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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毛泽东同文艺界、新闻出版界的谈话（均编入《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第1版），是为他在全国宣传会议上讲话做准备的。毛泽东讲话之前曾有一个提纲，其中提到：“‘杂文一定有片面性’吗？这是马克思主义还没有学通的人讲的话，列宁和鲁迅就没有片面性。” “‘不敢写文章’。彻底的唯物论者是无所畏惧的，并且我国的环境也不算太坏。是文章的好坏问题，真正的好文章，会受读者欢迎。” “诚心为人民服务，立志改革的人，应当能写敢写。”（《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1月第1版，第376页）
1957年3月12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说：
鲁迅后期的杂文最深刻有力，并没有片面性，就是因为这时候他学会了辩证法。列宁有一部分文章也可以说是杂文，也有讽刺，写得也很尖锐，但是那里面就没有片面性。鲁迅的杂文绝大部分是对敌人的，列宁的杂文既有对敌人的，也有对同志的。鲁迅式的杂文可不可以用来对付人民内部的错误和缺点呢？我看也可以。当然要分清敌我，不能站在敌对的立场用对待敌人的态度来对待同志。必须是满腔热情地用保护人民事业和提高人民觉悟的态度来说话，而不能用嘲笑和攻击的态度来说话。（《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第1版，第414页）
在这次讲话中，毛泽东还说：
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我们希望一切同我们共同奋斗的人能够勇敢地负起责任，克服困难，不要怕挫折，不要怕有人议论讥笑，也不要怕向我们共产党人提批评建议。“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我们在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奋斗的时候，必须有这种大无畏的精神。（同上，第412页）
不难看出，毛泽东的讲话，与他的提纲相比，在原则和思路上是一致的。即便罗稷南说的“谈话”是在“反右”开始之后，我认为毛泽东对鲁迅的态度和评价不可能在几个月的时间内发生那么大的变化。
毛泽东究竟有没有在“反右”期间对罗稷南说过那样的话没有相关的证据，最好不要轻信这样的“孤证”。
（原载《粤海风》双月刊２００２年第６期）
第一辑 “毛罗对话”的公案第13节 学术的力量和道德的力量
陈漱渝
记得前年冬天，我在江苏鲁迅研究学会举办的一次学术讨论会上讲过：“历史总是由历史本体和认识历史的客体两方面构成。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有两种历史：一种是曾经实实在在发生过并作为独立存在的历史，另一种是保留在记忆之中经过后人思考和理解的历史。所谓鲁迅研究，就是作为认识主体的研究者跟作为客体的鲁迅之间进行的精神对话。……”
（中略）
跟鲁迅死因相关的，还有一个“假如鲁迅还活着”的问题。有权威人士披露，1957年反右斗争期间，毛泽东在上海一次座谈会上说：“以我的估计，（鲁迅）要么是关在牢里还是要写，要么他识大体不做声。”我记得有些报刊曾用大字体将这句话印出，似乎要作为毛主席语录看待。但新近出版的《毛泽东文艺论集》中同样收录了一篇1957年毛泽东的内部谈话。当时中共中央宣传部印发了《有关思想工作的一些问题的汇集》，共汇集了33个问题。毛泽东因此谈到：“鲁迅不是共产党员，他是了解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他用一番功夫研究，又能经过自己实践，相信马克思主义是真理。特别是他后期的杂文，很有力量。他的杂文有力量，就在于有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我见鲁迅在世还会写杂文，小说恐怕写不动了，大概是文联主席，开会的时候讲一讲。这三十三个题目，他一讲或者写出杂文来，就解决问题。他一定有话讲，他一定会讲的，而且是很勇敢的。”（《同文艺界代表的谈话》，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艺论集》，171—172页，2002年4月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很难设想，毛泽东在同一年谈同一个问题，会说出内容大相径庭的两种话。以上两种引文哪一种比较接近真实，尚待有识者进一步考证。
