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皖难以继续坚持下去。１９３４年１１月，在军长徐海东、政委吴焕先和中央代表程子华带领下开始长征。他们转战千里，进入陕西终南山区。１９３５年７月，原鄂豫皖省委交通员石健民同志历尽艰险，从西安出来找到了２５军，带来了遵义会议的文件和一、四方面军会合的消息。在行军途中他们看到《大公报》上有一条消息：一、四方面军在川西会师后，继续北上，先头部队已经到达松潘。大家高兴万分，决定向甘肃进军，迎接中央和主力红军的到来。吴焕先给中央写了详细的报告，汇报２５军长征的情况，派人送往川西北（遗憾的是联络员没有找到中央）。２５军翻山越岭，进至甘肃天水附近。吴焕先政委对徐海东军长说：“快见到毛主席了，咱们还不认识他呢。”因为没有电台，无法与中央取得联络，敌人四面围攻。２５军领导人决定转向陕北，去会合刘志丹。不幸，在六盘山下的一次战斗中，吴焕先政委牺牲了。
１９３５年９月，红２５军进入陕北根据地。１６日在延川县永坪镇与陕北红军会合。双方领导人开了联席会议，红２５军、２６军合并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五军团，徐海东任军团长，程子华为政委，刘志丹为副军团长兼参谋长，高岗任政治部主任。下辖三个师。合并后的十五军团有７０００多人，陕北的革命形势空前高涨。
十五军团成立后，于１０月１日在甘泉县的劳山打了个大胜仗，消灭了东北军一个师。从缴获的敌军文件中徐海东和刘志丹得到确切消息：毛泽东带领的中央红军离这里已经不远了。徐海东兴奋地说：“毛主席快到了，再打它一仗，作为见面礼！”徐海东、刘志丹给后方的程子华写信，建议十五军团到关中去迎接中央红军。程子华表示：“敌军文件是一个多月前的，中央红军要来关中苏区的话，已经来了，用不着我军全部去。要是没来关中，那就是到别处去了，十五军团去就会扑空。十五军团远去关中，来回要一个多月，敌军会乘虚占领永坪镇，苏区就困难了。不如十五军团继续向南打，调动西安敌北援，以此配合中央红军的行动。”后方领导都同意程政委意见，并通知了前方指挥员。十五军团暂时没有动，等待中央更确切的消息。
第二部分第１０章：在陕北站住脚（3）
徐海东、刘志丹在前方作战，后方却在策划“肃反”。陕北党的个别负责人给刘志丹等干部戴上“右倾取消主义”的帽子，声称２６军里有暗藏的敌人，要进行肃反。这些情况，在前方的刘志丹都不知道。保卫局抓人后，用刑讯逼供的残酷手段迫使他们承认自己是反革命，并招供出所谓的“同党”。短短几天内范围就越搞越大，发展到怀疑刘志丹、高岗、张秀山等主要负责人和２６军营以上干部。
顾忌到刘志丹在陕北红军的崇高威信，“肃反”负责人决定秘密逮捕他。他们给前方指挥部写了一封信，让刘志丹回后方瓦窑堡开会。１０月６日刘志丹接到信后，并未怀疑这里有阴谋，交代了工作就骑马前往瓦窑堡。半路上突然遇见一个通信员，拿着一封省委给前方指挥员的信。通信员看到刘副军长，就把信交给他看。刘志丹看见信中写道，要前方“防止突然事变”，从中感到事态的严重。但是心怀坦荡的刘志丹还没意识到自己的险境，他自信忠诚革命，心里没鬼，有什么好怕？他把信重新封好，让通信员送往前方，自己径直回瓦窑堡来。
刘志丹回来后，立即被关进保卫局的窑洞，名曰“审查”。很快，高岗等一大批干部在后方被逮捕，习仲勋当时也被抓了起来，与刘志丹等人关押在瓦窑堡城内一家旧当铺里。每天挨个被拉出去提审。２６军营以上干部几乎都抓起来。陕北苏区内乌云翻滚，每天都有人被拷打，被杀害。短短２０天内，被杀害的陕北红军干部多达２００余人！刘志丹的妻子女儿得不到刘志丹的消息，四处寻找，都被保卫局的人拒之门外。她们看到有人在瓦窑堡城门外挖了一个可容几十人的大坑，听人们说，有一批犯人将在这里被活埋。她们伤心地认为，刘志丹恐怕是在劫难逃了。
