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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革命形势究竟是高潮还是低潮？是在胜利进攻还是在退却？《决议》反复强调一、四方面军会合后，革命的力量大大增强了。敌人的力量则是“绝对的削弱”，“国民党的统治是在削弱和崩溃中”。张国焘认为这是吹牛。在与中央分裂后，他在红四方面军的一次讲话中批判张闻天、博古等：“他们惯吹牛皮，口口声声说敌人失败了，敌人削弱了，甚至在离开中央苏区后还不断说我们胜利了，丝毫也不加以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的分析，这不是自欺欺人是什么呢？可是列宁曾告诉我们，这种政治家是没有用的，当他们应该利用时机休息整理的时候，反失却战胜敌人的信心，而继续逃跑。”张国焘轻蔑地说：“我们和机会主义者有所不同的地方，就在于我们准备在最艰苦困难的环境中进行革命战争，争取革命的胜利。而不仅在有篮球打，有馆子进，有香烟抽的时候才来革命。”
张国焘认为：当时的革命形势毫无疑问是处于低潮。他后来在四方面军中的一次讲话中阐述了他的观点。他说：“中国苏维埃运动与民族革命新高潮的联系究竟是怎样呢？没有粉碎五次‘围剿’对于中国苏维埃运动有什么影响呢？现在我们可以肯定的说，五次战役是敌人的主力与我们的主力红军残酷决战的一幕。结果主力红军退出了中央苏区。当时左翼的红四方面军，右翼的二、六军虽然不断的取得了胜利，但不能决定一切，不能补偿于主力红军的损失，结果主力红军不能不退出了中央苏区。这是划时期的一个关键，我们没有粉碎五次‘围剿’，在相当意义上说苏维埃运动是遭受了一些挫折，苏维埃运动从胜利的向上发展而转为相当的停滞与降低。”
“主力红军退出中央苏区后，经过八个月的长途行军，经过一、四方面军的会合，一直到现在民族革命新的高潮的来临。这一时期我们是否可以说中国苏维埃运动已经得到极大的发展？同志们，如果我们用冷静的头脑来结合用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来分析，那么，在今天我们还不能有这种过分的估计。我们要正确的认识，我们得到了一些发展，然而还不是一些具有决定意义的发展；我们取得了一些发展，还不能使我们有能力去和敌人进行决定胜负的决战。”
“另一方面，我们能否说中国苏维埃运动还是继续低落下去，没有前途呢？不！决不能如此说。事实上也不是如此，相反的，是要得到了一些发展，而且苏维埃运动是在与新的民族革命高潮结合的过程中。五次战役中苏维埃运动受到一些打击，比较低落了一些，但现在是处在两个高潮的中间，新的苏维埃运动的高潮不可避免的快要到来。”
对张国焘的这些论断，毛泽东是半赞成，半反对。长征是中国革命处于低潮的表现，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这种退却不应看成是绝对的，否则就会对革命的前途丧失信心。长征是战略转移，转移到一个合适的新地区再图发展。在１９３７年３月延安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批判了张国焘“两个高潮之间”的理论，指出这是张国焘向少数民族偏僻地区退却逃跑的指导思想，是把四方面军引向失败的错误路线。但是张国焘叛逃之后，在１９４３年延安整风时，毛泽东对沙窝决议和张国焘的观点又重新作了评价：“估计苏维埃运动是退却，今天来看过去形势、当时形势的确是敌人迫使我退却，不过形势是转移。实质上也可说是地区的退却，退到新的阵地来创造新的苏区，组织新的力量来支持革命，迎接新的革命斗争形势，当然不是说全局都是退却，因为全局也不是普遍发展着进攻。假如认为是全局低落及退却，那就会取消自己的存在。这不符合现实，也不了解中国革命斗争的特点。”
第二部分第６章：沙窝会议前后（4）
