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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为“确有其事”这一点是应无疑义了。
毛回答的话，黄宗英版本同周海婴版本小有差异。周版本是“要么他识大体不做声”，比黄版本多了“识大体”三字。我是宁愿相信黄版本，因为她是得自“亲聆”，而周是得自“转述”；再说，加上这三个字，就把“不做声”限制在只有一种原因里，未必符合毛的本意。（我甚至疑心，不但毛未必说了这三个字，就是当时人们转述中也未必有这三个字的，它是不是编辑加工的过程中给添上的呢。）
如果来一点心理分析，研究一下有的论者为什么希望没有这次“毛罗对话”，我想恐怕是因为他自己颇不以毛的这个回答为然，以为说了这话就有损于毛的光辉形象。殊不知道这事只是当年那一场反右派斗争中的一个细节。对这句话如何评价，是同对整个反右派斗争如何评价联系在一起的。既然《历史决议》并没有否定反右派斗争（虽说有一点扩大化），那么谁也不必为毛说过这句话而感到尴尬。大概是因为论者在内心深处觉得《历史决议》中的这一说法理不甚直，气不甚壮，而希望毛泽东没有说过这话吧。
论者为了证明毛不可能说这样的话，还可以举出毛对鲁迅一以贯之的推崇作为反证。这倒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题目。
毛泽东论及鲁迅的文字，见于正式发表的他的著作中的，最早的是1937年10月19日在延安陕北公学鲁迅逝世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其中称鲁迅为“民族解放的急先锋”，“党外的布尔什维克”，“中国的第一等圣人”等等。大约毛自己并不甚重视这一篇，没有将它收入《毛泽东选集》中。在《毛选》里，以大段文字表示对鲁迅的推崇的，最早是1940年1月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其中说的“伟大的革命家”、“空前的民族英雄”、“新文化的方向”、“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共产主义者”、“中国文化革命的伟人”，等等等等，人们都很熟悉，这里就不必详细引用了。
对一个作家，为什么给予这么崇高的评价呢？联系到当时的形势和任务来看就容易明白了。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中失败，撤离了中央苏区，在长征中又遭到了进一步的削弱。幸好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迫使蒋介石停止了剿共战争，才在陕北稳定了下来，有了一块巴掌大的陕甘宁边区。抗日战争爆发，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参加对日作战。这才进入了重新发展的历史时期。为了发展，就需要有大量知识分子参加工作。也就是在撰写《新民主主义论》那时，1939年12月1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个关于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第一节就说：
在长期的和残酷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在建立新中国的伟大斗争中，共产党必须善于吸收知识分子，才能组织伟大的抗战力量，组织千百万农民群众，发展革命的文化运动和发展革命的统一战线。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
第一辑 “毛罗对话”的公案第31节 “要是鲁迅今天还活着……”（2）
在这个文件里，毛泽东还强调地指出了“资产阶级政党正在拼命地同我们争夺知识分子”的严重性。公开地推崇鲁迅，就是毛泽东同资产阶级政党争夺知识分子的一项重要策略，这是实现“大量吸收知识分子”这一战略任务所要求的。鲁迅，这位20世纪上半叶中国影响最大的作家，生前就有“思想界先驱者”、“青年叛徒的领袖”这一类称号。在那些有正义感的、有爱国心的青年学生中，他一直拥有广大的读者。当年许多青年知识分子文化人，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对共产主义和共产党，并没有多少了解；但是他们对鲁迅有了解，有信任。他们从鲁迅那里得到最初的政治观点，相信马克思主义是好的，共产主义和共产党是好的。现在看到共产党的领袖这样推崇鲁迅，每一句话都是自己衷心赞同的，甚至比自己原来想的说得还要好。就这样，经过鲁迅这个中介，他们找到了自己跟共产党的共同点。毛泽东就用表彰鲁迅这一手，使一大批鲁迅的崇拜者变成了自己的追随者。当年一些青年知识分子文化人，是行囊里装着鲁迅的书，千里闯关、越过封锁线，投奔延安的。
