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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场，但他在一边，在地图上划标号，正在计划作战方面的事，他没有作声，就是陈昌浩一个人在那里高谈阔论。谈到晚上十点钟了，我说：昌浩同志，我要回去了，明天还要行军。他才说：好吧，你走吧。我就带了两个警卫员，牵着一匹骡子，离开了。骡子我也不敢骑，让一个警卫员牵着走在前面，我走中间，一个警卫员殿后。我过去在不作战时，从来没有将手枪里顶上子弹的，这次我将手枪子弹上了膛，也叫警卫员将枪里顶上子弹。老实说，我是怕陈昌浩整我，也怕遇上藏在藏民中的坏分子打我的冷枪。我走了半夜多，才摸回一军团军团部。”
红军休息了近一个月，但局势却不容乐观。进攻松潘失利后，红军想由大路去陕甘的计划无法实现。敌人估计到了红军的动向，采取了北堵南压的部署。７月下旬，国民党中央军的薛岳、吴奇伟纵队到达江油、平武一带，接替胡宗南部的防务。胡宗南专管松潘和上、下包座的防御，完成了筑垒和简易机场的修建。王均、毛炳文部进驻甘肃的临洮、天水和静宁、会宁一线，构成两道封锁线。川军从南面步步进逼，缩小对红军的包围。李家玉部占领威州，王瓒绪部占领茂县，杨森部占领懋功。他们企图把红军围困和消灭在岷江以西、懋功以北的地区。
第二部分第６章：沙窝会议前后（2）
面对日益严重的局势，中央领导人十分焦急。松潘计划不成功，必须尽快寻求新的出路。毛泽东恨不得迅速北上，离开这个地方。８月３日，中革军委在朱德主持下，又拟订了《夏洮战役计划》。其要点是：“我松潘战役由于预先估计不周，番反阻碍及粮食困难，颇失时机。现特改为攻占阿坝，迅速北进夏河流域，突击敌包围线之右侧背，向东压迫敌人，以期于洮河流域消灭遭遇之蒋敌主力，形成在甘南广大区域发展之局势。”其军事部署是：以红一方面军的一军团、三军团和红四方面军的４军、３０军组成右路军，由中央直接领导，以毛儿盖为中心集结，向班佑、巴西地区开进；以红一方面军五军团、３２军（原九军团）和红四方面军的９军、３１军、３３军组成左路军，由朱德总司令和张国焘总政委率领，以马塘、卓克基为中心集结，向阿坝地区开进。
新的计划拟订后，本应迅速执行。但是张国焘不着急，他还要与中央把政治路线问题搞清楚。他在回忆录中写道：“中央机构和军事首脑部门旋即北移毛儿盖，但北进的路线仍未查明，还须等待一些时间。我于是主张利用毛儿盖停留的几天来澄清党内的歧见。我所建议的要点是：召集中央政治局会议，检讨党的全盘工作和当前军事问题。由政治局召集两军高级干部会议，统一意志并遴选一些新人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中央工作。政治局果然不得不定期举行会议。这是我们会师后中央政治局唯一的一次正式会议，后来中共称之为毛儿盖会议。”
时隔多年之后，张国焘的回忆显然不准确了。两河口、芦花会议都是政治局会议。他之所以对这次会议特别强调，是因为他准备同中央摊牌——让四方面军领导干部进中央政治局，和现在的中央分享权力。
获悉张国焘的建议后，中央没有丝毫迟疑，立即发出开会的通知：
国焘、昌浩、向前：
请准于明日四小时到达沙窝开政治局会议。并请通知傅钟、博古、邓发、凯丰、富春赶来到会。
闻天
８月３日２１时
８月４日至６日，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南的沙窝寨子召开会议。历史称这次会议为“沙窝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张闻天、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国焘、陈昌浩、刘伯承、傅钟、凯丰、邓发、博古。会议有两项议程：讨论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形势与任务的决议案；解决组织问题。
