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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英出席会议。因为林育英是中共中央与张国焘之间的调解人，也是最重要的知情人。如果没有他在场，张国焘与中央之间的许多问题就说不清楚。但是张闻天拒绝了张国焘的要求。
３月２７日会议开始后，首先由张国焘作检查。他承认自己在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是犯了路线错误、退却逃跑错误、反党反中央错误，承认自己对民族革命运动、中央红军的胜利和人民群众的力量估计不足，对敌人的力量估计过高，因而悲观失望，主张退却。对北上问题，承认自己对中央的方针发生怀疑，承认后来由于朱德拥护中央，广大干部拥护中央，促使他有了转变。但是北上以后，又改为西进，仍是对民族革命运动估计不足。他表示要与自己的错误作坚决斗争，还没有认识的问题，也要很好地检查一下。
朱德总司令发言批判张国焘的错误，并叙述了他在南下时期同张国焘进行的斗争。他说：张国焘从鄂豫皖时期开始，就完全成为个人指挥党。他不相信党，不相信阶级，只需要个人的党，不需要布尔什维克的党。因为党和红军都是有组织原则的，而国焘不要这些原则。在会合时，他对中央极不尊重，自以为是列宁主义。这是他反党反中央的来源之一。自从宣布中央逃跑后，他更蔑视中央。后来召集会议反对中央，我说：“我是总司令，我便不好参加。”国焘骂中央，当然我也是在被骂之列。从阿坝会议到松岗（卓木碉）会议，反党反中央的罪恶他做了不少。在松岗会议我指出：“不要与中央对立。”当与二方面军会合时，他们要向二方面军去宣传中央的“错误”。我说：“不要宣传。无论如何，弼时是宣传不到的。”他不信，而且发火，说我向他进攻。
批判了张国焘的错误，朱德最后说：“国焘同志是老党员，但是他的思想是机械唯物论，只看形式不看内容。我希望国焘同志承认错误，应该以列宁主义为中心，以党放在前面，不要忘记了党。只有相信党才能领导革命，脱离了党的立场是没有出路的。”
朱总司令的话有理有节。对张国焘过去的所作所为，朱德是见证人。他所揭露的完全是事实，张国焘抵赖不了。但是朱德以宽厚的胸怀，向张国焘伸出挽救之手，耐心帮助他认识错误，以改正错误。比起南下时张国焘对朱德的侮辱迫害，更显示了朱总司令的高尚品德。张国焘对朱德是口服心服，即使在几十年后写回忆录时也没有否认这一点。
任弼时同志在发言中批判了张国焘在二、四方面军会合后的分裂行为。他指出：张国焘在二、四方面军会合前就召集会议作布置，只准大家说一方面军坏，不准说四方面军的缺点。二、四方面军会合后，张国焘就派人送来攻击党中央领导同志的文字材料，还派了一个“委员会”到二方面军做反中央的宣传。后来张国焘还下令要把六军团交给他指挥，并准备调换二、六军团的领导。还坚持要召集二方面军的干部会来求取一致。二方面军领导对张国焘进行了抵制，向张国焘指出他不承认中央领导的错误。任弼时说：张国焘是不想和一方面军会合的，到哈达铺后，张国焘提出由齐哈玛过黄河。经二方面军领导反对，他才放弃了原来的企图。但是张国焘还是想用主力出夏、洮，基本企图是过黄河以西，拒绝与一方面军的会合，又遭到大家反对。任弼时回顾历史说：“八七”会议前后，张国焘不同意党领导农民进行土地斗争；南昌起义时，他想阻止起义；“六大”时张国焘是“右”的代表；对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张国焘认为是幻想，一点可能也没有。任弼时认为，张国焘长期以来看不到革命的形势，看不到阶级力量的变动。由于他在党内有很深的派别成见，到了一、四方面军会合后，便发展到了最高峰。他坚持南下，使四方面军力量消耗很大。瓦窑堡会议后，他实际上并没有什么转变。