这些青年知识分子文化人来到延安，带来了从鲁迅书中得到的“左”倾态度、反对国民党的态度、拥护苏联和拥护共产党的态度，这当然很好。可是他们同时也带来了从鲁迅书中得到的批判精神，有些人还带来了从鲁迅书中学到的写杂文的本领，这可就成了问题了。王实味，这一位曾经把自己的小说稿寄给鲁迅请教的作家，在《解放日报》副刊上发表杂文《野百合花》，说：“是的，延安比‘外面’好的多，但延安可能而且必须更好一点。”当年来到延安的青年知识分子文化人，有不少人是持这种态度的吧。可以设想，如果那时鲁迅还活着，而且也到了延安，大约也会持这种态度的吧。这种态度都是毛泽东所不能容忍的，他将这篇《野百合花》定性为“攻击革命，诬蔑共产党”的文章，王实味本人也因此遭到了整肃。在我看来，王实味可以认为是在陕甘宁边区继承鲁迅传统的代表人物，整肃他，就是给那些也想继承鲁迅传统的知识分子文化人提出一个严厉的警告。
肃清这样一种倾向，是毛泽东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的一个重要目的。毛在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对鲁迅的态度是很耐人寻味的。一方面，继续保持推崇的姿态，例如，在这一篇专门谈文艺问题的讲话中，提到的唯一一部文学作品，就是鲁迅翻译的《毁灭》。他还从鲁迅的《自嘲》（鲁迅自己将它定性为打油诗）中引出“横眉俯首”一联，不问原意另作解释之后，说是应该拿它做座右铭，这岂不是极为尊崇吗。而另一方面呢，他所说的“一切共产党员，一切革命家，一切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应该学习鲁迅的榜样”，仅仅是指学他的“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而决不要去学他的批判精神，学他的杂文笔法。这一点，他说得十分明确：
“还是杂文时代，还要鲁迅笔法。”鲁迅处在黑暗势力统治下面，没有言论自由，所以用冷嘲热讽的杂文形式作战，鲁迅是完全正确的。……但在给革命文艺家以充分民主自由、仅仅不给反革命分子以民主自由的陕甘宁边区和敌后的各抗日根据地，杂文形式就不应该简单地和鲁迅的一样。
重读这段文字，我很自然的联想起鲁迅在《且介亭杂文·买〈小学大全〉记》中的一段话：
清朝虽然尊崇朱子，但止于“尊崇”，却不许“学样”，因为一学样，就要讲学，于是而有学说，于是而有门徒，于是而有门户，于是而有门户之争，这就足为“太平盛世”之累。
朱熹的命运也就是鲁迅的命运吧。所以，在延安，可以有鲁迅图书馆，鲁迅艺术学院，在延长，可以有鲁迅师范学校，足见是何等尊崇。可是谁如果要学样，写点文章批评一下陕甘宁边区的现实，那就请看王实味的榜样。
1949年，陕甘宁边区扩大成了一个新中国。于是就在全国范围内实行陕甘宁边区的章程了。对待鲁迅也是这样，每逢10月19日他的忌辰，报刊上都要发表赞颂他的纪念文章。中学的语文课本，每个学期都选有他的作品。可以说，没有第二个中国作家受到过这样高的推崇，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依然不许学样。1950年的一场关于杂文的讨论，就透露出这样的消息。冯雪峰的《谈谈杂文》一文，是可以看做这一场讨论的总结的，他说，杂文问题，“毛主席在一九四二年就已经有过很明确的指示了”。这就是说，得按照毛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说的那一段话去做。冯雪峰的这篇文章也说了“鲁迅也还是我们应该学习的”，但是提出了若干保留，例如“文字上的那些隐晦和曲折”，“却完全没有去学习的必要了，更不用说去模仿了”（《雪峰文集》第二卷，第230页）。到后来，继承和捍卫鲁迅传统甚至可能成为犯罪。胡风作为鲁迅最自觉的传人，就被带上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关进牢里，直到毛泽东死后才放了出来。这两方面的情况，就是“止于尊崇，不许学样”的鲜明例证。
鲁迅受到很高的尊崇，可是也得付出很大的代价，代价就是必须为尊崇者效劳。有人把这种尊崇说成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