会议还未开始，就显露出一种紧张的气氛。沙窝是红四方面军１２师陈锡联的防区，张国焘回忆：“这里四面皆山，山上树林茂密，山沟中有一个藏人的小村庄，自成天地。”当张闻天迎接张国焘进村开会时，张国焘发觉他们“沿途通过好几道岗哨，哨兵使用特殊口令，显得戒备森严。当时中央机关另设了一个中央纵队司令部，负责保卫中央机关的安全。当晚全村周围警卫密布，如临大敌”。中央防谁呢？防的就是张国焘。因为中央已经知道张国焘开会的目的是要权，用毛泽东的话，张国焘要开“督军团会议”，仗着人多枪多来压迫中央。张国焘心里也明白，这是一轮新的较量。
会议开始后，张闻天拿出事先准备好的决议草案报告第一个问题。主要内容是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强调创造陕甘根据地和加强一、四方面军之间的团结。报告后，大家进行讨论。
毛泽东首先发言。关于在陕甘创造根据地的问题，他说：西北是统治阶级最薄弱的一环，是帝国主义势力最弱的地方，是少数民族集中的地方。因靠近苏联，政治上物质上能得到帮助。我们应做好准备，特别是到了甘肃、青海、宁夏，派一个支队去新疆。我们基本上是靠自己，得到国际的帮助。我们的困难是这里人口稀少，物质条件缺乏，气候差，但均能克服。因此要用全力实现在西北首先是甘肃建立根据地的战略方针。有了总的方向，我们会合后，要在这里领导全国革命，把党中央放在这里。
毛泽东还谈到一、四方面军的关系。他说：我们的第一个任务是要使一、四方面军和兄弟一样。有些不好的现象难免，过去我与朱德在井冈山会合时，也闹了不少乱子，这些经验今天还有用。两个部队一下合起来，是要经过一个时期耐心的工作，差异能克服的。两个方面军要互相了解，以诚相待。
朱德发言说：两个红军主力会合后力量增强了，创造川陕甘苏区是有把握的。要提高自信心，克服各种困难去战胜敌人。对一、四方面军不能轻率地说谁好谁坏，存在的缺点是可以改进的。
张国焘发言说：一方面军应检查自己的缺点错误，四方面军也是如此，这才是布尔什维克的态度，各种问题才能解决。这方面据我看没什么了不得的问题，但从自我批评来讲，有些问题未注意到。一方面军有过光荣的历史，退出中央革命根据地后，是打掩护战，受了很多损失。这教训是值得研究的。四方面军一路打了很多胜仗，开展苏区，英勇善战。四方面军西征是运动战，怎么说成是逃跑？退出通南巴是否轻视根据地？这些提法都是不对的。到了少数民族区域一定要组织政府，不管叫不叫联邦。西北特委所领导的少数民族工作原则上是正确的。
张国焘口气强硬地说：不管哪个部队，一定有失败情绪、疲劳现象、纪律松懈，如果政治部把这些看轻了，就会影响整顿。要抓紧整顿，不是要向负责人来解释的问题。四方面军不能估计它落后，它是工农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军队。纪律问题，党与军队的纪律有什么分别？我们并不赞成肉刑，就是有打骂，性质一定要弄清，不然会放松纪律。政治局的同志对一方面军了解清楚些，同四方面军会合有些地方或许不融洽，但不能说四方面军干部是反党。这些同志是党的柱石，应当吸收到中央工作。
陈昌浩配合张国焘的发言说：大家都是站在党的立场上，关于党的领导问题，不应当说哪个反党，使下面怀疑不好工作。四方面军并没有人说党的路线不正确，只有我个人与泽东谈过话，说遵义会议前是单纯防御，遵义会议后又是决战防御，我以为只有进攻才是对的。后来经过与同志们谈话，我现在没有怀疑了。下面的干部有的凭本身经验来评价一方面军，但我可以担保他们没有反党思想，只是对一方面军有些批评（如说纪律松）。估计一方面军，好的应指出。主要的危险是右倾，干部不负责任。应专门进行整顿。四方面军到通南巴，张主席就说要建立根据地，坚决打敌人。出通南巴是由于战略决定向西发展，与敌情有关，与中央军委指示有关。我们主观上没有想要放弃通南巴，退出通南巴没有错。
周恩来说：当前敌我力量的变化，我们的力量增强了。我们可以依靠这个力量来消灭敌人，建立苏区。要相信自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