……
学术领域中的史料失真是一种并非罕见的现象。其产生原因有以下两种：一种是由于学风浮躁，知识欠缺；另一种是存心作伪，另有所图。……鲁迅研究领域的确有作伪和证伪之争，而通过证伪能使读者开阔眼界、增长见识，同时提供若干史实考订的方法，其作用显然超越了鲁迅研究本身。
前不久，有七家研究中国文化的权威报刊跟某高校联合召开了一次“新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现状与展望”研讨会。我高兴地注意到，这次会议在触及学术规范问题时，不仅提及了一般意义上的技术规范，而且更强调了学术规范中的道德和文化层面的涵义。有学者明确提出，学术规范有技术、观念、道德这三个层次。我觉得，在史料学的范畴中，统一技术规范是极容易做到的。观念层面的问题也可以通过观念更新或求同存异来解决。至于道德问题则必须通过自律和他律的双重手段加以约束。……证伪辟谬的文章显示出的不止是一种学术力量，而且还有一种道德的力量。
（原载《中华读书报》2002年12月11日）
第一辑 “毛罗对话”的公案第14节 也说鲁迅活着会怎样
靳树鹏
《百年潮》2002年第9期刊有陈晋先生大作《“鲁迅活着会怎样”？》，副题是：罗稷南1957年在上海与毛泽东“秘密对话”质疑。陈先生认为周海婴著《鲁迅与我七十年》中转述的罗稷南和毛泽东关于鲁迅活着会怎样的对话，既无确凿的史料也无合理的逻辑，完全不可信。为便于讨论，兹将周海婴著作中关于这个问题的主要一段录如下。
（编者按：参看本书第一篇，周海婴文。此处从略。）
……在周海婴这部书中这一章是最短的，不过一千多字，陈晋先生却写了一万多字来反驳。从陈先生的驳文看，罗稷南是否是毛泽东同乡和湖南老友以及逝世的年份，周海婴可能说得不很确切。我认为上引周海婴这段文字也有语病，毛罗对话还有其他人在场，似不能说成是秘密对话。但周海婴转述的毛罗对话的主要内容即鲁迅活着会怎样，却是重大和严肃的话题。钩沉旧史主要靠已有的文字记载或出土文物，描述我们经历过的历史也仅靠已有的文字记载这本身就令人生疑，毛泽东哪天不谈话，出版物不可能将其谈话包罗殆尽，以毛罗这次对话来说，总会有知情者或间接知情者健在吧。笔者既不是知情者也不是间接知情者，只是感到陈先生论述的逻辑很妙。他查阅了1957年毛泽东几次去上海的有关出版物，如毛泽东去的次数时间，会见什么人，讲了些什么话等等，在有记载的毛泽东谈话中均未涉及鲁迅，因此他认为反右开始后罗不可能向毛提出鲁迅活着会怎样的问题，自然也就不会有毛泽东那样的回答。他又查阅了毛泽东1957年的其他讲话和谈话，3月份毛泽东自己谈起了鲁迅活着会怎样的话题，这是毛泽东为了贯彻“双百”方针，解除知识分子思想上的障碍，鼓动知识分子大胆鸣放才抬出鲁迅这个榜样。几个月后的事态就证明这是毛泽东“引蛇出洞”的“阳谋”（陈先生却不这样说）。于是陈先生得出自己的一个猜想：“也许毛泽东1957年3月在北京同文艺界、新闻界的代表们谈论‘鲁迅活着会怎样’的话后，在场的上海文艺界、新闻界人士回去后有所流传，罗稷南等自然先后辗转耳闻。恰巧毛泽东的回答中也有‘鲁迅的时代，挨整就是坐班房和杀头，但是鲁迅也不怕’这样的话，遂逐渐演变为《鲁迅与我七十年》所述的内容。随着1957年夏天的形势变化，进而把毛泽东谈论此事置换到了1957年‘正值反右’的场合。”陈先生的逻辑妙就妙在把一个重大严肃的话题论证成无稽之谈。写不写毛罗这个对话，周海婴思考再三，写出又抽掉，抽掉又补入，他知道这个问题的分量，怎么可能写些误传误听又置换了背景的不经之言呢？
周海婴对这个事件的叙述有些枝节不够准确，陈晋先生的有些论断就不是枝节问题了。除了他那个很妙的逻辑之外，他还说“毛泽东对鲁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