几天会议中，发言十分热烈。彭德怀、林彪、贺龙等批判了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罪行，康克清揭露了阿坝会议期间张国焘反对中央的罪恶和对朱德、刘伯承等同志的迫害。原四方面军的傅钟、王维舟、罗世文等同志揭发了张国焘在四方面军中实行军阀统治，打击迫害革命同志的罪行。何畏等则检讨了自己追随张国焘所犯的错误。
第五部分第２３章：批判张国焘（3）
毛泽东在３月３０日的会议上作了长篇发言。他指出：张国焘路线毫无疑义是全部错误的。我们欢迎他的转变，这是中央的干部政策。张国焘的哲学，一言以蔽之是混乱，其中主要的东西是机械论和经验论。他只承认看得到的东西，因此他的思想是反理论反原则的。他老是将自己描绘成实际家，恰恰证实他是真正的经验论。那次我们接到捉了蒋介石的消息以后，他举出几十条理由要求杀蒋介石。张国焘要改正自己的错误，首先要放弃自己的经验论。他只看到局部而看不到全体，只知道有今天而不知有明天。由于进行科学的分析，所以我们能预见运动的法则，在军事上即是有战略的头脑，这正是张国焘所缺乏的。张国焘的机械论，只看见形式，不看见内容。他把日本和蒋介石看作有无穷力量的魔鬼，害着恐日病和恐蒋病，说什么十倍于现在的力量也不能战胜日本，在革命战争中只想起后梯队的作用。他看不见日本和蒋介石都存在着种种矛盾。他不承认事物内部的矛盾，不知道红军中、共产党内都有矛盾，只有加强党内斗争、思想教育和党内民主来解决这些矛盾。
谈起长征中的斗争，毛泽东说：张国焘在鄂豫皖的初期，还不能说是机会主义路线。自从打了刘湘以后，便完全形成了机会主义路线。他到川西北以后，弄出一个联邦政府，还要造出一个政治局。会合后中央要迅速北上，他按兵不动，中央尽力迁就他，安他一个红军总政委。但是一到毛儿盖，就反了，要用枪杆子审查中央的路线，干涉中央的成分和路线，这是完全不对的，根本失去了组织原则。红军是不能干涉党中央的路线的，张国焘在分裂红军问题上做出了最大的污点和罪恶。左路军和右路军的时候，叶剑英把秘密的命令偷来给我们看，我们便不得不单独北上了。因为这电报上说：“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当时如果稍微不慎重，那么会打起来的。
毛泽东最后的话使在座的同志都为之震惊。这件事情毛泽东在俄界会议上没说过，除了凯丰的文章，毛泽东是首次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这件事情。除张国焘外，其他当事人没有在场。叶剑英在西安，徐向前、陈昌浩还在路上流浪。在以后的日子里，凡是提及长征中的“密电”问题，最原始的出处就是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的讲话。
毛泽东继续说：反党的“中央”成立之后，中央还是采取忍耐的态度。那时张国焘的电报却凶得很，“禁止你们再用中央名义”的话头都来了。我们却慎重得很，当时中央通过的关于反对张国焘错误的决议，只发给中央委员。
毛泽东最后说：张国焘入党以来，还曾有若干阶段是在党的路线下工作的，但是他的机会主义史的问题是必须要指出来的。我们应该用诚恳的态度要求张国焘转变，抛弃他的错误，今后应从头干起。
最后一天的会议由张闻天作总结性的发言。他历数了张国焘路线的错误及张国焘本人在历史上的机会主义表现，基本上是重复了毛泽东的讲话和综合了各位同志的发言。他强调了对张国焘路线作斗争应注意的几个问题：１． 无情揭发张国焘路线，来教育全党同志。否则党内不能统一。２． 要把反对张国焘路线的斗争同四方面军的干部分开。这些同志以为国焘就是党，受了国焘的欺骗。我们要帮助他们来反对国焘路线，帮助他们进步。３． 对犯错误的同志不应采取报复主义，主要用说服教育的方法使之转变。４． 对犯错误的人（指张国焘），不要轻易相信，要看实际的表现。５． 要消灭张国焘主义，应加强党内教育，扩大民主，发展自我批评，从原则上解决问题。
对大家要求开除张国焘党籍、撤销其党内职务问题，张闻天建议暂时不作组织结论，给张国焘一个改过的机会。他的话得到大家一致赞成。
这时，主持会议的博古要张国焘表示态度。张国焘沮丧地站起来说：“各位的发言，特别是几位中央政治局同志的发言