付利息。
而在安全问题上，人民日报社陕西分社社长杜峻晓在《铁路工程师为何不愿坐高铁》的文章中披露，有位铁路工程师去年退休离开工作岗位时，说过这样一句话：我这辈子出门坚决不坐高铁。工程师出于对“中国高铁发展很快”的担心，因为，这已经“不是一般的快，是那种大干快上’的快”。
今天，高铁的安全问题和投资浪费问题正在逐步显现之中。下一个要警惕的，是投资总额数万亿元的保障房。大干快上之下，其质量和债务隐患又将如何？《中国青年报》和《人民日报》几乎同时剑指保障房建设水分。一些地方政府将之前在建的教师宿舍、企业员工宿舍等，一并计入保障性安居工程，企事业单位用自有土地集资建房，低价卖给职工，拆迁户获得的补偿住房列入保障房名目等变相丛生。少数地方在申报数据时，将去年未开工的项目结转到今年开工项目中。为了加快进度，在审批手续不全的情况下就开工建设，边施工边审批的情况则更为普遍。还有一些地方，将奠基仪式作为开工的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