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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鲁迅活着-第2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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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前,屹然独见天下。”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出,鲁迅非常重视作为个体人的精神自由。个体人有了精神自由,“沙聚之邦”(在过去中国曾被认为是一盘散沙)由而转为“人国”。什么是“人国”呢?也许可以用毛泽东曾经用过的一句话来比喻:“六亿神州尽舜尧”,每一个中国人的聪明才智都得到充分的发挥。    
    读到这里,我不禁想到鲁迅的话,与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的话是何其相似。《共产党宣言》中就共产主义的最终目的写道:“代替那存在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宣言》中说,首先要每个个人的自由发展(即鲁迅说的“立人”),而后达到所有人的自由发展的联合体(即鲁迅说的“人国”)。我也就不禁想到,鲁迅的心灵与马克思是相通的。人的解放,是马克思主义贯彻始终的最高理想。马克思在1844年发表的《〈黑格尔哲学批判〉导言》中,明确地作为“一条绝对命令”指出:“必须推翻那些使人成为屈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而这又正是鲁迅所反复思考的。    
    这是不是巧合,或仅仅是我的臆测呢?鲁迅当时有没有读过《共产党宣言》?据周作人回忆,1906年10月1日,鲁迅曾到日本社会党人所办的《平民新闻》社访问,购买了《社会主义研究》杂志一套五册,其中全文连载了《共产党宣言》的日文初译文。鲁迅并与《宣言》的日文译者堺利彦作过详谈。后人曾有人认为,鲁迅主张发展个性是仅仅受尼采的影响。而上述的事实说明,鲁迅是从深刻观察中国的现实,而从马克思主义那里得到了启示和理论支柱。这说明写《文化偏至论》时二十三岁的鲁迅,已是一位深邃、成熟的思想家。从那时开始的鲁迅的一生,就是为实践“立人”思想而呐喊、拼搏、奋斗,“用骨头碰钝了锋刃,血液浇灭了烟焰”,进行彻底的反抗和牺牲,成为我国思想文化史上的巨人,也就是毛泽东所说的“中国第一等圣人”。    
    鲁迅与中国共产党人的心也是相通的。在生前,从陈独秀、李大钊始,鲁迅与许多共产党人都有过战斗的友谊。其中最突出,感人至深的例子是在白色恐怖下与瞿秋白并肩战斗。1932年、1933年,瞿秋白曾三次到鲁迅家避难,与鲁迅促膝深谈。瞿秋白在险恶、困难的条件下,通读鲁迅的全部著作,化名何凝编辑了《鲁迅杂感选集》,并写了一万三千言的序言。瞿秋白第一个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对鲁迅的思想杂文及其意义作了精辟而高度评价。对鲁迅的《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等几篇早期著作,瞿秋白也作了高度评价,认为是被“沉没”的“几篇历史文献”,“目的正在于号召反抗,推翻一切传统的重压的‘东方文化’的国故僵尸”,“这种发展个性,思想自由,打破传统的呼声,客观上在当时还有相当革命意义”。瞿秋白认为:“鲁迅从进化论到阶级论,从绅士阶级的逆子贰臣进到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真正友人,以至战士,他是经历了辛亥革命以前直到现在四分之一世纪的战斗,从痛苦的经验和深刻的观察中,带着宝贵的革命传统到新的阵营里来的。他终于宣言:‘原来是憎恶这熟悉的本阶级,毫不可惜它的溃灭,后来由于事实的教训,以为惟有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在黑暗的艰难环境的奋战中,能得这样知音的评价分析,鲁迅十分激动和感激。他曾书写了一副对联给瞿秋白:“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    
    对鲁迅作出最高评价的则是毛泽东。    
    1933春,鲁迅录清人何瓦琴句赠瞿秋白。    
    东遭到王明“左派”势力打击排挤时,通过鲁迅的学生冯雪峰对鲁迅情况的介绍,得知鲁迅也是反对王明的所作所为,感到自己的心与鲁迅是相通的。到延安后,毛泽东在多次讲话,特别是1940年1月9日一次题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的讲演中全面地高度地评价鲁迅,称鲁迅是“中国文化新军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是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是向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在评价鲁迅的短短四句话中,毛泽东使用了四个“伟大”、九个“最”和“空前”等最高级的形容词和副词。在我们见到的毛泽东对古今中外人物的评价中,没有见到第二人受到过这样高的评价。从1938年毛泽东第一次得到《鲁迅全集》后,一直到他1976年去世,近四十年间,他从未停止过阅读,并且多次告诫全党干部和他的子女,都要读鲁迅的书。