在张国焘与张闻天、博古等人的矛盾冲突中，我们既不能肯定哪一方是完全正确的，也不能说哪一方是完全错误的。毛泽东的看法与他们又有差异，这就形成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内错综复杂的局面。凯丰、博古等人把失败硬说成是胜利，把退却说成进攻，当然不能令人信服。但是张国焘对革命前途作了悲观的估计，也不能提高红军的士气，把革命引向胜利。毛泽东是很实际的，他知道以红军目前的实力，不能与国民党硬拼。再沿着“左”的一套走下去，会把红军彻底断送。但是革命必须继续下去，听从张国焘的意见，在这荒凉的少数民族地区长住下去，也是没有前途的。因此他在决议和两次发言中，都坚定地表示一定要北上去开辟西北的陕甘根据地，并派一支部队去新疆或宁夏打通国际路线，背靠苏联坚持革命。毛泽东在会后修改决议草案时，曾对总参谋长刘伯承说：“我总想，这个根据地要在黄河以东，不能在黄河以西，这样才好和群众结合。”这是一个卓越的预见，几十年后，刘伯承元帅回忆说：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毛主席说：唯物主义彻头彻尾，彻里彻外，彻始彻终，就是领导群众斗争。他说：“我提出一个问题：中国共产党有存在之必要，你不给群众办好事，不领导群众斗争，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嘛。”根据地放在河东，以后抗日东进，就看出主席这个思想来了。
中央领导人都明白：张国焘之所以反复纠缠政治路线问题，是要在党内树立他的权威。特别是他目前处于人多枪多的优势地位，使中央更为担心。虽然双方在决议中都高唱加强一、四方面军兄弟般的团结，但隔阂和矛盾却越来越深，成为两大山头的对立。当沙窝会议讨论第二项议题——组织问题时，一场权力分配的较量就无法回避了。
主持会议的人拿出一个事先准备好的方案，宣布这次会议要吸收四方面军干部参加中央工作。由政治局提议：
补选三个中央委员：徐向前、陈昌浩、周纯全。
补选三个中央候补委员：何畏、李先念、傅钟。
中央政治局补选二人：陈昌浩为政治局委员，周纯全为政治局候补委员。
张国焘立即说：“在坚决提拔工农干部上可以多提几个人。”
毛泽东说：“四方面军的干部有很多好的干部，而我们只提出这几个同志，是很慎重的。本来政治局不能决定中央委员，现在是在特别情形下这样做。其他干部更可以吸收到各军事政治领导机关工作。”
张国焘态度强硬地说：“本来要提出（四方面军）九个同志都到政治局，以便提拔工农干部和学习领导工作。”
毛泽东委婉地拒绝他的要求，说：“国焘同志的意见是很好的，将来可以多吸收到中央机关及其他部门来。”
张国焘不好再闹，中央对方案又作了调整，陈昌浩和周纯全均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毛泽东又提议：恢复红一方面军司令部，由周恩来同志负责（因为周将红军总政委让给了张国焘）。四方面军不变，红军仍然分成两个方面军。对红军指挥机关又作了若干调整，经大家一致通过，红军指挥机构和负责人的情况如下：
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
主 席 朱 德
副主席 张国焘 周恩来 王稼祥
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部
总司令 朱 德
总政治委员 张国焘
总参谋长 刘伯承
总政治部主任 陈昌浩
副主任 杨尚昆 周纯全
红军前敌总指挥部
总指挥 徐向前
政治委员 陈昌浩
参谋长 叶剑英
副参谋长 李 特
政治部主任 陈昌浩（兼）
副主任 傅 钟
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
司令员兼政委 周恩来
参谋长 周 昆
政治部主任 朱 瑞
副主任 罗荣桓
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
总指挥 徐向前
副总指挥 王树声
政治委员 陈昌浩
参谋长 倪志亮
副参谋长 王宏坤
政治部主任 李卓然
副主任 傅 钟 曾传六
张国焘终于摊牌了。他要求将四方面军中九名干部提拔为政治局委员，当时连他本人在内，中央政治局共有八名政治局委员，两名政治局候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