这时，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已经进入陕西境内，正在努力地寻找刘志丹的红军和苏区根据地。没有通讯联络，人生地不熟，陕北这么大，到处是黄土坡，刘志丹的红军在哪里呢？毛泽东心里很焦急，这支疲惫不堪的队伍越来越难带了。
黎明前的黑暗往往是最难熬的。红军在经过荒凉可怕的雪山草地后，一旦到了有吃有住的地方，有的人就再也不愿意往前走了。所以，每到一个村镇，都有人不辞而别。说他们当叛徒，投国民党那不是事实，有人转道回老家，有人被当地农民收留，还有的被“土豪婆”（其实只是稍微富裕一些的农民）招了女婿。《彭德怀自述》中说，中央红军“在哈达铺整编时一万四千余人，到吴起镇只剩七千二百人了”。我们知道这段时间内红军没打什么大仗，减员却有一半之多，即使这个统计未必精确，逃亡现象之严重也可见一斑。
还有一些“左”的行为造成部队人心浮动。王平上将回忆：“红一方面军北上途中，部分领导干部产生了一些过激情绪，特别是在哈达铺整编以后，原红三军团的一些干部和部队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整编时，从中央和红一军团调了一部分干部到二纵队（即原红三军团）担任领导工作，这部分干部对红三军团的干部战士印象不好，看不起三军团的同志。从哈达铺到吴起镇一千多里的急行军中，二纵队一方面要同尾追的敌人打仗，一方面还要部队不断整顿纪律，弄得干部情绪不高，部队苦不堪言。”
“红三军团在过草地以前，由于去黑水迎接红四方面军主力，战线拉得很长，结果没有获得其他部队那么长的整训和物资准备时间。过草地时担任后卫，困难就更多一些。所以到哈达铺的时候份外狼狈，人人衣衫褴褛，就背着一个烧得黑黝黝的脸盆或烧水缸子，像叫花子一样。在哈达铺休息时间太短，体力没有得到应有的恢复，接着又长途行军，掉队人员增多本属正常现象。但是，红一军团来的干部和政治保卫机关却认为这是情绪不振，甚至怀疑掉队的人会投敌叛变。这是原因之一。”
“红三军团在彭德怀军团长的言传身教下，始终保持艰苦奋斗的本色，领导干部和士兵的伙食完全一样，形成一种上下一致，官兵平等，同甘共苦的传统。外单位调来的人很不习惯，总想单独搞点吃的，这样红三军团的同志也看不惯，有时在下边议论，讲几句怪话。这样就被一些领导抓住不放，成了要整顿纪律，审查干部的一个理由。这些本来通过教育可以解决的问题，一些‘左’倾思想严重的人却看成是丧失革命信心的表现，说什么原来红三军团的干部是‘右倾’，是‘十足的机会主义，要重新武装头脑’。后来，彭德怀同志听到这些话，非常气愤地说：‘讲这些话的人才是十足的机会主义。’可是，中革军委只听一部分人的意见，还是决定在第二纵队整顿纪律，并派罗迈（李维汉）来审查干部。罗迈来了解情况以后，在一起行军时他对我说：‘反映的情况不大对头。’他给原红三军团的干部都逐一作了结论，认为三军团的干部年轻力壮，工作积极，作战勇敢，革命坚决。”
“那时保卫局把跟不上队或讲几句怪话，说成是对革命的态度问题，除了强调整顿纪律和审干以外，采取惩罚以至处死的办法来处理。这就使第二纵队的干部们一度引起恐慌情绪。到吴起镇时，通讯科长谢嵩见到我，他情绪懊丧地说：‘你这里有什么好吃的，给我弄点来，而今晚上脱了鞋袜，第二天能不能穿上还是个问题。’他给我说，到甘肃来的路上，有些人不明不白地被保卫局逮捕处决了，死在自己人手里，真还不如在前线被敌人杀了好。”
“据我和黄克诚回忆，当时被保卫局处决的有原红四师管理科长邱湘，曾在我团当过参谋长的康胜扬，原红十团卫生队政委曹企贤等。还有一些记不起名字了。曹企贤就是因为卫生队丢了几个病号而被处决的。黄克诚那时是第二纵队政治部军事裁判所所长，他坚决反对这种做法，处决人他拒绝签发布告。但这都是上头保卫局决定的，尽管他不签发，别人还是以他的名义发了布告。１９５９年庐山会议，又把军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