第一辑 “毛罗对话”的公案第25节 鲁迅假若活到1957年(2)

    鲁迅受到这样高的评价,人们是否都已理解了鲁迅了呢?如何解读鲁迅,一直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过去如此,新中国建国以后更是如此。有人认为,建国了,鲁迅说的奴隶已经成了主人,鲁迅已经过时了。有些人则总是按着一时的政治需要来打扮鲁迅。“四人帮”甚至把鲁迅变成为他们整人的工具。还有一个值得深思的现象,就是企图把鲁迅重要的著作,从鲁迅遗产中分割出去,例如把《文化偏至论》中“必尊个性而张精神”的思想归诸为尼采的资产阶级观念。解放后出版的《鲁迅全集》对该文就有一长段批判性的注释,认为这是一篇有错误的文章。这样,《文化偏至论》这篇重要著作又重新长期被“沉没”了。这种做法,正如有人企图把马克思的早期著作从马克思主义中分割出去一样。其实,正如“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个思想是马克思主义贯彻始终的核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的立人思想,也是鲁迅思想遗产中贯彻始终的核心。正如瞿秋白所剖析,鲁迅思想有一个发展过程,而考察鲁迅毕生奋斗,都没有离开过为求得每一个人的个性解放和做人的尊严。    
    1977年,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不久,茅盾重新发掘《文化偏至论》等著作的重大思想意义,指出鲁迅“所谓‘重个人’即是‘要求思想解放’”,“所谓‘立人’即现在所谓‘人民的觉悟’。鲁迅这结论作于七十年前,在当时是少见的,几乎是惟一的有远见的呼声”。“在当时是一声惊雷,可惜这雷声在旷野中自行消失了。”(引自茅盾《学习鲁迅翻译和介绍外国文学的精神》)    
    可惜,茅盾重新发掘的呼声,又没有被引起我们重视,依旧使它“在旷野中自行消失”。1980年茅盾在临终前给《羊城晚报·花地》副刊题写的诗中,忧心忡忡地写下了这样两句:“双百方针需贯彻,未来鲁迅属何人。”直到上世纪的90年代,仍有人认为“尊个性而张精神”是错误的。    
    无独有偶,《共产党宣言》中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的思想,在中国也长期不被重视。而恰恰是这点,是《共产党宣言》和马克思主义中的重中之重。恩格斯晚年,有记者问他:你认为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信条是什么?恩格斯回答:是《共产党宣言》中的这句话:“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1894年1月9日,恩格斯在回答意大利社会主义者卡内卜·朱泽培问什么是社会主义新纪元的本质时,就引用了《共产党宣言》中的这段话。可是,我们党的有关部门在最早编印《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的时候,恩格斯这个极为重要的观点,竟没有被收录进来。    
    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在我们中国,个人自由一直被认为是不好的东西。还在革命战争年代,反对自由主义,在“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中,曾经发挥了很大的积极作用。新中国刚建立,为要破灭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幻想,提出了要在我们内部批判“民主个人主义”。我国的许多专家、学者、教授,纷纷在报刊上发表公开检讨自己思想的文章,开展了全国范围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之后,从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主观精神开始,开展了一次又一次的批判知识分子的政治运动。从声势浩大的“反右派斗争”,到连续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从批判“一本书主义”、“白专道路”,到“文革”中“狠斗私字一闪念”,我以为无不是要整掉知识分子个人的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长期以来,我们只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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